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东北是新中国的工业基地，为独立、完整的国家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以此为前提，它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基地。历经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的市场化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自身的文化生产及其之于当代中国文化的意义都发生了深刻的重构。本书着重从历史再现和记忆再生产的角度来描述这种重构，广泛考察了春节晚会东北小品、二人转、评书、小说、电视剧、电影、先锋艺术、文化创意产业及城市改造等领域的相关文化现象，透过地方性表象深入分析与中国社会的整体变迁相伴随的意识形态实践，并在对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的历史遗产的发掘中尝试探寻其未来可能性。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东北从工业基地到文化符号的重构
- 解读赵本山小品背后的意识形态与霸权
- 考察城市改造中的记忆再生产与遗忘
适合谁读
- 关注东北社会变迁与文化研究的人群
- 对大众文化批评及社会学理论感兴趣的读者
- 怀念计划经济时代工业记忆的东北人
读前提醒
- 学术文风较晦涩，需耐心阅读理论分析
- 建议结合东北影视文学作品对照阅读
- 关注作者对‘锈带’情感结构的深层剖析
读者共识
- 问题意识敏锐，史料详实且具现实关怀
- 文风受戴锦华影响，理论术语较多显晦涩
- 深刻揭示东北形象被建构与遗忘的悖论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该表述无疑十分悖谬：东北是“老工业基地”，东北人却又是“都市外乡人”。但这种组合的悖谬在当今的主流书写逻辑中是完全无法被感知的，因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话语中的计划习性恰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话语中的小农习性的隐喻式的复写：仿佛工人如同农民依附土地一样依附于国家。由此也就不难发现，在主流经济话语这种看似与东北小品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高级表述中，实际上存在着与后者大体一致的修辞机制——东北性、农民性和50-70年代习性的象征交换，通过这种修辞转换，一种以经济人理性为中心的二项对立结构得以建立，在其中，工人对分配正义和体制保障的诉求不被承认为是现代公民意识，而被指认为是一种前现代的保守和依附惰性，换言之，这种"
- "各种媒介的话语对刘涌几乎众口一词的“黑社会”指认与其说是对一个过去长期处于匿名状态的社会现实的充分发现，毋宁说是一场成功的霸权统识的建构。“黑社会”这一舶来的能指对于绝大多数中国大众文化的消费者而言，最为直接的联想召唤自然莫过于好莱坞和香港电影中的都市暴力形象，以成熟市场社会的边缘形象指称某种本土现实不啻构成了现代化中国身份想象的一种方式，同时对这种舶来能指在大众文化文本中过分突显的暴力色彩则有效地遮蔽了它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悖论就不足为怪：一方面，刘涌被毫无余地地定性为“黑社会”“黑老大”或“黑道霸主”，他在案发前作为民营企业家的合法身份似乎完全成了“画皮”或假面具，而另一方面，只有极个别的论"
- "第一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东北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从这时起到70年代末，该地区源源不断地为全国各地尤其是西部省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技术和人才资源，名副其实地扮演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地”的角色，这个“基地”在市场化条件下的衰落并不是孤立的区域经济现象，而是意味着以集体共享和均衡发展为特征的社会主义经济地理关系的终结：区域间的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商品化和资本化的各类资源越来越向东部少数几个中心城市和经济带集中。"
- "计划经济时期的城市是围绕工人阶级进行组织和建设的，工人阶级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对应着社会主义中国的国族身份建构，即“阶级-国族”（class-nation）的建构，具体地说，民族国家认同是依靠主导性的阶级认同来凝聚的。循此而论，工人阶级城市的不可见意味着当代中国人的一种曾经的国族身份的消逝。"
- "东北菜的诞生无疑是90年代中前期的这场想象和表述实践的影响最持久的成果之一，换言之，在知青文化热中横空出世的这支旁门菜系并未随着前者的消退而成为过眼云烟，相反它已在全国许多大城市落地生根，甚至连与东北数千里之遥，以食不厌精著称的广州如今也已是东北菜馆林立。除了偶尔能够看到“北大荒不了情”之类的招牌，21世纪初的东北菜馆已绝少“知青”印痕，然而其对空间的刻意营造则无疑是继承了知青文化热中的东北表述，从土炕方桌到挂在墙上的玉米大葱，从大红大紫的侍者行头到花花绿绿的窗帷桌衬，从大号碗碟到大分量的饭菜，最为“地道”的东北菜馆与其说是为人们提供了传统八大菜系之外的另一种美食，不如说是在制造一处都市中的乡"
- "评书的命运与东北老工业基地一一社会主义文化生产基地的命运一体相关，即使像单田芳这样为市场化欢呼的说书人也不得不承认“后继乏人”的当下现实。在这个“短缺经济”被制造相对过剩的机制彻底替换的时代，单人只口说老故事的评书表演早已成了明日黄花，淹没在翻滚着各种形象和声音的商品泡沫里。某个突然出现在新里的老说书人的名字（如2015年去世的袁阔成先生），或许会短暂地唤起关于评书的社会记忆和情感，但此时，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怀念的是一种极其古老的民间艺术，而未曾意识到自己实际是在缅怀仍看得见其背影的社会主义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借重特定的文化生产和传播制度，说书人的声音才第一次超越了茶肆、书场等特殊的消费空间"
