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兆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香港政府首席智囊。作为社会学家和政治家，他长期从事香港问题研究，近40年深耕社会与政治发展、政治制度领域。在1993至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刘兆佳积极参与中央主导的回归工作，为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提供意见。2002至2012年，他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首席顾问，为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治港提供政策咨询和建议。

<p>香港问题一直是中央和香港政府关注的焦点，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也日益凸显，研究香港问题的本质和变迁对解决目前香港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使香港政治常态化有重要意义。 本书为中国道路丛书香港系列书（总计3本）之二，主要讨论香港的民主发展情况与独特的民主观，以及回归前后殖民政府的管治与特区政府的管治。香港是一个独特的经济体，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回归中国，香港也从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成为“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的中国特别行政区。在这一历史过程中，香港走出了一条独特民主发展道路，特区政府成立后，也一直在进行新政治秩序的探索。而由于特殊历史社会原因形成的“局部民主化”与诸多其他因素（如内外环境不利、管治能力不强以及反对势力阻扰）交织在一起，使得香港特区政府的管治困境重重，影响了香港社会的稳定。</p>

香港的民主化历程及其局限性

作者通过近40年的研究，揭示了香港社会与政治的巨大变革。他强调香港的独特性和必要性，并提出了一系列核心概念如"功利家庭主义"和"社会容纳政治"来描述香港社会的特点。这些理论不仅丰富了香港社会学体系，还为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参考。

民主化进程复杂且受到多重因素影响。英国政府为了维持殖民统治进行了有限的民主改革，而中国政府承诺“港人治港”以确保稳定。然而，由于中英两国在权力移交上的分歧和民众对中国的不信任，民主化进展缓慢，最终形成了局部民主政体，稳固性不足。

香港回归后的政治生态复杂，特区政府面临来自立法会、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的掣肘。主流民意偏向温和务实，但政府回应和整合民意上遇到困难。要重塑强势管治力量，需获得中央支持、港人信赖，并凝聚主流精英分子，构建适合“一国两制”的游戏规则。

香港民主化进程中，民众对进一步改革的态度复杂。虽然多数人认可普选的重要性，但在可能损害繁荣稳定或影响与中央关系时，多数受访者表示反对。对于政党的发展，民众的支持有限，许多人认为政党缺乏社会基础且怀疑其在民主中的作用。随着经济复苏和信心增加，港人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上升，他们更不愿意因加速民主化而冒风险。

香港的民主观深深植根于历史背景中，导致其民主化进程缓慢而渐进。民众对进一步选举改革的支持力度不一，立法会普选未获多数支持，但行政长官的普选则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可。因此，香港正经历执政危机而非认受性危机，这有利于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香港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型，行政长官在政治地位上高于立法会，但在一定程度上，立法会有权选择议员以制衡行政权力。然而，由于选举制度安排，政府支持者在立法会中占据多数，导致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权力关系极不对称。这种紧张关系的成因包括社会支持基础的不同、行政长官的政治思维和管治策略等。

香港反对派在常态政治下的困境与转型尝试。2005年成功阻挠政改方案后失去公信力，激进行动如“五区公投”也以失败告终。面对专业知识缺乏和内部共识不足的问题，他们试图通过减少针对中央的挑衅言行、强调爱国情怀等方式改善关系，但效果有限。

香港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复杂。虽然珍视民主体制，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面前更倾向于优先考虑经济繁荣。对于加快民主步伐持谨慎态度，担心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多数人支持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但仍对加速民主化的负面影响保持警惕。

香港政治从非常态走向常态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一系列支持政策实施，港人对国家的信心增强，对民主化的诉求有所降温。特区政府的新管治策略在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反对派因内忧外患而力量削弱，难以再成为主导政治势力。爱国爱港力量有望继续壮大，反对派可能逐渐转型为温和改革派，在“一国两制”框架下运作。

香港民众对民主体制的支持情况。虽然普遍反对非民主政体，但并不强烈支持民主体制，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认为民主是最佳政体。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威权年代的经历不足以令他们视民主为更好选择，也没有在真正的民主体制下生活过以体会其好处。尽管如此，民众对进一步选举改革的支持力度不一，立法会普选未获多数支持，但行政长官的普选则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可。

