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邈，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主任，法学博士，被誉为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他主持多项国家级、省级课题，并在《政法论坛》等知名刊物发表多篇论文。著有《反恐刑法立法研究》等学术著作，致力于法学研究和检察理论创新。

<p>本书按照“证据收集→证据审查→证据运用→证据判断”的逻辑顺序，将证明对象、证据能力、证明力、证明责任、证明标准等证据法理论要素加以结构化，统一纳入“阶层式”判断体系之中。结合刑事犯罪结构与犯罪态势的变化，提炼出“如何证明定罪事实”“如何优先审查客观性证据”“如何建立间接证据体系”“如何把握‘排除合理怀疑’”等九大疑难问题进行研讨。选取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刑事审判参考》所载案例等，通过“基本案情”和“证据分析”展现心证形成过程，为司法人员查明、认定案件事实提供参考借鉴。</p>

在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是一项难点。为此，提出“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将证明过程划分为四个环节：证据收集、证据审查、证据运用和证据判断。这些环节各有其特定任务，前一环节未完成则无法进入下一环节。

证据收集旨在确定哪些材料可以成为证据；证据审查关注个体证据是否足以作为定案依据；证据运用需确保定案依据能构建完整的证据体系；证据判断则需判断证据体系是否足以认定案件事实。这种“阶层式”思维有助于精确认定案件事实。

“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以诉讼职责为基础，依据证据法规范，结合日常经验法则，为司法人员提供精细化的分析工具。这种思维反映了司法人员遵循的认识规律和原理。由于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任务不同，侦查、检察、审判人员的思维方式各有侧重。同时，这种思维以刑事证据法规范为准据，遵循法律逻辑，充分考虑主观能动性，是一种运用日常经验法则的“智力加工”活动。

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根据案件证据情况调整证据运用思维，确保其与案件繁简分流相适应。

导论

在刑事诉讼中，证明定罪事实的关键在于确保证据确凿，并遵循相关法律程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规定，以下几方面是证明定罪事实的主要依据：

1.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法院在作出有罪判决时，必须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确保定罪事实准确无误。

2.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抗诉工作指引》，若案件定罪事实清楚，仅因量刑情节难以查清，法院在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处罚的，一般不会提出抗诉。

3.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规定，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情况下，法庭需调查定罪事实，并可以对与量刑有关的事实、证据进行调查。

4.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指出，若犯罪构成要件事实缺乏必要证据，不能确定犯罪嫌疑人构成犯罪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则属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

5.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对被告人不认罪或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法庭调查需在查明定罪事实的基础上，查明有关量刑事实。

6.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还规定，在法庭审理中，某些事实如常识性事实、生效裁判确认的事实等，不必提出证据证明。

在证明犯罪构成时，需要从行为人的经济状况、经营模式、事后表现等方面收集证据，识别犯罪的基本特征和构成要件。此外，还需运用“七何”要素进行分析，并注意不同案件的事实查明顺序可能不同，但最终都要形成符合犯罪构成的叙事脉络。

刑事案件中需要证明的客观要素包括犯罪是否存在、犯罪时间、地点、手段、后果、案件起因、犯罪对象、犯罪手段、犯罪后果和因果关系等。同时，主体要素如被指控的犯罪是否为行为人所实施、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行为人的身份等，以及主观要素如行为人有无罪过、实施犯罪的动机、目的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情节要素如犯罪手段、犯罪结果、犯罪动机等，在定罪过程中的独立性也不容忽视。

在法律实践中，对于“基本事实”与“全部事实”的界定，强调了在刑事诉讼中，不必追求查清全部犯罪细节，只需查清对定罪有决定作用的关键事实。通过分析多个案例，阐述了如何合理划定证明对象范围，如何应对证据不足或无法查清全部事实的情况，以及在何种情形下可以不作为证明对象。

对于证据不足或无法查清全部事实的案件，如袁某抢劫杀人案和刘某某运输毒品案，即使某些关键证据不足，只要其他证据能够相互印证，仍可依法定罪。然而，对于徐某某绑架勒索案，由于缺少直接证据将被告人与犯罪现场直接联系起来，以及证据存在缺陷，现有证据不足以支持死刑案件的定案。

