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括蘇南在內的明清江南地區，向來是社會經濟史家勤於耕耘之所。研究成果自1950年代以來，連篇累牘，罄竹難書。後起於1980年代以明清江南市鎮為主題的研究，迄今亦累計達數百篇以上論文及數本專書。
有見於市鎮研究的方法與視角尚可推陳出新，本書續以蘇南市鎮為研究焦點。分析力求對市鎮各種屬性可量化為能事。
此外則側重從空間地理位置的角度來探索市鎮。相對於既有研究，此可歸納出一些新意。就整個明清江南社會經濟而言，亦可加深其認識與瞭解。
精彩摘录
- "當宣德四年常關制初建立時，僅有的7個常關（當時又稱戶關或鈔關）——漷縣（介於天津與北京之間）、臨清、濟寧、徐州、淮安、楊州、上新河，除上新河地處南京附近外，其餘皆分布在江北的大運河沿線。隨後在十五世紀後半段期間，上述諸關或易名或取消，而陸續又有新設者。其中沿長江所設的有九江和金沙關（武昌附近）；江南大運河沿線則有滸墅（蘇州附近）與北新（杭州附近）二關。以後又陸續有崇文門（北京）、蕪湖與正陽關（安徽鳳陽）的出現。終明之世，上述諸關有些時興時廢，最後只有崇文門、河西務（原漷縣關移置）、臨清、淮安、楊州、滸墅、北新、九江和蕪湖9個常關繼續運作到清代。 清代常關數量較明代有大幅度的增長。清初順治年間（"
- "首先是婁塘鎮（嘉7）。其地位於嘉定縣城與劉河之間，有北橫瀝满通嘉定縣城所傍的練祁塘與劉河。在本文探討期之初也就是1553到1556年間，當倭寇由劉河入犯，南折而沿橫瀝抵嘉定縣治時，婁塘鎮首當其衝。鎮當時的情況是「居民稠密，田塍平曠……，多富民」。明清易代之際，清將李成棟「揮兵入（婁塘）鎮肆行屠戮，共殺一千七十三人，擄去婦女無数」。以此推伸，儘管曾蒙倭寇之禍，此刻婁塘鎭可能又基本延續亂前，一直保有三級的規模。關於鎭主要的機能，正如明人陳述在〈婁塘曉市〉一詩中所言：「曉星殘月入婁東，坐賈行商處處通。燈影亂明河影外，市聲遙隔水聲中」，婁塘顯然是一個行商坐賈聚集的商業中心。其交易大宗，則不外是棉織品。"
- "大場鎮（寶24）在1530年以前的情況，因爲數十年後的十七世紀初，也就是明萬曆中時，其地幅員有「東西三里」之說，以後推前，同時參照同期其他一些大鎭的規模，因之將其歸類爲一個三級的鎭。入清以來康熙與乾隆朝期間所修的地方志，仍然說其地「東西三里」。捨此之外，關於市況，只知鎭上在康熙年間的商業活動，以棉布和麻皮交易爲要，如是而已。康熙以後，鎭的情況長期無從得知。一直到本書探索期之末，也就是太平天國事起時，因客商至者漸少，有鎭人追憶「從前山陝布客徽商等來此坐買，市面極為繁盛，收買花布非至深夜不散。」太平天國事平後，一切逐漸復舊，大場鎭又「花布產額以全邑論，仍當推爲巨擘。」綜此研判，前明以來直到清末，大"
- "由周浦向東南行十三公里即遇新場（南66）。早先由下沙（南52）移至周浦的下沙鹽場鹽課司，明代正統二年（1437）又移來此地，這是促成新場興起的契機。到1500年前後，有資料說鎭上：「四時海味不絕，歌樓酒肆賈衒繁華，縣未之過也。」此「縣」當指這時的上海縣城而言。曾幾何時，由於鹽場產鹽自然條件的變遷、戰亂以及地方發展形勢的變化等，新場一枝獨秀的特殊際遇不再。儘管如此，其作爲一個三級大鎭的地位，歷1551到1861年期間，應該都沒有改變，此可由其規模略微推知。 有關新場實際的規模，據稱在雍正年間鎭上有居民約五、六百家。又有資料說，十八世紀前期的新場鎭，有南北街長四、五里，東西各二里許。後來受太平軍興"