香港的政治生态变化及其对特区政府管治的影响。回归后，特区政府面临来自立法会、司法机关及社会各界如政党、传媒、宗教组织的强大掣肘，各方利用港人对中央的疑虑和社会矛盾制衡政府施政，导致政治局面复杂混乱。重塑强势管治力量需获得中央支持、港人信赖，并凝聚主流精英分子，构建适合“一国两制”的游戏规则。

香港民众对民主发展的态度变化。2004至2006年间，民众对香港作为“民主”政体的看法有所增加，政治满意度也提升。多数受访者认为当前的政治体制是现实条件下的最好选择，并且对民主化的步伐持保守态度，担心快速民主化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对于政党在民主进程中的作用，多数受访者表示冷淡，认为行政长官应无政党背景。

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中英两国政治博弈、香港内部的政治分化以及中央政府考量都对这一过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香港民众对进一步选举改革的支持力度不一，立法会普选未获多数支持，但行政长官的普选则得到主流意见的认可。因此，香港正经历执政危机而非认受性危机，这有利于循序渐进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一部分 民主之路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呈现出独特性与复杂性。这一进程并非全球民主化浪潮的产物，而是由香港特殊的历史、政治和经济背景所推动。英国殖民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推动力度有限，而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民主改革则持谨慎态度。在这一过程中，中英两国政府占据主导地位，而本地政治精英的作用相对次要。尽管面临诸多挑战，香港的民主化仍在逐步推进。

在后殖民时期，香港政治精英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了激烈的权力斗争，缺乏一个有效的仲裁者来缓解摩擦或促进合作。旧的政治规则逐渐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尚未建立，使得政治局势更加混乱。中英两国政府采取的“分而治之”策略，使得香港本地政治势力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来推动民主进程。港人对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组织和手段来发挥缓和作用。在这种混乱的政治形势下，政治精英们更关注个人利益而非合作。民主化过程中主要涉及纯粹的政治事项，如游戏规则的制定、选举安排等，而社会及经济问题则显得不那么重要。

香港政治体制的复杂性体现在强大且独立于立法机关的行政机关与多个政党并存。这一体制在运作上难免会遇到困难。文章还探讨了香港民众对政治领导的态度，以及功能界别在香港政治中的角色和影响。此外，文章还涉及了香港民主化的过程，包括港英政府和回归后的香港特区政府的不同时期。

由于中英政府对香港民主化的戒心以及支持力量薄弱等因素，民主进程进展有限。局部民主政体内部存在矛盾和摩擦，缺乏权威仲裁者来缓解这些冲突，可能导致中国政府在未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此外，政治精英之间的倾轧削弱了他们与民众的联系，政党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导致港人的政治疏离感持续上升。

第1章 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香港回归后，新政治秩序的构建过程曲折复杂。中央政府提出了新政治秩序的八大特征，然而，香港民众，特别是反对派，对此持有较大分歧。文章分析了香港回归后存在的十个基本矛盾，如建制派边缘化、港人民主期望与“一国两制”制度要求不兼容、中央无为而治策略与建设新政治秩序的要求不兼容等。

尽管如此，在中央政府调整策略和特区政府的管治策略转型下，一个新政治秩序的雏形逐渐显现。经济方面，香港通过与内地经济挂钩的策略，重新步入增长轨道，失业率降至可容忍水平，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超过1997年水平。但经济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贫富差距加大。

港人对特区政府的信任提升，对中央政府的信心增强，并对中国前途看好。反对派边缘化导致政治冲突减少，建制派在政治上更团结有力。民族情绪的高涨使港人更容易接受由中央构建的新政治秩序。尽管存在一些分歧和不信任，但“一国两制”方针被广泛认可，香港与内地的关系更加紧密。

第3章 新政治秩序下管治策略的探索

《基本法》作为香港的“小宪法”，其设计初衷是为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政治架构。然而，在行政主导体制下，立法机关选举机制的不合理设计导致行政与立法之间权力极不对称，立法会难以有效制衡政府。这种权力不均衡的根源在于社会支持基础不同、政治思维差异、管治策略不当等非制度性因素。由于缺乏有效的调解机制，双方难以沟通和妥协，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