问题一 如何证明定罪事实

在我国的刑法体系中，量刑事实的证明问题被强调具有与定罪事实的相对独立性。量刑事实分为定罪量刑混合事实和纯粹的量刑事实，前者同时影响定罪和量刑，后者仅影响量刑。由于多数罪名的法定刑幅度较宽，传统量刑方法存在不足。为此，我国推行了量刑规范化改革，旨在通过实体和程序规定，确保量刑活动的确定性和规范性。此外，还强调了从侦查阶段起就应收集各类量刑证据，以防止证据丢失。

以案例4朱某某故意杀人案为例，朱某某被认定有预谋杀人，主要证据包括其杀人动机、购买与杀人手段相似的书籍、夫妻双双辞职、购买冰柜等行为。尽管朱某某否认预谋杀人，但其行为与激情杀人反应差异明显，最终被认定为预谋杀人。在案例5王某某贪污、受贿案中，由于王某某在纪检监察机关掌握其主要贪污事实后作出供述，且无主动投案行为，其贪污罪不构成自首。案例6、7、8分别介绍了罗某某、秦某、张某某自动投案和协助抓获同案犯的情况，并分析了相关证据，认定其行为符合自首或协助抓获同案犯的条件。

我国刑法中关于罪前、罪中和罪后事实的规定较为详细，包括法定和酌定事实。罪前事实涉及累犯、毒品再犯等；罪中事实包括未成年人犯罪、防卫过当等；罪后事实则包括自首、立功等。死刑案件则要求更高的证明标准，确保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在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争议中，一种观点认为死刑案件应比普通刑事案件有更严格的证明标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应一致。日本最高法院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部门都有相关规定。死刑案件中，从重量刑事实包括雇凶犯罪、预谋犯罪等，而从宽量刑事实则包括自首、立功等。同时，还需注意可能出现的量刑事实情节竞合，评估各类事实情节对处罚轻重的影响。

林某某的犯罪历程从盗窃罪开始，多次犯罪后因强奸罪被判处死刑。其具备多个从重处罚的事实情节，如强奸未成年女性致其死亡、多次犯罪且系累犯等。尽管其家属与被害人家属达成赔偿谅解协议，但鉴于其犯罪情节严重，法院最终维持了死刑判决。此外，户某抢劫案和刘某某故意杀人案在死刑复核阶段均遇到证明难点，包括如何认定被告人具备适用死刑的事实情节以及核实身份问题。

问题二 如何证明量刑事实

第一章 证据收集

证据在刑事诉讼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证据分为人的证据和物的证据，前者反映人的情况，后者反映物的情况。在审查证据时，文章强调了对客观性证据的优先考虑，因为它能降低冤假错案的风险，并引导法庭关注这类证据。

客观性证据的确认能力涉及多个方面，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物证据鉴真规则、最佳证据规则以及行政证据、监察证据转化规则等。这些规则旨在确保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从而提升司法公正性。以一个故意杀人案为例，文章展示了如何审查物证的证据能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的审查与采信是一个复杂且关键的过程。证据不仅包括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还包括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等言词证据。审查主要关注证据的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古代证据制度强调现场勘验和提取与案件事实相关的信息，而现代社会则更加重视客观性证据。现代刑事诉讼中，审查重点包括现场监控视频、网络通信记录、生物样本、合同文件等。同时，对电子数据、书证、户籍证明、价格认定报告、审计报告等证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进行审查。

证据分析对于案件办理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证明犯罪事实方面。通过分析证据的关联性，如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书证、物证等，可以还原犯罪行为，确定犯罪嫌疑人是否故意伤害。

多向分析法强调从多个角度对证据进行审查，如书证、工具痕迹和电子数据等，挖掘隐藏的信息。细节挖掘法侧重于对现场血迹、被害人伤情等进行精细化审查，为案件提供重要线索。原理阐释法则通过运用物质交换原理和同一认定原理，强化犯罪嫌疑人与待证事实之间的联系。

多个案例展示了审查客观性证据的重要性，如故意伤害、盗窃、集资诈骗、贩卖毒品等犯罪类型。通过深入挖掘和比对证据，可以揭示案件的真相，确保司法公正。案例中提到的“细节挖掘法”、“原理阐释法”、“碰撞比对法”等审查方法，为法律工作者提供了有力工具，有助于提高案件侦破和审理效率。