- "筆者綜合各種直接與間接證據加以考訂後，對於明中葉以來所有見諸於蘇州府、松江府與太倉州地區的市鎭，就不同時期按其規模大小，分別賦以四個不同的等級。一、通常一個鎭有二、三百戶人家或人口數在1,500以下的，歸爲第一級；二、凡是有戶四、五百或人口在2,500以下者，歸爲第二級；三、無論是戶數或口數都在第二類之上者，歸爲第三級；四、縣治（有些縣治又同屬府治）以及州治所在，則不論其人口或家戶數多少，都一律歸爲第四級。"
- "甪直（吳51）又名甫里鎭，所在恰好跨吳縣與昆山交界處。明清方志之記其為鎭，乃首見於明正德元年版（1506）的《姑蘇志》中。此後明嘉靖、隆慶以及萬曆年間出版的《昆山縣志》和《長洲縣志》，也都有與甪直相關的記錄。但有關鎭本身的概況，不過都襲用「廬舍相錯」這句話罷了，就不得而知了。倒是康熙年間出版的《吳郡甫里志》收録了兩則明萬曆七年（1579）與十二年（1584）與鎭有關的記事。據其内容研判，甪直到1550年止，應該有可能已發展成一個三級的大鎭。至於清以來的甪直，因爲方志中的資料稍見充實，鎭的規模以及工商業活動的概况，得以歸納出一個較具體的輪廓。 康熙年間有人形甪直是「煙火相望，不下數千家」，甚至還"
- "在康、乾兩部《吳郡甫里志》中，各附有一幅當時的甪直鎭圖以及涵蓋其周邊地區的形勢圖。後者基本呈現甪直與周圍村鎭間的位置關係。前者則突顯甪直鎭內部的結構與佈局。依據前後兩個時期的鎭區圖再配合一些相關的文字敘述，不但可以看出甪直內部從康煕到乾隆年間的變與不變，觀察的期限且可以一直延伸到道光朝。 明清江南許多大鎭通常都設有水柵制度，主要是作爲鎭的一種防禦措施。水柵多設在人煙稠密的邊緣地帶，全部所在自然就構成鎭區本身的四至範圍。以甪直鎭而言，其跨昆山與吳縣（當時劃爲長洲縣部分）交界處，以界浦一水爲界，分爲東六直與西甫里兩部（大致範圍見康熙甪直形勢圖）。屬吳縣境內的甫里範圍較大，「民廛占中市暨西柵、南柵，"
- "綜上所論各鎭，除光福（吳42）以外，離蘇州城最近的如山塘（吳31）、楓橋（吳37）等，根本就是蘇州城附郭的延伸，其與蘇州城共存共榮自不在話下。稍遠的橫塘（吳49）與橫金（吳68）供應蘇州城民日用所需，本是其衛星鎭。木瀆（吳52）較横金去蘇州更近，應該也有這一性質。許市鎭（吳23）跨大運河兩岸，明清戶部許墅一關當道，來往商民貨物薈萃其間，可視之為蘇州對外商業往來的門戶。設想這些鎭以蘇州城爲核心，構成一個傳統大蘇州地區的商業活動圈。然而除蘇州附郭諸鎭以外，其他各鎭歷明清數百年以上，去蘇州城以及相互之間，空間相對孤立之勢始終如一。這與開港通商以來，以舊上海縣城爲核心，短期間內即與周邊較遠的市鎭高度整"
作者简介
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副研究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地理资讯科学计划执行秘书。专长：明清与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史、历史地理、地理资讯系统（G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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