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M·弗里德曼，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Marion Rice Kirkwood教授，是20世纪美国“法与社会”学术运动的领军人物，享有法社会学界、法制史学界和比较法文化论的泰斗声誉。他著作等身，对世界法学领域产生深远影响。沈朝晖，清华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专注于公司法、证券法和信托法研究，是中国商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青衿商法论坛创始人，学术成果丰硕。

信托制度的发展历程，从英国衡平法的兴起，到用益制度的形成，再到现代信托制度的传播和演变。中国信托业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停办到复兴的过程，并在2001年颁布《信托法》后，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信托法律体系。尽管与国外相比仍有差距，但信托业在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通过引进国外信托法规和经典著作，为我国信托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借鉴。



总序

在历史的长河中，继承法不仅是财富传承的规则，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结构、法律秩序、人口构成以及社会规范的变化。以Brooke Astor的生平及其遗产纠纷为例，我们见证了继承法在维护家庭秩序和财富分配中的复杂性。

Brooke Astor，一位慈善家，生前捐赠约两亿美元，但晚年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由儿子Anthony Marshall管理事务。然而，这一安排却引发了孙子Phillip的指控，揭示了家庭内部的矛盾与冲突。类似的故事在1889年Pasadena市的Banta遗嘱争夺案中也有体现，展示了遗产纠纷的残酷和复杂性。

随着时代的变迁，继承法的社会意义和性质也在不断演变。从重视血缘家庭到强调感情和依赖型家庭，法律观念的转变影响了继承法的制定和实施。遗嘱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逐渐下降，代际财富转移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些变化反映了家庭结构、法律秩序、人口和社会规范的变迁。

继承法在保护在世配偶、子女等亲属方面的演变，体现了社会对待财富和富人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财富的态度逐渐从尊重转向批判，这无疑对继承法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承法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财富传承，还关乎阶层固化。合理的继承法能够促进社会公平，防止财富过度集中，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在现代社会，继承法在保护弱势群体、调节财富分配、维护家庭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继承法的社会意义和性质随着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从重视血缘家庭到强调感情和依赖型家庭，从保护血缘关系到关注弱势群体，继承法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公平正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对家庭结构、法律秩序、人口和社会规范的不断变化，继承法需要与时俱进，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第一章　导论

财产权在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定义。在一些社会，财产由家庭、宗族、部落或村庄共同拥有，而非个人。在美国，法律体系基于私有财产概念，个人拥有对资产的完全权利，包括处分权。美国遗产分配的法律体系融合了多种方式，如法定继承、遗嘱自由和继承税。

美国独立战争后，各州逐渐建立以土地保有和继承为共和体制，取消了长子继承制和限嗣继承，实现了土地的转让自由。美国法律也强化了在世配偶的权利，如寡妇和鳏夫的继承权。

美国法定继承法的历史演变，从寡妇遗产制度到19世纪中叶各州取消这一制度，逐渐赋予配偶更多遗产份额的权利。法律保护寡妇和鳏夫免受财产剥夺，同时在无遗嘱死亡时，配偶有权利获得一定份额的遗产。然而，法律在保护继承权方面仍有不足，存在许多漏洞和争议。

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若继承人谋杀死者，将丧失继承权。即使刑事审判中被告被判无罪，继承权也不一定恢复。如果继承人被判定有罪，如身体虐待、忽视或者虐待老人等，其继承权同样会被剥夺。一些州还规定，配偶遗弃另一方而失去遗产继承权。

在遗产检验期间，未成年子女可能有权请求抚养费，但成年子女则没有这种权利。尽管法律允许父母通过遗嘱剥夺子女的继承权，但大部分父母仍然会将遗产留给配偶和子女。

遗产分配的历史变迁，从过去男性不愿直接将遗产留给妻子，到设立以妻子寿命为期限的信托，反映了当时对女性经济能力的偏见。然而，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做法逐渐少见，现代社会中，遗产分配更加注重死者意愿，但也出现了许多复杂情况，如高离婚率导致的子女继承权问题。