在涉及D公司、E公司和刘某某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进项发票的复杂案件中，大量银行交易记录、发票和商业承兑汇票等书证被审查。审计报告揭示了资金流向和交易差额，表明D公司和E公司通过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获得非法收益，而C公司支付了购买这些发票的对价。通过分析这些证据，可以制作思维导图，展现全案脉络。

问题三 如何优先审查客观性证据

我国在处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问题时，依据法律规定和操作规程，通过审查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和提讯凭证等方法，排除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涵盖了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和违反法定程序等情况。特别情形下，如刑讯逼供后的重复性供述、威胁、引诱、欺骗方法收集的供述以及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供述等，都有详细分析。

针对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供述，分为严重违法和轻微违法两种情况，并采取不同的证据排除规则。严重违法如讯问地点、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未通知合适成年人在场等，即使供述内容真实，也必须绝对排除。轻微违法则给予补正机会，无法补正才予以排除。

审查证据合法性时，衡量原供和翻供的合理性至关重要。需审查供述内容是否符合情理，以及讯问笔录是否全部随案移送。

在谢某某等人贩卖、运输毒品案中，通过审查原供和翻供的合理性认定案件事实。尽管谢某某在侦查阶段后期开始翻供，但翻供内容存在矛盾，不能合理解释关键问题。相反，谢甲的供述详细自然，披露重要细节，与其他证据吻合，高度可信。综合全案证据，认定谢某某雇用田乙、谢甲运输毒品的事实成立。

多个案例展示了如何通过审查供词的真实性、合法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的印证性来认定案件事实。法院通过对案发过程、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的详细分析，结合生活常理和经验判断，最终认定原供的真实性和可信度，否定了被告人的翻供。

“隐蔽性证据”规则及其风险防范，强调了在“先供后证”的情况下，通过比对原供蕴含的隐蔽性信息与其他证据，来判断口供真实性的重要性。同时，还介绍了“先证后供”案件中的行为证据，即犯罪行为反映的个性化信息，如人际关系、性格特征、生活经历和职业特征等。通过行为分析，可以提炼犯罪人的个性化特征，帮助判断原供的真实性。

案件中的证明难点在于如何采信被告人的有罪供述。通过分析被告人供述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如现场足迹、手机通话记录、银行卡交易记录等，证明被告人的供述具有真实性。同时，通过排除被告人的无罪辩解，进一步巩固其有罪供述的可信度。案例中，被告人供述的内容得到了包括隐蔽性证据在内的其他证据的印证，从而证明了其供述的真实性。

问题四 如何应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翻供

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矛盾是常见的现象，可分为显性和隐性两种。显性矛盾多见于直接证据之间的直接冲突，如供证不一致；而隐性矛盾则体现在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之间，如口供与物证、书证的矛盾。处理这些矛盾，司法人员需全面收集证据，细致审查内容。

证据矛盾性质可划分为根本矛盾和非根本矛盾。根本矛盾涉及主要证据，可能影响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非根本矛盾则涉及次要证据，对案件走向影响较小。在处理矛盾时，司法人员应区分性质，对于根本矛盾应尽力解决，对于非根本矛盾则可结合具体情况处理。

案例中，孙某某受贿案中，尽管孙某某与行贿人证言存在矛盾，但通过综合全案证据，最终认定受贿数额。张某某诈骗案中，通过分析证据矛盾，认定其诈骗罪成立。处理证据矛盾时，司法人员可运用否定法、解释法等方法。

犯罪案件中的证据矛盾可通过多种方式解释。例如，在盗窃案中，通过查明电脑设置日期与标准时间差异解释转账时间与供述时间的矛盾。通过取证瑕疵解释，如DNA出现在肇事车钥匙上，经调查发现检材可能受到污染。通过“否定法”排除矛盾，如在危险驾驶案中，通过证人证言与现场情况的对比，排除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在故意伤害案中，通过审查采信证据，最终确定王某作案时具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在王某某盗窃案中，通过监控录像锁定王某某，最终将其抓获。案件难点在于解决王某某辩解与被害人陈述之间的矛盾。通过证据分析，包括公司领导的证言、监控录像、证人证言和被偷走的金戒指，最终认定王某某盗窃金额。

