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与一般春秋史以齐国、晋国为叙事中心不同的是，本书另辟蹊径，以身处边缘的楚国为切入点，用历史社会学范式来剖析楚国兴起的地缘优势、先进的政治文明、优秀政治家的卓越智慧、楚人的进取精神等，为我们讲述了楚国从边缘地带逐渐发展为南方政治中心，并成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演化过程。
在周制向秦制转变的过程中，楚国与秦国、齐国、晋国都期望通过自身的文化基因努力改造华夏中国断裂的社会形态，政霸体制的出现，就是各诸侯国对断裂的社会形态适应性改造的结果，因此，春秋时期的战争实质上是一种社会形态的竞合。而楚国建立的较为稳定的君主政体，具有了遏制华夏中国出现分裂倾向的作用，为华夏中国走向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借鉴。
正是有了楚国的参与，春秋时期的华夏中国才呈现出充满活力的新姿态。跳出以齐晋为叙事中心的东周史，用社会形态的分析方法，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审视东周社会。这种尝试既是对东周历史的新反思，也是对历史社会学研究范式的一种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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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重读300年春秋史，共王晚期和晋悼公时期是晋、楚对峙最关键的阶段，双方势力均衡，是一场大国之间全方位的战略博弈。随着晋悼公去世，晋国开始衰落，陷入内部争权的困境。共王逝世后，楚国进入中衰期，陷入内乱和外患的困局。这些都为弭兵之会和“政霸体制”的确立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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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春秋史，绕不开楚国史。本书采用社会学视角，立足于楚国，独辟蹊径地来呈现丰富的春秋史。五星荐读。
春秋晚期，作为四大霸主的楚国，在与宿敌晋国和新生力量吴越的角逐中败败胜胜，反反复复，可是楚国仍然生趣盎然，顿足振袂，忽而偃蹇连蜷，或而挥戈返日，天地为之低昂。从楚穆王元年（前625）到声王末年（前402），大致与秦康公到秦出子同时，224年间，楚国虽然频发变故，但屡创奇迹，就像弄潮儿，忽而坠入浪涛谷，转眼之间又跃上浪峰，举手投足都牵动着中原诸侯的神经。即使经历“吴师入楚”的巨变，楚人在休养期也没有忘了诸夏，在楚惠王时代一举灭了朝三暮四的陈、蔡，将中原南部变成了楚人的腹地。不灭郑，是为了战略的需要，楚人将郑变成了可攻可退的战略缓冲带。
强烈推荐，真是一本好书。
经过作者层层抽丝剥茧地分析和提示，封建的战国历史格局已经若隐若现，正如书中所言:“与春秋相比，战国是一个竞争更为激烈的时代….战争的性质自然演化为兼并与统一。”等到了秦国“奋六世之余烈”一统江山的时候，你会发现，春秋战国在纷乱中有其规律、分合中有其必然。
共王晚年在北线的主要敌手是晋悼公。北线战场，楚人与齐交好，与秦结盟，以郑、宋作为与晋争雄的战略跳板，有得有失，得失大致相当。郑国和楚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双方的交往一直是频繁的。东线的主要敌手是吴王寿梦，但这时的吴刚刚崛起，对楚还不能构成战略威胁，东线得大于失，局势比较平静。晋国在北线与齐结盟，与秦争斗，实力均衡，难分胜负；南线的主要敌手是楚人。晋人以郑、宋等小国为战略缓冲，并扶植东南的吴国，制衡楚国。但晋、楚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直接冲突，都以郑、宋为战略屏障，打摩擦战。晋、楚势均力敌，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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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师受楚师紧逼的约束，不易施展。鲁师和卫师尚未赶到，齐师虽已赶到但暂时还不能参战。栾书准备固守三天，待楚师引退时再反击。郤至认为楚师有几个弱点，其中最致命的就是令尹与司马不和，以及郑师军不整肃、蛮军无阵法，不难击败。晋厉公一度准备退兵，但被身为楚裔的苗贲皇（若敖氏后人）劝止。苗贲皇建议晋军的偏师应付楚人的左军和右军，以四个主力军团合击中军王族。晋厉公采纳了苗贲皇的建议，下令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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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另辟他途，以奇出胜，用露骨而暴力的语言作为要挟，“语杀”楚王。考烈王从来没有被这样一个小人物怒叱过，一时不得何为，居然被毛遂的刺耳批评和劝说折服，采纳了合纵的建议。当然，故事毕竟有渲染的成分，考烈王也并非庸君，尤其是春申君，他是极力赞成合纵的。楚国的君臣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也知道赵破，楚国就失去了北边的屏障，秦军便能以赵地为依托对楚国进行长期的骚扰，楚地的北疆将无宁日。毛遂的“叱谏”只是加速了楚国决策者决心“合纵”抗秦的决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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