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版出版于1991年，其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进入关键时期，在这个大背景下，本书作者就如何进一步加快经济改革，使中国经济进入良性发展的渠道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和精辟的理论阐述，并就实践的路径进行了深如探讨。尽管20多年过去了，重读本书对于回顾中国经济改革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历程，有不可多得的历史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本书内容对于解决当前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毫无过时之感，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作用。并且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股份制的途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企业集团的组建、乡镇企业的发展、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等问题上，要比作者之前出版的各个著作中所阐述的具体的多，详细的多。
精彩摘录
- "它在低水平上构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利益结构。这种结构的不合理性已为人们所公认，改革的目的之一便是打破这种传统结构，并重新构造一个合理的结构。然而在任何方向上对这种低水平结构的冲击，都会同时打乱原有的相对平衡与相对稳定。在经济体制模式转换中，经济利益体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经济利益主体的分化与重组、多元利益主体从模糊不清走向相对独立，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而明显的变化。由于在各利益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中存在着利益目标之间的差异，存在着利益刚性，存在着宏观与微观上的利益摩擦，经常使经济改革处于“两难”的处境。在经历了十年的改革实践之后，那些立即能给各种社会力量同时带来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短、平、"
- "1988年下半年起，由于城乡居民预期紊乱而造成的提取存款、抢购商品的风潮，引起了市场的不稳定，也进一步促进了物价的上涨。在政府各部门的努力下，特别是在治理经济环境之后，情况逐步好转。通过1989~1990年的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势头确实被抑制住了。但应当注意到，经济中的隐患并未消除。隐患之一在于城乡居民目前手头持有的货币量过多和城乡居民的三年以下储蓄存款额过大。尽管到1991年初，市场还不兴旺，但只要市场上再有风吹草动，很难保证这些现金和存款不会冲向市场，也很难保证城乡居民不会再度失去对市场的信任感。抢购行为会加剧人们的预期紊乱，这正是令人担心的事情。"
- "从外部经营环境来说，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恢复还有其特殊的条件。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由美国出钱，在日本购买了大量的物资和劳务，这被称为“特需”。“特需”物资不仅包括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而且包括汽车、棉布、建筑材料、纸张等民用物资。“特需”刺激了日本经济的增长，并且使日本得到了大量美元收入。而进口和出口贸易转为民营的措施，则使得恢复过来的日本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逐步活跃，使日本的国际收支连续出现盈余，这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应当承认，这是战后日本经济恢复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个特殊情况，在分析战后日本价格改革的效果时，我们不能不考虑这个因素。"
- "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的企业联合分别在四个层次进行初步的联合是在商品生产的终端。 市场上的联合。它的典型形式是若干生产同类商品的企业联合成卡特尔。参加卡特尔的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在划分销售市场、规定商品产量和确定商品价格方面按照协定建立同盟。 较深一层的联合是经营上的联合。它的典型形式是同一生产部门的若干大企业组合成辛迪加。参加辛迪加的企业仍然是独立的法人，但在采购原料和销售产品方面由辛迪加统一经营，即这些企业在经销业务上失去了独立性。 更高级的联合是托拉斯。它是若干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在商品生产全过程的联合。参加托拉斯的企业在经济行为上已不再是独立的法人，而只是托拉斯的股东。 最复杂也是最晚出现"
- "银行利率下降在减轻企业负担和缓和企业面临的困难方面是有定作用的。但利率升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这就是说，在市场商品紧俏时，提高存款利率可以把一部分居民收入转为储蓄；而在市场疲软时，虽然降低利率，但居民不一定会担已经存入银行的收入取出来购买商品。加之，居民一旦把货币存入银行作为养老保障金、子女教育费、疾病或紧急需要的备用金之后，就会有一个预期的收益额。利率降低后，储蓄存款的实际收益额减少了。这样，为了弥补实际收益额与预期收益额的差距，一部分居民还有可能再增加储蓄可见，除非银行利率大幅度下降（而这是十分危险的），否则，降低银行利率（微调）解决市场疲软的作用不可能很大。"
- "近年来我国技术改造与进步的实践充分说明，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基础，坚持走内涵挖潜的技术进步道路。增加对现有企业的技术投资，可以用较少的资金投入，收到增加产值、增加利税、提高产品质量、增加花色品种和扩大销售的效果，而且投入产出周期较短。因此，把资金主要投入生产领域内的科技进步，走技术改造、技术创新的道路，不仅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加企业经济效益、增加有效供给，从而使资金投入成为有效的资金投入，而且由于这种资金投人所带动的经济发展是同新产品的提供、新市场的开拓联系在一起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将促进货币的回笼，不会因资金投人量的增加而发生新一轮通货膨胀。"
- "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可以说，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或者说，采用了农业向工业增长支付费用的方式。在这段时间里，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如果按照一个工业劳动力相当于两个农业劳动力的标准折算，工农业产品价格背离情况是：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在1957年为38.8%，在1965年为45.6%，在1971年为40.6%，在1978年为35.6%（农民因此少收入的金额分别为137.9亿元、257.4亿元、252.2亿元、308.4亿元）；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在1957年为53.9%，在1965年为43.7%，在197"
- "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是由二元结构中两部分经济差别缩小的基本标志。但由于七十年代末期以前我国工业化的战略重点是放在发展资金密集程度较高的重工业，这样，相对于其他工业而言，能够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少得多。在工业化进程中，虽然也有一些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或其他产业部门，但数量甚微，而且由于农业人口增长迅速，农村劳动力总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多。正因为我国的人口众多，耕地有限，与其他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相比较，我国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更为严重。我国的人均耕地数量大大少于世界平均值。在1952至1977年的25年中，我国农村人口增加了55"
作者简介
厉以宁教授，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中国江苏省。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经济系，后留校任教。1985-1992年任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系主任，1993-1994年任北京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1994年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厉以宁教授现任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委员、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学位委员会经济学评议 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职。
厉以宁因为在经济学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中的杰出贡献而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中国经济学界的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国家中青年突出贡献专家证书”、“金三角”奖，国家教委科研成果一等奖，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奖（高奖）等。他曾多次被邀请到国内外多所大学与科研机构演讲。
厉以宁已出版著作50余部，发表论文100余篇。1990年后主要著作有：《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经济学的伦理问题》、《环境经济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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