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是1988年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的续编，邀请我国外语界和语言学界一批知名的专家学者撰文，回顾自己早年外语学习和教学过程中最值得回忆和最有效的方法，并就我国外语教学改革的有关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大部分长期担任外语教师和高等院校外语系领导，经历或参与过我国外语教育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变化，他们对自己学外语和教外语经历的回忆、对我国几十年来外语教学理论和实践的评述、对当前外语教改中热点问题的点评，都将是我们研究中国外语教学史、探讨中国外语教学理论的宝贵财富。
精彩摘录
- "我在加利福尼亚到的这些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已经两年了，听专业课还有困难，没办法，只得带个录音机去听课，回到宿舍再反复听。至于要他们写那就更没门了。可是，三、四十年代正规大学（野鸡大学除外）的非英语专业的毕业生，一般都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英文参考书，只是口语不好，发音不标准，但是他们出国留学，一开始口头交际有困难，几个月以后就什么话都会说，尽管发音改不了，不过外国人能听懂就可以了。听课更没有问题，他们一词汇量比较大，所以听课没有难。他们也能写一点，尽管可能不那么地道。"
- "我自1958年留校教书以后经历过很多次教改。每一次都是一场政治运动，都要修改教材，目的总是为了突出政治，加强教材的思想性。60年代初，许国璋先生的《英语课本》让我们过了几天好日子，但很快就被指责为宣传资本主义、毒害青年思想的“封资、修”教材。我们曾经用过的教材有《北京周报》、反对修正主义的《九评》、美国60年代黑豹党的党纲、我们自己翻译成英语的关于农村劳动模范事迹的文章。好笑的是我们为了政治保险，曾经用过英国共产党的一篇文章，没想到犯了大错误，因为英共是修正主义的。我们还曾把翻译过的陈昌奉的《眼随毛主席长征》作为课文，没料到过些日子就得到通知说作者有问题，这篇文章不能用1970年，北大招来第一"
- "20世纪70年代，我最渴望做的一件事是收听英语广播，但那也是不容易做到的，心想 Radio Peking总是可以听的吧，于是趁夏天户外乘凉之机，我打开收音机听起了 Radio Peking。可是有一次，居委会的一位婆婆走过来，竟问我听的是什么外国话，使我警觉起来，向她解释说：这是我们国家官方的对外新闻广播。"
- "我逐渐认识到：教师的职责不仅体现在“教上，更应体现在“导”上。我很赞赏这样的比方：好教师就像个好的“牧羊倌”。他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能够把羊群径直带到既有水又有草的地方，而后他便回家干别的事去了，比如说为羊群继续寻找新的放牧地，天黑了才把羊群领回家。不好的“牧羊倌”不知道哪里有水、哪里有草，常常把羊领到既没水又没草的地方，还生怕羊儿不吃草，于是手持长鞭，守着羊群，直到天黑才把羊群赶回家门，折腾了一天，羊儿还是没有吃饱。从重“教”转向重“导”，这实际上是教学观念的变革。"
- "有一位外语教育专家曾经跟我说，他不希望大学的外文系办成译员训练班，大学应该办成培育学者的地方。"
- "1985年我到美国3个月，碰到不少国内出去的留学生。英语系毕业的，生活口语没太大问题，听英语课也没问题，可是听哲学课、历史课就有困难，因为在国内学的词汇不够用。事实上也是这样，我的大儿子是北外英语系毕业的。在家的时候我的外国朋友来了他也过来坐着，偶尔插进来说几句，可是当我们一谈到希腊、罗马的艺术和文化的时候，他就听不懂了，因为很多有关的单词他没学过，有关"
- "的知识背他也没学过，至于不是英语系毕业的就更不行了美国大学一星期给研究生指定的参考书就有两三百页，根本读不了甚至读不懂，读不下去，而在国内下了大工夫的口语课一点也不上他的忙。"
- "学生出了问题，追究起来总是受西方文学影响的结果。美国是头号敌人，他们的文学当然不能教，英国文学也很少出现在课本里，而《简爱》仿佛成了个人主义的“万恶”源泉。我们教的美国作家大概只有马克·吐温和徳莱塞。（1995年我到美国参加一个马克・吐温研讨会。一位来过中国的马克・吐温专家问我，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喜欢在美国不太受重视的《竞选州长》和《百万英镑》。我告诉他这是因为马克・吐温这两个故事思相好，批判美国社会。他仿佛很吃惊，问我为什么要把刻画人性的文学作品和政治纠缠在一起。我无法对一个不了解中国情况的人解释政治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回避了争论。）到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北大英语系是全国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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