香港回归后，局部民主体制的运作并不顺畅。中央政府对立法会存在偏见且谨慎干预，导致其无法有效调解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尽管司法系统理论上可以作为调节者，但董建华政府对司法缺乏信任，加之居港权争议削弱了司法威信。民意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有限，民众与政治疏离使得行政和立法关系更加恶化。经济衰退和社会期望高企加剧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危机，局部民主体制难以顺畅运作，导致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基本法》的实际运作中，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主要体现在权力分配的不均衡上。立法机关在权力上的弱势使得其难以有效制衡政府，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香港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此外，社会支持基础、政治思维差异以及管治策略的不当等因素也加剧了这种紧张关系。

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对立法会的干预以及司法信任度不足，使得立法会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民意在政治中的影响力有限，民众与政治的疏离使得行政与立法关系更加紧张。经济衰退和社会期望高企进一步加剧了特区政府的管治危机，局部民主体制难以顺畅运作。

为解决这些问题，香港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优化立法机关选举机制，确保行政与立法之间权力分配的均衡。

2. 加强中央政府对立法会的信任，充分发挥立法会在调解行政与立法关系中的作用。

3. 提高司法信任度，充分发挥司法系统在调解行政与立法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4. 增强民意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促进民众与政治的互动。

5. 优化管治策略，应对经济衰退和社会期望高企带来的挑战。

通过以上措施，有望缓解香港行政与立法之间的紧张关系，推动局部民主体制的顺畅运作，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有力保障。

第4章 局部民主化困境重重

香港政党在回归前后的发展状况及民众对其态度。民主党作为反对党，强调不信任中央政府和亲民主立场，在直选中表现突出。自由党和民建联则被视为亲建制力量，支持中央并倾向于保守政治立场。社会经济问题逐渐成为焦点，但各政党依旧被主要的政治分歧所区隔。调查数据显示，民众对政党的态度深受其在“信任北京”、“民主化步伐”和“信任政府”三个方面的定位影响。民主党因其鲜明的反对派形象获得较高支持率，而民建联和自由党则因亲政府立场受到部分民众质疑。

自1998年5月以来，香港回归后社会经济问题突出，如经济衰退、失业率上升和房屋价格高涨等问题成为民众关注焦点。然而，在立法会选举中，政党并未将这些问题作为主要议题，导致选民对政党的支持度下降。政党之间缺乏实质性的政策差异，且在社会经济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以避免内部矛盾。民众对于政党和立法会的支持持续减少，反映出政治幻灭和对未来香港政党与民主发展的担忧。

董建华作为首任行政长官，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表现出无力感，导致其民意支持率下降。他的管治策略受到质疑，缺乏强大的政治联盟支持也加剧了这一困境。尽管拥有大权，但未能建立起支持其施政的政治联盟。保守和家长式政治理念未能获得香港西化和现代精英分子的支持，导致他在团结政界和社会有威望人士方面遇到重重困难。

董建华政府在任期间，面临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和压力。商界团体与政府关系疏离，中产阶级对政府不满，支持中央的力量与特区政府也日趋疏离。政府内部存在分歧，如高级官员与董建华之间的矛盾，以及公务员威望的下降。政治盟友减少使他在政治上日益孤立。

香港在回归前后经历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涉及立法机关的权力与特权法、人权法、法定独立机构的设立，以及行政与立法机关的互动。中央政府逐步推行民主，授予立法机关否决权和监督权等。反对派利用港人的反共情绪和对香港前途的焦虑推动其属意的新政治游戏规则，导致矛盾加剧。

回归后，主要官员问责制的设立引起了广泛争议。这改变了过去公务员治港的格局，并引发了行政与立法之间的权力争夺。司法机关在回归后的影响力显著增强，对政府施政的影响日益凸显。这些变化使得香港政治生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博弈愈发激烈。

从常态政治到非常态政治的演变过程标志着香港从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实施历程中，反对派失去了以往的政治煽动力和主导议题的能力。主流民意开始转变，不再将民主视为对抗中央的工具，而是更关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反对派因内部分裂、贪腐丑闻等问题而失去民心，其影响力逐渐减弱。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末期的社会状况复杂，大部分港人对政府的态度较为矛盾，一方面认为政府维护民众利益，另一方面又认为政府主要维护自身利益。中英两国在香港问题上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做准备。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及中央政府的支持，香港主流民意开始转变，不再将民主视为对抗中央的工具，而是更关注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在回归中国前的社会状况下，港人对政府的态度较为复杂，社会经济变迁加剧了民众不满，政治势力崛起进一步威胁殖民政府的有效管治。英国试图通过政制改革来增强管治能力并实现“光荣撤退”，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港人的分化削弱了这一策略的效果。

