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镜铨

《杜诗镜铨》二十卷，唐杜甫著，清杨伦编辑并笺注。清杨伦(1747-1830)，伦字西木，阳湖(今江苏武进)人。乾隆进士。曾官荔浦知县。此书诠解杜甫诗，在诸多校注本中颇著特色。郭绍虞评曰:"以精简著称。不穿凿，不附会，不矜奇，不逞博，而平正通达，自使少陵精神跃然纸上。"为阅读杜诗常用读本。

杨伦的《杜诗镜铨》以精简著称。 不穿凿，不附会，不矜奇，不逞博，而平正通达，自使少陵精神跃然纸上，这就是这一部书的长处。 大抵自诗史之说兴，而注杜者遂多附会史事之论；自杜诗无一字无来处之说兴，而注杜者遂又多徵引典实之作。杜诗反映了当时的现实，以史证诗，当然无可非议，但强加附会，则失之凿，甚至揑造史实，则更近于妄。杜甫“读书破万卷”，没有杜甫之学当然也不易理解杜甫之诗，但字字求解，都要找出来处，甚至搜罗僻典而与诗义无关，则将以眩博，也适形其陋而已。所以浦起龙谓“杜之祸，一烈于宋人之注，再烈于近人之解”，也不是无因的。

杜诗一向受人推崇，何以解人难索，反有这种现象呢？这不能不说是注家的问题了。注家求深得凿，求明转繁，凿近于诬，繁易成芜，诬与芜兼，非缪则秽。于是杜诗之眞面目，眞精神，反变得不易理解了。昔人谓史家要有才学识三长，我以为注家也是如此。我所谓注，是包括注和解和评三方面的。注以明其义，解以通其旨，评以阐其志和论其艺，所以注则重在学，解则重在才，而评则于才学之外，更重在识。杨氏有诗人的创作经验，深知作诗甘苦，所以卽使讲些“转接照应脉胳贯通处”，而能“顺其文势之自然”，加以说明，自不致陷于免园习气，成为“陋人立陋法”（王夫之语）；即使“语语求其着落”，考证时事，以意逆志，但不为异说，不尚臆度，也自然免于穿凿支离之病。再加以反复沉潜，好学深思，所以一方面能正仇、浦诸家之误，补朱注之缺，一方面再能裁择各本之长，以归于至是。这卽是注家才学识三长的表现，《杜诗镜铨》一书所以特别受人重视之原因就在此。

然而，话又得说回来。是不是此书一行而前人注杜之作都可以废弃呢?则又不然。杨氏之书正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的。没有前人之注，不可能有杨氐之书，而同时没有杨氏之书，反不能显出前人之注之长。前人之注杜固然病在凿与繁，但是除了一些无识的注家援引伪作《杜诗事实》一类之书以外，一般都有一些特点可作参考之资。所以不要震于此书序中毕沅诸人之说，认为前人之注完全可废。 如果要于杜诗注中选一本一般适用的读本，则《杜诗镜铨》诚是最适当最合理想的书，如果对于杜诗要作深入的硏究，则前人之注不可尽废。

尽管杨氏于笺注纷挐之中，“搜讨实费苦心”，但是一人之见总有它的局限性的；何况昔人书籍更有沉埋晚出之事。 卽如王夫之的《夕堂永日绪论》，在现代人看来觉得很平常，是习见之书，但在杨伦那时却不易看到，所以开卷《龙门奉先寺》诗解天阙云卧一联，只能取杨愼之说改“天阙”作“天闚”，认为“天闚云卧乃倒字法”。其实，假使如王夫之说，认为“阙”字“卧”字乃子美早年下字法，从阴铿、何逊来，那末许多曲说一扫而空，也就不必改“阙”为“闚”了。

学问之事总是后来居上，这是肯定的。《杜诗镜铨》一书，简明扼要，有胜过前人之注之处，这也是肯定的。 然而我们旣不要看到它的一些突过前人之处，就捧得太高，认为前人之注一无是处，也不要只看到一些因袭之处，就抑得太低，认爲不过是抄袭成书。现在整理古籍的工作正在开始。我们应当在前人的基础上批判继承，进一步提高，以求突过前人，也是分内之事，但是千万不要过度夸张自己的一些成绩，乃至轻率否定前人的成绩。这也有关学风问题，故特发其义于此。

《杜诗镜铨》最早由杨氏九柏山房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至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时任四川总督吴棠增入“杜子美戴笠像”，并附张溍《读书堂杜工部诗文集注解》二卷，重刻于成都四川节署，是为望三益斋本。

本次出版《杜诗镜铨》，以成都志古堂重刊本为底本予以影印。据书中牌记，此本乃戊辰（一九二八）孟夏志古堂以望三益斋本再校重刊者。是本虽非名刻珍本，然其保留原貌，且字画清晰，颇便于阅读。今次影印出版，或可为研习杜诗者之一助。

杨伦(1747—1803)，字西木(一作西禾)，江苏阳湖人。生于清高宗乾隆十二年，卒于仁宗嘉庆八年，年五十七岁。博极群书，早传声誉。乾隆四十六年进士，官广西荔浦县知县。晚岁，主讲江汉书院，门下多尊信之。伦诗得力于少陵，与孙星衍、洪亮吉、徐书受等唱酬最富。所著有《九柏山房集》，及《杜诗镜铨》二十卷，均《清史列传》并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