在证人证言方面，黄乙与案件无利害关系，其证言稳定可信；杨某某因担心成为共犯，证言复杂，需结合其他证据甄别。黄某某通过套取公款实现占有，有非法占有目的，全案证据足以证实其贪污罪。通过这些案例，可以看出，在处理证据矛盾时，司法人员应注重证据分析，结合多种方法，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问题五 如何排除证据之间的矛盾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人员确保证据准确可靠的关键在于亲历复核。这不仅包括对言词证据、同案犯供述、关键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的分析，也包括对精神病鉴定意见等关键证据的复核。亲历复核有助于甄别证据真伪，固定证据原始状态，发现新的证据线索，从而确保案件真相。

精神病鉴定意见对犯罪案件的审理至关重要。它对犯罪嫌疑人案发时的精神状态进行评定，为司法裁判提供专家意见。由于鉴定意见主观性强，检察人员需亲自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精神状态，询问鉴定人，并邀请专家提供意见，以综合评定其刑事责任能力。

在现场勘验笔录和技术侦查证据方面，也需进行亲历复核。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亲历复核在证据审查中的作用，如证人证言的核实、精神病鉴定意见的复核等。

检察人员在审理案件时，通过观察法、对照法、走访法和操作法等手段对证据进行复核和验证。他们直接接触同案犯、证人、被害人，观察其回答问题的情态，对书面笔录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进行判断。同时，他们会通过对照书证、物证等客观性证据，核实证人的陈述是否存在矛盾，或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的可能。

对于不便搬运的物证，他们会进行实地走访，对现场进行直观、全面的感知。在涉及设备、工具操作的事实中，他们还会通过体验性重演，确定事实或现象是否存在、如何存在。这些方法的应用，有助于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和准确性。

因此，亲历复核是确保司法公正的重要手段。通过亲历复核，检察人员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案件情况，从而做出公正的判断。

问题六 如何亲历复核证据

第二章 证据审查

直接证据体系是构建案件证据的核心，它能独立反映案件基本事实，无需依赖其他证据。构建直接证据体系时，需遵循证据印证原则，确保多个证据间相互验证。不同类型的核心证据，如自认型、指认型、展示型，各有其应用场景，如口供、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等。

在王某某醉酒驾车案中，王某某供述矛盾且与现场证据不符，其辩解被认定为不足采信。案例4和案例5展示了如何利用同案犯供述和监控录像作为核心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固定核心证据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形式固定法和内容固定法是确保证据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关键。

胡某故意杀人、强奸案和王某某、孙某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均说明，核心证据未得到有效固定和验证证据的充分性对案件定罪的重要性。在命案办理中，尸体是证明犯罪的关键证据。无尸体命案可通过收集人体组织、血迹等证据来验证。涉案物品特征鉴定需要专业人员出具意见，无相应鉴定机构时，可借助检验报告、专家证人证言等。

连续犯作案特点和证据收集的难点在于作案时间较长、涉及地点和被害人较多。英美法系国家相似事实证据规则虽未引入我国刑事证据法，但其理念对司法实践有借鉴意义。案例中，“平行印证”、“镜像印证”、“放射印证”等印证结构的应用强调了证据相互印证的重要性。朱某故意杀人、盗窃案为例，说明了印证结构无法指向关键事实环节时的证明难点。

李某某放火案和肖某某诈骗案均展示了如何通过多种证据形成印证结构，以确凿地证明犯罪事实。李某某放火案中，证据包括他的供述、监控录像、现场指认和法医学鉴定。肖某某诈骗案中，证据包括被害人的陈述、收据、通信记录和其他相关证据。这些案例说明，证据相互印证是确凿证明犯罪事实的关键。

问题七 如何建立直接证据体系

在刑事案件中，间接证据体系的构建对于认定事实至关重要。这种体系通过辅助事实与其他事实的结合，推断出案件的关键事实。虽然间接证据的个体证明力可能不如直接证据，但其整体证明力并不逊色。在直接证据缺失的情况下，运用间接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是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做法。

