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锋利的地方,不在它讲清了1909年发生了什么,而在于它固执地替一批'坏人'和'失败者'说话。它替卖国的奕劻翻案,说他装庸藏志是为降低政治风险;替不动声色的载沣辩护,说他考虑的是'如何减少倒下来时的伤亡';它甚至质疑'爱国'二字——收回铁路利权除了举外债别无他法,高喊收回权利的愤青两袖清风,财政却囊贫如洗。作者的核心判断颇为刺人:体制内改革者承担的风险远大于体制外喊口号的人,而太多'真革命'换来了'伪君子'。这正是它最争议之处——读者要么被'为晚清宪政平反'的胆识打动,要么嫌它立场先行、考据不足。它适合那些不满足于'好人坏人'叙事、愿意追问'换了我们就一定更好吗'的人,而不适合寻求标准答案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