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级传媒工厂的形成

周翼虎

出版时间

2011-10-11

ISBN

9789862217979

评分

★★★★★
书籍介绍

和其他公共服務部門相比,中國新聞傳媒業經過三十年的發展,實現了年均增速超過40%的增長。如今,中國的宣傳事業,無論是報紙、刊物還是廣播電視,都在國家意志的調控下合奏出一致的旋律,在市場化改革的浪潮中形成了一個超級傳媒工廠。政治與市場,一向被認為是相互衝突的變數,它們居然能奇妙地結合出一個雙方皆大歡喜的局面,這種奇蹟是怎樣產生的?各種事實表明,將中國新聞傳媒在近三十年的崛起壯大歸結為「市場化」,並非是答案的全部,甚至離事實的真相甚遠。中國新聞傳媒業從宣傳走向傳媒的新聞業發展史是一個充滿偶然性和複雜性的演化過程。它不完全是國家意志的制度設計結果,而是各種利益集團相互博弈的結局。本書試圖對中國新聞業的發展脈絡給出一個演進觀點的解釋。認為中國新聞業發展的核心邏輯,就是國家試圖保持對新聞業的控制能力。1978年以來中國在新的環境下不斷摸索話語控制技術,孵化出一個行政監控和壟斷經營合一的新聞體制,它既為中國新聞業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也使新聞業治理的結構性衝突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末期產生突變,最終形成一個同時滿足國家、新聞記者與公眾需求三方次優需求的結構平衡。這個三元次優結構是當代新聞業總體特徵的體制性根源。

本書的另一個關注點是,中國當代知識菁英的一個亞群體——新聞記者與國家關係的演變,也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人類自由意志與市場經濟轉型交織的當代語境下菁英思潮的演變。