文章详细阐述了刑事推定规则，包括“从个别到一般”和“从局部到整体”的推定方法。这些规则在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中得到了体现，并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在网络犯罪、证券期货犯罪等案件中，当证据不足时，可以采用抽样取证和推定规则来确定犯罪事实。

“从局部到整体”的推定方法主要应用于无法获取直接证据的案例中。这种方法通过分析多个基础事实，相互印证，推断出待证事实。基础事实的数量和质量对推定的准确性至关重要。间接证据，如品格证据和再生证据，在推定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品格证据反映行为人的危险性，再生证据则有助于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

在实际操作中，运用间接证据定案时，基础事实的质量对案件结果极为关键。这些事实应与待证事实相关联，真实可靠，并避免出现“双重推定”或“多重推定”的情况。在缺乏直接证据时，应通过证据链排除合理怀疑，确保案件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证据链的形成在司法证明中至关重要，它并非简单堆砌证据，而是通过逻辑关系将证据紧密关联。构建证据链时，需考虑基础事实的延伸，将犯罪构成与案件事实相结合，注意证据体系的组合，通过递进关系、主次关系和总分关系等逻辑顺序，使证据之间相互关联，共同指向待证事实。同时，还需排除其他可能性，确保证据体系的完整性和说服力。

以韩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为例，通过分析作案时间、地点、设备、网络行为等证据，排除了其他可能性，最终确定韩某为行为人。冀某某涉嫌非法占有银行资金案中，尽管冀某某辩称自己并无非法目的，但证据显示其长期透支信用卡，并试图逃避刑罚，这些行为反而证实了他的恶意透支。类似地，张某某在交通肇事后将被害人遗弃，尽管他否认，但证据表明其未采取任何救治措施，最终被认定犯有故意杀人罪。

这些案例表明，在刑事案件中，即使被告否认犯罪，只要证据充分，其辩解依然无法成立。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推定的本质，遵循证据合法性的原则，对于查明事实真相，确保案件公正处理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八 如何建立间接证据体系

第三章 证据运用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核心。这一标准要求证据确凿、充分，并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保障被告人的定罪和量刑公正合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标准体系的运用尤为重要。

在定罪和量刑的证明标准上，存在差异。例如，刘某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起诉，提出自动投案，但因证据不足，法院未认定其自首。而包某某因故意杀人被起诉，作案后准备投案，最终被抓获，法院则认定其自首。这两个案例均表明，在认定自首时，需要综合全案证据，排除合理怀疑。

在“排除合理怀疑”的适用过程中，司法人员应保持客观公正，不受当事人立场影响。同时，证据体系的重要性不容忽视，包括局部证据和全案证据，以避免事实认定偏差。

在具体案例中，如曹某故意杀人案和杨某某故意伤害案，由于证据多样性和主观判断的存在，对于案件事实的认定可能存在不同看法。这要求司法人员在依据经验法则进行心证判断时，运用日常经验判断和专业经验判断。

对于被害人死亡原因的认定，控辩双方可能存在分歧。如韩某案中，辩护人提出被害人跳车行为可能成为致死原因，但公诉人通过鉴定人出庭和现场勘查等证据，证明被害人的死亡主要是由于他人殴打所致。这要求在案件事实存在合理疑问时，应当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

在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对补充鉴定意见的质疑中，如韩某案，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韩某用木凳砸了余某的背部和肩部，但这一行为与余某的死亡结果没有因果关系，情节轻微，不构成犯罪。最终，法院驳回了抗诉，维持了原判。

通过这些案例，我们看到了司法人员在办理案件时遇到的困难和挑战，以及他们在判断案件事实时的复杂心理过程。这也进一步强调了“排除合理怀疑”的重要性，以及它在防范冤错案件中的作用。

问题九 如何把握“排除合理怀疑”

第四章 证据判断

本书的写作背景，针对刑事司法实践中“心证封闭化”的现象，探讨了法定证据模式与自由心证模式在案件事实认定中的应用。同时，分析了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特点，即“新证据法定主义”，以及在复杂多变的案件情况下，法律无法预先设定具体规则的问题。此外，本书提出了“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为司法人员提供参考，并研讨了如何证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等九个疑难问题，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展现了证明过程。



证据为王：“阶层式”刑事证明思维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