香港在从殖民威权统治向代议政制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引入选举元素，扩大立法局的代议基础。然而，民众对政府施政和民主政治实行情况普遍不满，尤其集中在对行政长官和政府的容忍度较低上。港人珍视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并不强烈反对中央政府的干预，反而期待通过民主改革使中央政府更重视港人的意见。

香港居民对民主的矛盾态度及其背后的原因。民众认为普选可能损害香港繁荣稳定及与中央的关系，尤其年龄较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对此更为谨慎。对于政党发展受到阻碍的问题，多数受访者不认同没有政党就没有民主的观点。此外，港人对中央政府的态度影响着他们对民主发展的看法，大多数人不愿因民主化问题与中央产生矛盾。

香港政治体制的评价分歧。民众普遍认为当前的政治制度在现实环境下已是最好，并对其现状较为满意。对于民主化的步伐，多数人支持循序渐进的方式，担心快速民主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冲突增加。港人对加速民主化的态度因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有所差异，但总体上仍倾向于逐步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5章 局部民主化、政党及其成立契机

第二部分 管治形态

董建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后，实施了一系列去政治化的管治策略，旨在减少政治冲突，保持社会稳定，并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他的策略包括尊重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承诺推动经济增长、改善教育和增加房屋供应等。然而，董建华的管治策略遭遇了多重挑战。

首先，董建华缺乏政治经验，且没有强大的政治联盟支持，社会支持基础也较为脆弱。他的管治联盟较为松散，难以有效施政。尽管在最初执政的几个月里获得了较高的民意支持，但他的政府在面对经济危机时表现出的无能和缺乏同情心，使得民众对他的期望和评价发生了转变。

董建华的政府未能实现预期的去政治化，反而加剧了香港社会的政治化，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不满和信任危机。他的形象受损，政治上日益孤立，盟友减少，政治纷争不断，管治联盟涣散，政府施政能力下降。

在商界、中产阶级和基层支持者中，董建华的政府同样面临着困境。商界认为董建华过于顺从民粹，经济政策混乱，中小企业得不到支持。中产阶级因经济危机而生活陷入困境，对政府不满。基层支持者因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在公共政策上无法保持一致，对董建华的支持也不再坚定。公务员的威望下滑，高级官员政治被动，使政府面临更多挑战。

关于香港社会和政府治理的研究，主要探讨了香港的社会契约问题，分析了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面临的挑战和应对策略。研究指出，香港的传统社会契约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了冲击，政府需要承担更多社会保障责任。同时，领导力在应对社会挑战中的作用也受到关注，政治家需要具备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此外，研究还涉及了香港特区政府在重大决策中的沟通和决策问题，以及行政长官董建华的施政策略。董建华的管治策略虽然初衷良好，但面对现实的挑战，仍需重新审视和调整。

第6章 董建华的管治策略与能量

董建华在首个任期推出的改革措施，旨在推动香港转型为知识型经济体并增强竞争力，同时提升民众信心。然而，大部分改革由政府高层自上而下制定，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担忧和不满。民众对改革的态度复杂，一方面支持改革，另一方面又不愿意付出代价。调查显示，港人对改革的具体内容和支持程度存在差异，且对董建华改革实施的方式持批评态度。尽管如此，港人普遍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并期望特区政府发挥主导作用。董建华在推行改革过程中，需要考虑民众的意愿和利益，以提高改革的成功率和民众的满意度。



第7章 董政府制度与政策改革的社会响应

香港回归后，新政治游戏规则的形成受到中央通过《基本法》的推动，旨在构建一个以行政为主导的体系。然而，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反对派和港人思想心态的转变给其实施带来了挑战。反对派利用社会变迁和人心变化，对特区政府的政治权威构成冲击，但在民主变革上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特首虽拥有较大的政策制定和人事任免权，但其合法性因反对派的质疑而变得复杂。

港人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他们更关注政府的施政表现而非选举方式，这影响了他们对新政治游戏规则的理解和接受程度。中央与特区政府在管治上面临众多挑战，但通过采取措施，力图确保香港遵循“一国两制”的原则，减少严重脱节的可能性。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存在诸多争议，包括中央任命特首的权力、香港的“剩余权力”问题、中央干预的定义、政制民主化的决定权归属、对《基本法》的解释权、国家安全立法的斗争以及中央在港的政治角色等。这些争议反映了香港内部对“一国两制”理解的差异，以及中央与特区、港人之间的互信问题。