- "《钢的琴》具有“元张猛电影”的性质，它同时再现了陈桂林和张猛的以失败为条件的成功，前者在造出“钢的琴”并送给女儿之前，已首先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一承认了资本对自己的胜利，后者在生产出对符号/价值秩序的反讽之前，已预知了自己对这种秩序的就范。像陈桂林一样，张猛是在一场必败之局中清醒地尽其所能的求胜者。这位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艺术家能否获得并坚持自己的文化主体性，最终取决于工人阶级重新赢回自己的父亲之名的可能性。"
- "正是在赵本山本人忆苦思甜式的叙述中，我们得以获知，即使是在生活最为贫困的时候，他也没有失学，而是一直读到了初中，并直接由中学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进入了乡里的宣传队。这一方面驳斥了说赵本山没文化，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偏见，在1970年代中期，初中文化显然是标准的“知青”学历，另一方面，也说明，赵本山并非来自纯粹的“民间”，“我过去是农民”的表述，只在为户籍制度所限定的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是有意义的（而事实上，除了在农民工问题成为社会热点时生产出来的《马大帅》，赵本山的作品从未对农民这方面的疾苦有过任何涉及），但就文化层面而言，就其作为所谓“地方戏演员”而言，他是从一开始就被组织在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之中"
作者简介
刘岩
1978年生于辽宁省沈阳市。200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从事西方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同时以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为主要学术志趣。已在相关研究领域发表论文多篇，出版专著《华夏边缘叙述与新时期文化》。
目录
绪 论//1
第一章 赵本山、东北表述与大众文化的霸权建构//11
第一节 春节晚会中的赵本山//11
第二节 话语爆炸与“黑”/“红”变奏//22
第三节 后赵本山时代：转型期贺岁喜剧的终结//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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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评论
《铁西区》的分析这块有点歪了吧？
看在作者后记里讲家庭情况，想到生活艰辛，也许这样的书可以帮他评职称，在居不易的京城生活得更好点的前提下强行加一星吧。但是话说回来，如果对自己出生成长的东北有真正深厚感情的话，就不要学已经遍地都是的那些把东北当窑姐来消遣的关内外各色傻逼了。写不出来也不要糟劲这块土地
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是好的，但我很不喜欢这种文化研究式的写法，分明已经预设了研究结论，接下来只是高度选择性地呈现文本，辅之以跳跃的学术脑洞。如戴锦华般狂拽理论大词如天花乱坠的文风，只适用于那一代学者了，年轻学人倘若照猫画虎，只会弄巧成拙。
逼死学渣的学术书，但内容还是很值得一看，我最喜欢“老工业基地的创意景观改造与城市记忆再生产”那章，大概比较好懂。。大约摸猜测全书主题思想是，赵本山不代表“东北”，只是他走红的时代刚好与工业东北的衰败相重合，于是把东北人演绎为“城市”和“现代”的他者，符合主流宣传和人们的想象。在赵本山时代之前，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不仅是工业中心，也是文化中心，来自各地的评书大家在东北打响，而各个工厂也有各自的文艺设施和文艺人才，有着为工人阶级服务的高度专业化的文化工业。随着下岗工人被视为落后于时代的失败者，东北社会主义时代的成就被历史抹去，衰败的工厂成为商业景观，而东北人的新时代形象也被固化为官媒中赵本山式的陈风陋俗和流行文化中的黑社会，并且似乎以此形象才可获得经济收益。东北人要如何看见过去，面向未来。。
试图很多的象征事物进行解读，赵本山、国企改革、评书等等，却将东北掩盖在学科黑话中。正如作者所说，他已经回不去东北了，永远的离开了文本解读的真正来源，这样的话语再也没有生命力。全书都在一种唱衰的语气试图说东北为什么不行了，但这十年来伴随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世纪之交的东北已经变了模样。这里有着自发的文化认同和自豪，且不是作为他者刻意的猎奇讨好，而是真真正正的东北文艺复兴。
资料详实，提出问题的角度很新颖。只是去过哈尔滨一次，很多问题的体会不深，但学者的学究精神很有感染力。是为了自己而研究而非其他。
繁荣的记忆太远，以至于我们无法重建除衰败以外的其他形象。宏伟叙事的撤出，也即是权利的撤出。他们的交谊舞、画作、伏特加从此不再有依附，像一片流云幻影似地，轻轻悬浮在今日的东北。东北跟我的大爷爷一样，他一直被留在那里、被因此怜悯，但其实他也是生动的人。被后记打动，喜欢他对于《钢的琴》的见解，与戴如出一辙。而东北的形象，其实也在作者之笔下成为摇曳的悬影、镜中的形象。这种书写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充满了双面性，离间到他亦不愿的方向。
其实解答了《张医生与王医生》文末伊险峰提出的问题
像是论文集。紧紧扣住社会主义工业史来揭露当代社会对东北的文化再现中被忽视的“边缘”。对于一些议题（赵本山、评书和沈阳城市再造）都有所讨论。作者也通过这种回溯打破了一些对立（工厂与城市）。
东北人泪目，一代又一代进入历史总能看到相似的困惑。本书长于文本以致有些浮光掠影，想多听听史师傅的故事。文化研究的悖谬是学术生产的对象(论文的读者)总是指向精英，最后往往收束进作者个人的时间线，再下沉一点是不是可以选择工人的视角，哪怕做工人的阅读史和文化实践。至关重要的权力问题还是不透亮，但说了就要站队一条路线，谁又有资格承担责任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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