不同国家在遗产分配制度上存在差异，如英国的《家庭成员供给法》和《继承法》赋予了法院更大的裁量权，以保障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美国法律对婚姻、继承和收养等问题的演变。20世纪末期，随着性态度和性行为的变化，普通法上的婚姻概念逐渐衰落，同居现象变得普遍，同性恋情侣也日益增多。尽管有些州通过立法承认了同性恋婚姻和家庭合伙关系，但继承权问题仍然存在争议。

美国各州关于遗产继承的不同法律规定，从19世纪初的《纽约州修订法典》到20世纪初的《堪萨斯州法律》等，展现了美国各州在遗产继承方面的法律变迁。此外，文章还探讨了美国遗产继承法律中的一些特殊案例，如亡夫遗产权和鳏夫产权，以及继承人猎头等现象。最后，文章以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一些案例为例，进一步说明了美国遗产继承法律在国际上的影响。

第二章　死后的遗产分配

遗嘱在财产传承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法律要求遗嘱必须以书面形式存在，并由立遗嘱人签字，见证人见证。传统的遗嘱形式复杂且要求严格，但近年来，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逐渐放宽。自书遗嘱也逐渐被认可，尽管使用率不高。遗嘱的意图和安排至关重要，同时遗嘱的文字和形式也需符合法律规定。签署仪式庄重，见证人需亲眼目睹立遗嘱人在遗嘱上签字。遗嘱不仅是法律文书，也是表达爱与遗愿的文件。

从早期要求遗嘱所有内容都必须亲笔书写，到现代法律对遗嘱形式的要求逐渐放宽，遗嘱法律规定和案例经历了显著变化。经典案例如Button v.Button案和Thorn案，以及电子遗嘱的认可，都反映了这一趋势。撤销遗嘱的方式包括立新遗嘱和物理消灭遗嘱。文章还探讨了遗嘱中的错误和慈善遗赠的法律限制等问题。

遗嘱中的错误和模糊性可能会影响遗产继承。许多案例中，遗嘱起草者的笔误或对人物身份的误解导致遗产继承的争议。传统上，法院对遗嘱错误持严格态度，但随着法律文化的变化，法院越来越愿意纠正遗嘱中的错误，以实现立遗嘱人的真实意图。这种趋势反映了遗嘱在财产传承中的重要性逐渐下降，以及法院在处理继承案件时更加注重实质正义。

文章详细讨论了遗嘱撤销、电子签名在遗嘱中的应用、遗嘱见证人问题以及遗嘱的修改和补充。通过多个案例，阐述了遗嘱解释和执行中的各种问题，如遗嘱中财产的分配、遗嘱效力的争议以及遗嘱解释的模糊性。同时，文章也探讨了遗嘱修改和补充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以及如何确保遗嘱的有效性和合法性。

第三章　临终遗嘱

遗嘱异议，即对遗嘱提出反对意见，不常见但存在障碍。异议可能基于伪造、欺诈、能力欠缺或不当影响。伪造和欺诈案例罕见，撤销难度大。能力欠缺通常指立遗嘱人精神错乱或痴呆，不当影响则涉及立遗嘱人受他人不当影响。异议多围绕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和意愿。

在遗嘱异议案件中，立遗嘱人行为能力不足或受不当影响是常见理由。这些异议试图以精神状态或他人操控为由推翻遗嘱。但法院会根据具体案情和时代背景审慎判断，不会轻易推翻遗嘱。精神失常、老年痴呆等可导致行为能力不足，不当影响也成攻击遗嘱的理由，但需证明事实存在。审理时，法院考虑遗嘱是否符合社会规范及立遗嘱人的行为能力。

遗产争议复杂多样，文章探讨了历史到现代的遗产继承纠纷，涉及社会、法律和伦理因素。不同法典如《统一遗产检验法典》和《加利福尼亚州遗产检验法典》对异议条款执行规则存在差异。文章分析了遗嘱伪造、不当影响等问题，并探讨了争议的动机，如家庭关系变化和个人利益。此外，文章还提到遗产争议对当事人和社会的影响，以及相关法律和案例的指导意义。

