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以《国语》为切入点，通过对《国语》学史的梳理来呈现经学史的演变历程。作为一部经学序列中的边缘文献，《国语》是观察经学边界变动演化的浮标。因此，本书将《国语》置于经学史发展的宏大背景中，通过梳理《国语》在经学史演变过程中各个重要节点的不同境遇，特别是历代学者对《国语》不同的认知定位，寻找《国语》在经学史中的变动轨迹，并探求这种认知差异背后的经学史演变根源，以此确定历代经学的边界，进一步归结出经学史演变的内在机理，从而把握整个经学史的发展脉络。
张永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哲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中国思想史、经学史。
精彩摘录
- "《国语》全书不在记史，因此其所载之事并不以史事为准，各事之间也不追求叙事连贯，至于历史事件中所要求的时间、地点等关键要素也不是必备且精确的。②如《国语》开篇只记“穆王将征犬戎”，之后便是祭公谋父的大篇谏言，最后也只点出“王不听”“故荒服者不至”的结局。③在这整章中，并无记载历史事件所必需的时间、地点等要件，最后也没有记穆王如何发兵征犬戎，整个事件只以“荒服者不至”作结。可见，这一章意不在记事，而只是借此事阐述何以明德的道理，也即是张以仁先生所说的“说理”。综观《国语》全书，含历史之要件者少，而无诸要素者多，即使在结尾点出时间，也只是意在增强整体说服力，而非为记事服务。由此可知，《国语》主旨在说"
- "此处“箧”即是简书。稍后的《吕氏春秋·恃君览》也曾记齐宣王命掌书将大臣春居的谏言记录下来。这种记录君臣言论的行为，在当时无疑是作为一种制度存在的，由此也必定留存下许多君臣言谈对话的资料。可以想见，这些资料与语书的形成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这些材料往往成为学者论证语书材料来源的论据。语书以对话问答为主，也即以言语为主，其中主要记述先王之事，所以又与先王有关。在很多学者看来，这正与史官记言相合。因此，在很多学者的论述中，史官所记言论 便成为语书材料的主要来源。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原始记言材料即是语书。语书应是有特定内容和规定形式的文体著作。与此相比，记言材料只能算作档案，为语书的编纂提供资料。 "
作者简介
张永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天津市宣传文化“五个一批”人才，天津市哲学学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中国思想史、经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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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本书作者张永路指出《国语》是一部经学著作，其全书特色不在记史，因此其所载之事并不以史事为准，各事之间也不追求叙事连贯，至于历史事件中所要求的时间、地点等关键要素也不是必备且精确的。《国语》与《论语》一样，应算作记言材料的语书，是大臣给帝王建言献策的谏言作品。故而，其作为经学作品，并不贯穿所有时代的经学研究，故而不算经学研究的核心著作，其鼎盛时代在东汉古文经学的时代，以《春秋外传》的形式而存在，算是汉学研究中的核心文献。自司马光认为《国语》是一部史书之后，在宋学研究中很少提及《国语》，再之后随着乾嘉考据与清末民国现代学术，乃至是高本汉与Derek Bodde等海外汉学家从语法学等层面的思考，指出《国语》与《左传》并非同一作者的论调更为成立。
（202345）第一次了解《国语》，原来它的争议如此之大。先秦著作，又有哪个可以一锤定音的说成书时间与作者呢，正是这样的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让思想发展有了更大的讨论空间。
汉以前的“经学史”用经学的办法做，只会是一笔糊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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