1960年11月，刚在耶鲁大学任教不久的傅高义回哈佛探望朋友，有人问他是否愿意研究中国，他老实答：“没想过。”一句无心之言，让他成了日后影响巨大的中国研究者“先遣队”的一员。这本书里，八位学者用一生回答同一个问题：如何看清中国。

一扇关上门，反而逼出了一门学问

把镜头拨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关闭了对美国的大门，美国一些政治家还寄希望于蒋介石“反攻大陆”，认为不必花大力去了解新中国。麦卡锡主义笼罩下，连“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中国”都令人噤若寒蝉，很多大学因此没有扩大东亚研究。研究中国的学者，寥寥无几。 于是就有了傅高义那个“没想过”——它不是冷漠，而是一个日本研究者被导师点醒后的转折。导师对他说：想搞好美国社会学，就该到国外去，做比较研究；欧洲太接近，非洲差距太大，最好的选择是去日本。于是他1958年赴日，第一年学日语，第二年做家庭调查，几年后出版了第一本书《日本的新兴中产阶级》。这本书“以他在东京做的访谈、调查和现场观察为基础，是研究日本终身聘用制的开山之作”。 你看，这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观察开关：**当一条路被堵死，视野反而被迫转向别处。** 费正清在二战后单枪匹马创建现代中国研究领域；傅高义本打算研究日本，却阴差阳错成了“中国先生”；伊沛霞童年时“中国”对她只是一个遥远的词，直到越南战争让“亚洲”这个词变得具体。门关上了，窗却被 somebody 推开——这几乎是他们共同的起点。

同一个“中国”，八种切法

这本书最耐人咀嚼的，是它不替你下结论，而是把八种“看中国的方法”并排摆开，让你自己横看侧看。 费正清凭“挖掘中国的更多史料档案，来创建一个更加全面的中国现代史观”，“冲击—回应”成了理解近代中国转型的典范。柯文却从批判这个模式起步，用“中国中心观”——也就是“在中国发现历史”，把方向掉头。傅高义通过邓小平这个最高层理解当代中国；裴宜理更关注“民众反抗与底层政治，横跨政治学与历史学领域”，被形容为破解“造反的密码”。伊沛霞从女性、皇帝、贵族这些“于历史细微处”理解传统中国。周锡瑞从义和团、辛亥革命，从一个“叶”姓家族切入。葛兆光把“中国”放进全球文明交流，许倬云则“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 葛兆光在序里一句话点破了这种并置的价值：好的历史学者“忍受不了人云亦云，绝不可能鹦鹉学舌”，他们“各自有各自的中国认识”，所以才有“被访谈”“被记录”的价值。

走进那扇门

自几年前从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退休后，周锡瑞回到了他年轻时求学的地方伯克利居住。在盘山小路上绕行一段，找到周夫人叶娃给我们的地址，进入一扇表面上看并不起眼的小门，入门后拾级而上，我恍然发现里面别有洞天：各种植物葱茏繁茂，小院错落有致。周锡瑞教授早已站在那里迎接我们，身材高大的他站在房门口，令人顿生“顶天立地”之感。他说年轻时身高大约六英尺多（195厘米），“现在我缩小了”，他打趣道。
这一段值得慢读。门面上不起眼，拾级而上，别有洞天——作者写的是周锡瑞的院子，写的却是一群海外学者一生的姿态：在不起眼的地方，走进中国，又在中国之外回望中国。

几个让我停下来的细节

书里最动人的，往往是这些无法被理论收编的“具体”。 柯文说：“我不扔任何东西。”有朋友劝他清理，他最终什么也没扔。某天整理桌子，他发现一个标着“1988年感恩节”的文件夹，里面是那一年家庭聚会的照片，“我儿子当时27岁，现在他已经61岁了！而里面的女性还是我当年约会的对象……太有意思了！”——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把一生过成了对“保存”这件事的执念。 许倬云在匹兹堡的公寓里，用两个手指头操纵着轮椅“穿梭自如”，却毫不避讳地调侃自己的残疾。他形容自己是“在磨盘上长大的孩子”，“从8岁起就开始看报纸，直到今天……每一天的报纸都看，从来没断过”。“苦的是看见世界的苦人苦事太多太多”，临别时，老人用力、大声地说：“你们一定要加油啊！” 而裴宜理，1948年出生于上海，出生不久便因时局离开。半个多世纪后，移民官每次问“你为什么出生在红色中国？”她打趣：“我出生的时候它不是红色的，只是有点‘粉’而已。”说完，神色又黯了下去，随即掠过，爽朗大笑。

现在，轮到你去

不必从第一页读起。今晚做两件小事： 其一，翻到许倬云那一章，只读他说的“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这句话，是整本书八位学者各自路径的交汇点。 其二，找一张世界地图，把书里这八个人的名字标上去：美国、台湾、上海出生、北京下放贵州凯里……看看“谁在看着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
如果这五分钟，让你对“中国”这个字多了一丝会意，对我的工作便已是莫大的成全。去吧，放下这篇文章，去读属于你的《历史的钟摆》——钟摆朝向何方，取决于你如何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