第四章　撤销遗嘱——遗嘱异议和遗嘱异议的社会意义

遗嘱替代，作为一种新型财产传承方式，逐渐取代了传统遗嘱在财产继承领域的垄断地位。信托，作为遗嘱替代的关键形式，以其灵活性和包容性，适用于多种目的。起源于英国的信托，以衡平法院为特点，信托法便是衡平法院的产物。受托人管理资产，但必须以受益人的利益为重。生前信托，作为一种可撤销的信托，能够避免遗产检验程序带来的成本和延误，同时助力理财。托坦信托，作为一种简单易行的遗嘱替代方式，得到了法院的认可，适用于中产阶层。法律趋势显示，更多遗嘱替代形式正被承认。

美国法律在遗嘱替代的认可和演变过程中，堪萨斯州最高法院对托坦信托的认定、Farkas v.Williams案例中宣言信托的争议以及夫妻共同财产制等，都展现了遗嘱替代在法律上的广泛应用和逐渐被接受的态势。同时，人寿保险单、共同共有财产等也被视为遗嘱替代的重要形式。文章指出，遗嘱替代的兴起是形式主义消解的例证，同时也反映了实务原因和政治原因。在理解和应用遗嘱替代时，不应将理论或哲学运动与实际生活混淆。

第五章　遗嘱替代

信托和信托法随着社会变迁经历了显著演变。起初，信托主要用于男性将财产留予妻子，妻子仅享有终身利益。然而，到了20世纪，此类信托几乎消失，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转变。如今，婚姻抵扣信托广泛存在，旨在保障配偶利益。不可撤销信托和生前信托的增多，尤其在税收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信托法具有灵活性，分为扶养信托和家族信托。扶养信托通常管理保守，期限短；家族信托由专业受托人管理，期限长，需更灵活的投资策略。审慎投资者规则和禁止挥霍信托等法律规则增强了信托有效性和委托人利益。

关于信托终止，19世纪后期的Claflin案例显示，受益人难以强制终止信托并提前分配资金。这背后反映了财富分配和社会阶层的变化。近年来，信托法有所变化，如反永续规则的衰落，这反映了社会对财富和家族信托的态度。

不同州和地区的信托法规定存在差异。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可变更或终止信托，但禁止挥霍信托不受此限制。统一信托法规定了信托的投资原则。审慎投资者规则在现代信托投资中广泛应用，资产组合理论在家庭信托中亦适用。然而，审慎投资者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人，家庭信托受托人不能以资产组合理论为理由购买波动性大的股票。

第六章　家族信托和扶养信托

法律体系对死者之手及其限制的规定，允许死者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遗嘱控制活人，例如通过信托附加条件，如子女只能从财产中获得收益而非本金。但死者控制的时间并非无限，许多州规定信托期限不能超过200年。反永续规则作为限制信托期限的关键，要求信托中的财产利益在一定时间内确定，否则信托无效，以防止资产长期被束缚，无法交易。近年来，随着税收法规的变化和各州信托业务的竞争，许多州开始废除或修改反永续规则，允许更长期的信托设立。

信托法和继承法的历史变迁展示了法官造法对法律的影响，以及资本和商会在法律变革中的角色。19世纪后半叶，受托人群体崛起，信托公司和银行成为信托管理行业的重要玩家，对信托法产生了深远影响。累积型信托可能带来财富集中和膨胀的问题，反永续规则对此有所限制。文章以慈善信托为例，说明了累积型信托可能违反公共政策和法律规定，并探讨了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实际影响。

遗产税和信托之间存在一定关系。遗产税是对死者所拥有财富在人死亡时的价值征收的税收，而信托中的终身利益在受益人去世时价值为零，因此不会增加遗产税。文章讨论了美国各州关于信托的法律规定，以及一些州如何通过法律为信托提供更长的存续时间。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信托管理中的税务问题以及受托人的责任和权限。

