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它反复提出一个反直觉的判断:汉帝国的西部扩张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对付边境胡族的附带手段。读者最感兴趣的,正是这种“以夷制夷”的务实逻辑——把投降的胡人武装纳入汉军、用边境贸易消耗匈奴精力、甚至一度认真考虑放弃凉州退守关中。余英时先生由此勾勒出一幅与“开疆拓土”叙事截然不同的图景:扩张服务于安全,贸易服务于政治。书中对“朝贡体系”的剖析尤为精到,它不是单纯的外交礼制,而是贯穿王朝内外的权力运作;对汉与罗马在工业组织上的对照,更让“计划经济雏形”这一判断颇具启发。适合对边疆史、民族关系与早期经济史有兴趣的读者,它不是一部扩张颂歌,而是一篇关于克制与算计的清醒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