政治生态的变化表现在司法机关权力扩大，对行政主导构成挑战，法院过度介入宪制问题可能增加人大释法的风险，从而削弱司法权威。政党兴起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但其影响力与社会支持度不成正比，政党与其他势力之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影响了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商界和传媒作为强大的社会势力崛起，对政府形成挑战。商界的影响力上升导致“官商勾结”的批评增多，削弱了政府威信。传媒则以制衡政府为己任，但其公信力下降，政治力量受到一定限制。

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在民主、人权等领域愈发活跃，其国际联系广泛，对特区政府构成挑战。港人普遍支持政教分离原则，但民意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各方势力通过民调影响舆论。回归前英国政府为削弱行政机关权力做了大量部署，导致香港的政治游戏规则发生巨变。如今，特区政府面临来自体制内外多方力量的压力，构建强大管治力成为关键。随着港人对中央信任上升及国家意识抬头，重塑适合“一国两制”的政治规则显得尤为迫切。

二战后英国法院对政府进行司法复核，导致政府与法院之间摩擦不断。以中资机构在立法会内没有功能团体议席为例，说明了双方矛盾。在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至1997年香港回归前，港英政府面临管治困难，试图平衡各方势力，但政治困境依然明显。刘兆佳在《香港特区的管治与新政治主张的建构》一文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一问题。

第8章 新政治游戏规则与特区的管治

香港回归后，政治形态经历了显著变化。初期，非常态政治现象突出，如权力界限争议、反政府活动和政治抗争。但自2004年起，常态政治逐渐显现，港人更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重大政策争议减少，反对派难以制造激烈冲突。尽管反对派试图提升影响力，但公信力受损，激进派的“五区公投”失败削弱了其力量。在非政治议题上，反对派因缺乏专业人才和共识而难以提出有效建议，面临衰败风险。

港人对中央和内地的不信任主要源于历史背景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担忧自由空间受限。但随着中国经济崛起和“挺港”政策的实施，如CEPA、个人游等，港人对中央的信心增强，认同经济融合的重要性，并形成积极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港人不再将民主作为对抗中央的工具，更关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认为过快推进民主化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特区政府的新管治策略获得认可，推动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

香港经济自2005年以来复苏，就业改善，资产价格回升。内地经济发展加速了与香港的整合，股市和楼市活跃，市民消费增加，提升了港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了香港，政府采取措施帮助渡过危机，但大量外资流入导致楼价飙升，引发社会不满，房屋问题成为主要社会议题。

反对派因内部分歧和外部环境变化而政治能量减弱，中央调整对港策略，协助香港经济复苏，并推动爱国爱港力量的发展。新任特首梁振英上台后，部分港人视其为中央直接管治象征，反共情绪升温。尽管反对派短期内仍有一定优势，但长期来看，爱国爱港力量前景光明。

未来，随着反对派中顽固势力逐渐淡出，主流反对派将趋向温和改革，而爱国爱港力量在中央和特区政府支持下，有望逐步实现常态政治。香港将面临矛盾冲突，但非常态政治局面难以重现。

第9章 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

香港在殖民统治末期遭遇了治理上的困境。九七问题预示着殖民统治的终结，港人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恐惧使得政治环境变得复杂。尽管港英政府一度有效治理，但随着九七问题的凸显，其维持有效治理的条件逐渐丧失。港英政府试图改革，但效果有限。港人对现行政治体制和公共政策的支持虽强，但社会变迁削弱了其支持基础。公务员体制的腐败和经济问题加剧了香港治理的难题。

民众对港英政府的满意度下降，认为其权威受损，并担忧政治动荡影响香港的繁荣稳定。抗议活动增多，治安恶化，官员贪污事件频发，进一步损害了政府信誉。尽管经济具有韧性，民众渴望稳定，但有利条件正在削弱。港英政府倾向于独自维持管治，不愿分享权力，这在客观上难以实现有效治理。为应对治理危机，殖民政府需与其他政治力量建立联盟，尤其是与中国政府合作，以重建强大的政治权威并实施长远公共政策。

