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清代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其体制为分条排列，每条或述一评’或记一事，或采一诗（或数诗），乃随笔式。本书的编撰，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以反对乾隆诗坛流行的沈德潜格调说与翁方纲以考据为诗的风气．本书于作者辞官后开始编撰，正编成书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由毕沅等资助付梓。补遗则写至作者病故为止，成书于嘉庆年间。
本书主要价值在于其所阐述的性灵说诗论。其涵义是从创作的主观条件出发，强调创作主体必须具备真情、个性、诗才三方面要素。性灵说的真情论主张：一、真情乃诗人创作的首要条件，所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卷三），“赤子之心”即性灵、真情。二、真情是诗歌所表现的主要内容，所谓“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三、以真情感人是诗的主要审美功能，所谓“圣人称：‘诗可以兴’，以其最易感人也”（卷十），此论乃针砭沈德潜的“诗教”说。性灵说的个性论主张：一、诗人须具个性，故称“作诗，不可以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卷十）“我”即独具的个性。二、艺术创作须有独创性，既不圊干古人，亦不盲从流俗，“要之，以出新意、去陈言为第一着．”（卷六）三、反拟古、反格调：“明七子论诗，蔽于古而不知今”（卷三），“专唱宫商大调，易生乙厌”（卷四），此说亦批判了明七子的后继者沈德潜。性灵说的诗才论主张：一、诗人创作须具备特殊才能。“性灵”的本义即指人灵智的本性，故亦称灵性。袁枚论诗则有“笔性灵”、“笔性笨”之分。（见《补遗》卷二）“笔性灵”则有诗才，乃针对翁方纲以考据为诗而发的：“经学渊深，而诗多涩闷，所谓学人之诗，读之令人不欢。”（卷四）二、诗人创作时产生灵感现象。首先，灵感降临时诗人处于艺术思维的高潮，“兴会所至，容易成篇”（卷二）。其次，灵感持续时间甚短，不易把握，当“兴会已过”，化“千万力气”亦不易再得。（见卷三）最后，灵感的偶然性与必要性相统一。书中引唐诗喻之： “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卷二)三、艺术表现须自然天成，因此推重“天赖最妙”（《补遗》卷五）；即使对素材提炼加工亦须不露斧凿痕迹。四、诗歌形象要生动、灵活、有趣。书申引证杨万里语“风趣专写性灵”（卷一），又一再标举“生气”、“生趣”（《补遗》卷三），旨在倡导以生动风趣的形象抒写性灵。本书的精华在于“话”，而基础却在于“诗”，故书中采录了大量印证诗论的作品，不拘时代、流派，不拘作者身份、性别，尤可称道者是闺秀之什颇多。本书亦有不少诗坛掌故，诗歌本事、诗人轶事的记载，虽不无庸俗之处，但可见乾隆文化状况的一个侧面。
- 本书核心在于系统阐述‘性灵说’诗论，强调诗歌创作必须基于真情实感与独特个性，反对当时流行的格调说与考据派风气，主张诗人应保有赤子之心，以真情感人，这一理论对清代诗坛影响深远，具有极高的文学理论价值。
- 书中收录大量清代文人轶事、诗词评论及社会风俗记录，内容包罗万象，从诗词歌赋到吃喝玩乐，从官场百态到民间趣闻，展现了清代中期的社会风貌与文人生活，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与阅读趣味性，绝非枯燥的理论著作。
- 袁枚以随笔形式写作，语言幽默风趣，观点犀利直率，常以戏谑口吻批评拟古主义与僵化格律，提倡创新与自由表达。书中对女性诗人的接纳与赞赏，以及对传统礼教的挑战，体现了作者开放包容、尊重个性的进步思想，极具现代精神。
- 适合对古典诗词创作理论、文学批评史感兴趣的读者，尤其是希望了解清代诗坛流派之争、性灵派主张及其历史背景的文学研究者与爱好者，本书是理解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必读经典。
- 适合喜爱阅读古代文人轶事、社会风俗笔记的读者，书中大量生动有趣的 anecdote 展现了清代文人的真实生活与思想情感，适合喜欢轻松阅读、追求知识广度与趣味性的普通读者，可作为枕边书随时翻阅。
- 适合希望提升文学鉴赏能力、学习写作技巧的读者，袁枚在书中对诗歌立意、构思、炼句、用韵等方面的具体指导，以及对真情与个性创作的强调，对现代写作者仍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有助于打破创作束缚。