第七章　死者之手控制和对死者之手的限制：反永续规则的浮沉

慈善捐赠和基金会是美国当代社会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大型基金会在慈善领域的显著作用。这些由富人通过遗嘱或生前赠与设立的信托和基金会，每年都捐赠巨额资金，对大学、艺术机构、宗教组织和科研机构等提供了重要支持。

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在去世时并未将资金捐给慈善，而富人和超级富翁则有所不同，他们更倾向于设立基金会并将大部分财富用于慈善。此外，基金会形式多样，从小型到大型，慈善信托法也随着时间演变，法律规定也在不断更新。

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发展历程颇为曲折。早期由于对教堂控制的记忆和土地垄断的负面形象，慈善信托形象受损。但随着新百万富翁阶层的出现，慈善捐赠被视为提升公共福利的重要途径，法律开始鼓励这种行为。19世纪末，慈善基金会资金主要来自富豪捐赠，服务于公共利益。美国独特的“本地和私人首创”传统以及政府对中央权力的怀疑，使得私人慈善和基金会得到发展。税收减免也推动了慈善信托和基金会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基金会目标变得难以实现或非法，近似原则被引入以解决此类问题。法院在维持委托人意图的基础上，有权变更信托和基金会的条款，确保慈善事业得以延续。

近似原则在处理遗产分配案件中的运用，强调了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微妙平衡。法院需要判断在近似原则下，捐款是否应该改变资助对象，如从一所大学转移到另一所大学或机构。例如，Seton Hall医学院被出售给新泽西医学院后，法院如何判决该笔资金的去向成为焦点。此外，文章还探讨了近似原则在处理种族和性别歧视问题上的应用，例如，当捐助条件违反了学校的政策时，法院如何决定是否取消这些条件。文章最后提到了监督慈善信托的重要性，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州政府或司法部负责监督和执行慈善信托。

慈善信托在执行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文章通过多个案例阐述了慈善信托如何与地方、州政治纠缠在一起，以及如何影响信托的执行和管理。文章指出，由于时间流逝、艺术时尚改变、法律变更以及政治力量等因素，慈善信托的初衷和目的可能被忽视或改变。同时，文章也探讨了大型基金会的社会功能和演变，以及它们如何在美国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文章还强调了慈善信托在执行和管理过程中应考虑的“特殊关系”和“共同体价值”。

约翰·麦基的遗产案件，涉及其遗嘱和财产分配。麦基生前被称为“有颜色的百万富翁”，其遗嘱的详细内容可见于相关法律文件和网站。麦基生前曾表现出对天主教信仰的偏好，但其遗产引发了家族间的纷争。此外，还有关于麦基律师身份的秘密，以及遗产分配过程中的法律争议。案例中，还提到了多个与遗产和信托相关的法律案例，包括McKee's Will Probated、Estate of John McKee等，以及不同州和地区的法律条文。

第八章　慈善捐赠和基金会

美国遗产税的历史和现状。从1916年起，美国联邦政府开始征收遗产税，其目的是减少巨额家族财富。税收对象包括遗产、赠与和跨代转移。虽然遗产税在筹集政府资金方面起到了作用，但近年来，一些州开始取消继承税或遗产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富裕的老年人定居。反对遗产税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认为该税种对普通民众不公平，并可能阻碍财富的转移。然而，取消遗产税可能导致财富不平等加剧，并减少慈善遗赠。



第九章　死亡与税收

继承法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和变迁。尽管法律学者们对继承法的研究较少，但它在社会、文化和经济方面具有深远影响。书中指出，遗嘱法存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问题，但自书遗嘱和自证遗嘱的使用正逐渐简化流程。临终遗嘱的地位逐渐下降，遗嘱替代方式如托坦信托和生前信托越来越受欢迎。此外，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影响了继承法，如核心家庭的兴起和非婚生子女权利的承认。法律对死者之手权力的限制逐渐放宽，但活人对死者控制的权力依然存在。整体而言，继承法正随着社会变迁而不断调整和完善。



遗嘱、信托与继承法的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