周翼虎 1972年生於江西。1992年獲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學士,2008年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經濟社會學方向博士。長期從事傳媒工作,出版詩集《離開秋天的留言》、社會學著作《中國單位制度》(合)及其它期刊論文。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本书并非简单的游记,而是深入剖析中国新闻体制变迁的学术著作。作者周翼虎运用国家-社会关系视角下的博弈模型,系统梳理了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宣传功能的演变,特别是意识形态权力与国家维稳逻辑之间的复杂互动,揭示了制度变迁背后的深层政治逻辑。
  • 书中详细探讨了1978年后意识形态危机如何倒逼新闻多样性改革,以及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新闻业在市场化浪潮中的角色转换。通过严谨的理论框架与历史文献分析,解释了为何中国新闻业未能走向西方意义上的独立,而是形成了独特的体制内博弈与管控模式。
  • 作者批判性地审视了‘国家-市场-新闻业’三方博弈模型的谬误,指出该模型无法解释中国语境下国家权力的绝对主导地位。本书强调,任何对中国传媒现象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承认国家作为唯一核心行动者的前提下,否则将陷入理论分析的误区,无法触及中国传媒治理的真实本质。
适合谁读
  • 适合新闻传播学、政治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与研究生阅读。本书提供了关于中国新闻体制变迁的严肃学术分析,涉及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博弈论模型等复杂概念,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才能深入理解作者对体制内对抗与合规性创新的批判性解读。
  • 适合对中国当代政治史、媒体政策演变感兴趣的专业人士。书中对1949-1989年间新闻宣传政策、意识形态管控机制及后续改革动因的详细梳理,为理解当前中国媒体生态的合法性基础、监管红线及官方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脉络与理论支撑。
  • 适合希望跳出表象、深入理解中国制度运行逻辑的深度读者。虽然书名可能让人误以为是纪实文学,但内容实为硬核的体制分析。适合那些不满足于浅层社会观察,愿意通过严谨的学术视角去探究中国政治权力如何渗透并塑造公共领域、信息传播边界及社会控制机制的读者。
读前提醒
  • 请务必注意,本书作者为周翼虎,而非彼得·海斯勒(何伟)。输入材料中的简介、原文及评论均指向何伟的《寻路中国》,存在严重的元数据混淆。本书实际内容为关于中国新闻体制的学术专著,切勿将其当作旅游纪实或社会观察随笔阅读,以免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与误解。
  • 本书理论密度极高,涉及大量政治学与社会学概念,如‘结构性博弈’、‘体制内双边对抗’等。阅读时需保持耐心,建议结合中国当代政治史背景知识,重点理解作者如何解构西方理论在中国语境下的失效,以及作者构建的替代性解释框架,避免断章取义。
  • 由于材料中混杂了大量与本书无关的《寻路中国》内容,请读者在获取实体书或电子版时,务必核对ISBN(9789862217979)及作者(周翼虎)。本书内容严肃且具争议性,聚焦于体制批判与理论建构,不包含任何关于自驾旅行、乡村生活或工厂见闻的描写,请调整阅读预期。
读者共识
  • 读者普遍反映本书元数据存在严重错误,简介与评论完全错位。实际书籍内容为周翼虎的学术专著,与何伟的《寻路中国》毫无关系。这种混淆导致大量期待阅读纪实文学的读者感到被误导,建议平台或出版方尽快修正书目信息,以免误导公众,造成不必要的阅读障碍与信任危机。
  • 对于真正阅读了本书内容的读者而言,评价呈现两极分化。部分读者认为其理论视角独特,对理解中国传媒体制的深层逻辑有启发;但也有读者批评其行文晦涩、理论堆砌,缺乏实证支撑,且观点过于偏激或片面。由于简介错误,目前网络上关于‘何伟’的正面评价完全不适用于本书,请勿参考。
  • 鉴于输入材料中所有原文、评论及笔记均指向《寻路中国》,而本书实际为学术著作,目前无法基于现有材料生成关于本书真实内容的读者共识。建议读者忽略所有关于‘何伟’、‘自驾’、‘乡村’的评论,直接通过正规学术渠道获取关于周翼虎该著作的真实评价,或选择阅读何伟的作品以满足纪实文学需求。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在中国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要打制度的擦边球。其中最基本的真理就是,事后原谅比事前许可要简单得多"
  • "罗师傅的生活哲学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如果你有什么问题,你得自己搞定。”在经济开发区,经常听到人们说这样的话。那些功成名就的人一般都是凭着自己的天资或者努力来实现,他们既没有期待也没有实际得到过来自政府、工会,或者其他人的支持。 在工业城镇,人们对于当地政府的态度大多漠不关心。很多人抱怨当地政府官员贪污腐化,可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用的尽是些非常抽象的话语,因为他们跟领导干部很少有正面接触。这跟高速公路上的超速罚单十分相似:如果有警察把车子拦下来,找驾驶员的麻烦或者粗暴地施以罚款,驾驶员们可能会勃然大怒。不过,当局在这些方面精明一些。因此,他们常常会找到合适的策略,既弄到了钱,又不让事情太针对个人"
  •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行动,遵循了同样的逻辑思维。所有烟草公司都是国有的,而且全行业提供的税收数量惊人,直接雇佣的人员更是超过了五十万。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抽烟对于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都十分重要。有些牌子的香烟甚至有补贴——最廉价的牌子价格只有两元多,因为官员们担心,如果农民们买不起烟,他们会不高兴。健康问题基本上是另外一回事。2000年,中国疾控中心委托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跟吸烟有关的健康花费超过了这个行业所带来的税费收入。但那个统计数据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看谁付出了什么。时至今日,还没有建立起全国性的健康保险制度,政府把烟草产生的全部收益收入囊中,而无需为它所带来的危害付出一分钱。每一年,死于跟烟"