- 本书采用分条排列的随笔体例，无严密逻辑结构，建议读者不要从头到尾线性阅读，而应随意翻阅，挑选感兴趣的话题或条目进行阅读，以符合作者‘性灵’自由的精神，避免陷入枯燥的理论说教。
- 书中涉及大量清代历史人物、典故及诗词引用，部分背景知识可能晦涩难懂，建议读者配合注释或相关资料阅读，不必强求理解每一处细节，重点体会作者的观点与态度，享受阅读过程中的文化熏陶。
- 袁枚观点鲜明且常具争议性，读者应保持独立思考，批判性阅读其评论，注意区分其个人偏好与客观文学规律，同时警惕将其观点绝对化，结合其他文学理论著作进行对比阅读，以获得更全面的历史视角。
- 读者普遍认为本书语言幽默风趣，内容轻松可读，袁枚的‘八卦’与‘大话痨’风格令人忍俊不禁，但其背后蕴含的深刻文学见解与进步思想令人敬佩，是一部兼具趣味性与思想性的佳作，值得反复品味。
- 读者高度赞赏袁枚‘性灵说’的进步意义，认为其反对拟古、提倡真情与个性的主张具有强烈的现代性，对当代文学创作仍有重要启示，书中对女性诗人的尊重与收录也体现了作者开明的性别观念，令人感动。
- 部分读者指出书中内容繁杂，缺乏系统整理，阅读体验较为碎片化，且部分观点过于偏激或不符合现代价值观，但总体而言，读者仍肯定其作为清代重要诗话的文献价值与文学地位，认为其独特魅力不可替代。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杭州赵钧台买妾苏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赵曰：“似此风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谚语：脚大也。媒妪曰：“李女能诗，可以面试。”赵欲戏之，即以《弓鞋》命题。女即书云：“三寸弓鞋自古无，观音大士赤双趺。不知裹足从何起，起自人间贱丈夫”赵悚然而退。"
- "余戏刻一私印，用唐人“钱塘苏小是乡亲”之句。某尚书过金陵，索余诗册，余一時率意用之，尚书大加诃责。余初犹逊谢，既而责之不休，余正色曰：“公以为此印不伦耶？在今日观，自然公官一品，苏小贱矣。诚恐百年以后，人但知有苏小，不复知有公也。”一座冁然。"
- "余作詩，雅不喜疊韻、和韻及用古人韻。以為詩寫性情，惟吾所適。一韻中有千百字，憑吾所選，尚有用定后不慊意而別改者，何得以一二韻約束為之？既約束，則不得不湊拍；既湊拍，安得有性情哉？《莊子》曰：“忘足，履之適也。”余亦曰：“忘韻，詩之適也。”"
- "古之英雄未遇时,都无大志，非止邓禹希文学，马武望督邮也。晋文公有妻有马，不肯去齐。光武贫时，与李通讼逋租于严尤。尤奇而目之。光武归谓李逋曰：“严公宁目君邪？”窥其意，以得严君一盼为荣。韩蕲王为小卒时，相士言其日后封王，韩大怒，以为侮已，奋拳殴之。都是一般见解。鄂西林相公《辛丑元日》云：“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木生。”《咏怀》云：“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皆作郎中时诗也。玩其词，若不料此后之出将入相者。及其为七省经略，《在金中丞席上》云：“问心都是酬恩客，屈指谁为济世才？”《登甲秀楼》绝句云：“炊烟卓午散轻丝，十万人家饭熟时。问讯何年招济火？斜阳满树武乡祠。”居然以武侯自命：皆与未得志时气"
- "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则任事有余；志小，则愿无不足。"
- "帘外浓云天似墨，九华灯下不知寒。"
- "桐城吴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诗，而愈改愈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乔夫婿是英雄。”可称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师江水绿，小乔卸甲晚妆红。”已觉牵强。晚年又改云：“小乔妆罢胭脂湿，大帝谋成翡翠通。”真乃不成文理！"
-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老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聃于上国，然后得闻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子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