  • "“女孩子更有耐心,更好管理一些,”他这样解释道,“男孩子的麻烦多一些——他们喜欢打架,喜欢惹是生非。”我问王老板,什么样的工人才符合他的理想,他说应该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那种。“如果她已经做过别的工种,那我给她的钱就要多一些,”他说。还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更愿意招收教育程度低一些的应聘者。如果一个女孩子穿着比较整洁,发型又有点与众不同,那可是个不好的兆头。长得漂亮的女孩子也有一定的风险。“我愿意雇佣那些看上去长得一般的女孩子,"王老板说,“太复杂的,我也不大爱聘用。我可不愿意招进来的人还有这样的想法:‘我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我觉得那样肯定不好。”招工的时候,王老板喜欢问及应聘者的业余爱好。如"
  • "对中国的男人们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这个东西的神韵。香烟是一种信号灯——在一个很多东西都不需要言说的世界里,跟香烟有关的任何手势都代表着某种东西。你此时敬烟,便会彼时收烟,一敬一收这个过程就建立起了某种层次的沟通和交往。有时候,没有敬烟和收烟代表着彼此之间有隔阂。城市人跟农民无话可说,因此很自然地不会收下农民敬过来的香烟。即便是两个生意人之间,其中一个为了体现出优势,尤其是他如果带了更好牌子的香烟,也会拒绝对方递过来的香烟。总的来算,中国生产的香烟品牌超过了四百种,每一种香烟都有自己的身份特征和象征意义。在北京周边,农民们抽的是白盒的红梅。一般的城里人口袋里可能装的是红"
  • "就这一代人来说,经济的土壤跟鄂尔多斯的沙漠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什么都在变——规则在变,经商行为在变,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挑战也在变。总会有新的形势需要琢磨,人们来不及辨明方向。而成功的人之所有成功,就因为他们先做后想。可持续性是一种奢谈,没几个人有功夫去考虑,尤其在年轻小伙子们可能抛弃故土的村子时更是如此。长远计划没有任何意义:人们的目标就是有钱今天赚,有利今天获。不然,你就只有被下一次变革的浪潮淹没掉。"
  • "鄉下人特有的誠實與信任,不會隨著遷居入城而繼續存在。在世界上,陌生人受到毫不遲疑的歡迎,贏得孩子們的信任,這樣的地方並不多見。駕車離開安寺村的時候,我有些傷心。"
  • "事實上,胡耀邦一直未能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儘管他在1981年升任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1987年,他辭去中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一職。兩年之後,他的逝世引發了學生的抗議活動。那些事件在當時也許震驚過全世界,可在馬家地界上沒有任何意義。 在中國,我常會有這種感覺。這個地方時不時地讓我覺得自己的腦子好像一時轉不過彎來......不管怎麼說,中國的生活是很複雜的。有時候,不管你的反應多麼迅速,都找不到很好的解決之道。"
作者简介
彼得·海斯勒(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曾任《纽约客》驻北京记者,以及《国家地理》杂志等媒体的撰稿人。 他成长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市,在普林斯顿主修英文和写作,并取得牛津大学英语文学硕士学位。海斯勒曾自助旅游欧洲三十国,毕业后更从布拉格出发,由水陆两路横越俄国、中国到泰国,跑完半个地球,也由此开启了他的旅游文学写作之路。 海斯勒散见于各大杂志的旅游文学作品,数度获得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他的中国纪实三部曲中,《江城》一经推出即获得“奇里雅玛环太平洋图书奖”,《甲骨文》则荣获《时代周刊》年度最佳亚洲图书等殊荣。海斯勒本人亦被《华尔街日报》赞为“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
目录
目次
推薦序1
推薦序2
第一章 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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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使用了赵鼎新的国家-社会关系视角、韦伯主义理想模型集方法论,讨论了中性市场如何在威权国家的操纵下一步步驯化了中国媒体:从组织控制、话语控制到“经济软控制”,整个传媒产业最终在社会心理层次上内化了官方价值观,记者/知识分子走向犬儒主义。但这并非说明了我大清的社会控制力有多强,一切不过是机会主义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非预期后果罢了。
有中国特色的权力和资本体制下的公共知识分子命运
回首中国新闻媒体的真是写照和数据分析的有价值的学术书。
中国当代新闻体制研究中,少有的佳作。
在強大的國家體制面前,知識分子與傳媒人的淪陷是不可避免的
出色的问题意识,务实的理论框架,强大的人脉与工作阅历,杰出的新闻改革论述。
改天详细说说
为什么无论是现代化理论还是商业化理论,甚至批判理论都无法解释中国新闻业自90年代以来产生的种种悖论?因为,第一,他们忽略了威权主义国家对宣传事业牢牢把控的决心和策略;第二,他们放大了市场化对于新闻业的影响;第三,他们放大了新闻记者的专业权力,并且从未想过专业也能与国家共谋。
解读中国传媒体制发展历程的出色作品!区别于既有将“市场”作为抽象、独立变量的观点,周翼虎专注于国家和新闻业两个主体,而将市场视作上述两个主体的对抗、合作乃至“勾结”的场域/空间。借助国家合法性异变的框架,周将新闻体制变革放置在不断变化、调整的国家意志/目标中,还原不断博弈的国家-新闻业关系,揭示中国新闻业必然与国家联盟的结局。最让人觉得精妙的几个点是:①90年代以来电视为了生计、吸纳观众、填补空窗的一系列操作,及其制造的微小化、娱乐化、日常化话语,将一个政治热感国家的人民带向政治冷感,为中国社会去政治化,以配合中国合法性基础替换后、务实性的改革/治理进程。②文人办报传统、“治国理政激情”和启蒙知识分子如何在传媒体制中走向退潮。③批评报道作为治理技术(还可视作替代性表达、解压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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