在回归前，港英政府面临治理困境。由于有利于其统治的条件被削弱，“单干”策略无论积极或消极都无法有效维持其权威。积极“单干”因镇压力量有限、财政限制及专业技能不足而注定失败；消极“单干”则会损害中英关系并引发国际舆论批评，使英国无法在1997年光荣撤离香港。因此，殖民政府尝试与其他政治力量结盟以增强其权威，但与中国的合作因互不信任和利益分歧难以实现。港人普遍反感中国政府干预，本地精英的支持基础也十分脆弱。尽管如此，随着回归日期临近，英国政府逐渐倾向于与中国寻求合作以巩固政权，并试图共同培养本地政治领袖以强化联盟权威。目标是通过制定并执行针对香港重大问题的政策纲领，缓解过渡期的治理难题，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香港社会对政府应对贫富不平等的态度，74.7%的受访者支持政府向富人征税以缓解问题。同时，讨论了香港政治文化变迁，包括港英政府试图通过大型工程提升认可度，但同时也强调自由市场和家庭的重要性。此外，文中探讨了中英在香港过渡期后的合作关系，包括加强合作以应对1997年香港回归的问题，并引用了《中英联合声明》相关内容。最后，展示了香港精英和普通市民对中英合作的期待，并引用了相关民意调查和新闻报道。

第10章 殖民统治末期的“难以管治”问题

英国在香港管治策略的调整始于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为确保平稳过渡，英国采取了对中国忍让的态度，但这种政策导致其形象受损，并难以满足民众的政治需求。随着香港社会经济变迁和政治势力崛起，港英政府的管治能力受到挑战。1989年北京风波提供了调整策略的机会，使英国得以强化在港的有效管治，实现“光荣撤退”。然而，这一新政策被视为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赌注。

英国在香港撤退过程中面临复杂的政治困境。通过民主改革增强管治能力和实现“光荣撤退”的尝试受到中国政府的反对和香港民众的分化影响，效果大打折扣。中国对香港过渡事务合作消极，影响了港英政府制定政策的能力，并削弱了公务员体系的表现与士气。中英对抗激化了香港社会内部的政治冲突，民主派力量虽受支持但动员能力有限，难以成为英国可靠盟友。最终，英国被迫调整策略，重新与中国合作以维持管治能力，但这并未改善其在港人心目中的形象。“光荣撤退”变得遥不可及。

撒切尔前首相对香港问题的态度及其政策背景显示，在中英协议框架内推进民主化需谨慎行事，以免破坏与中国的协议。1962年《英联邦移民法》和1981年《英国国籍法》反映了撒切尔政府对移民政策的收紧及其种族主义立场。文章还讨论了香港民主改革进程中的挑战与冲突，以及英国在移交香港主权前如何避免社会动荡的问题。

港人在民主理念上的态度复杂多变，多数支持进一步的民主化和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的比例较高，但政治参与的态度较为分歧。富裕阶层对民主期许不如其他阶层积极，而中产和蓝领工人则表现出更强的支持意愿。同时，港人也接受家长主义、精英主义和公务员管治等非民主理念，认为这些改革有助于提升政府效率和表现。

香港民众普遍认为民主首先意味着政府能够咨询民意，并非一定要通过选举产生政府。他们希望民主改革能带来个人自由、社会福利和社会稳定，而非仅仅增加直选议席。虽然部分人支持进一步的民主化，但整体上对民主改革的成功持悲观态度。此外，港人更关心的是政府效率和物质福祉，而不是政治参与或选举制度。

香港在从殖民威权统治向代议政制发展的过程中引入了选举元素，扩大立法局的代议基础。1985年改革前，立法局由官守议员和委任议员组成；改革后，直选议席增加。尽管立法局在1991年进一步扩大，但新增的代议议员仍属少数，并没有代表基层社会。回归后，立法会的直选议员维持少数，不能决定立法和政策。

香港民众对民主制度的支持情况显示，在经济下滑和政治不满背景下，大多数受访者支持民主体制并反对非民主替代方案如专家治港或强人统治。虽然普遍希望特区政府进行改革，但对立法会普选的支持并不强烈，而行政长官普选则获得主流意见支持。

对于回归后遇到的困难，大多数人归咎于经济环境差而非政治体制不够民主化。社会经济背景较低的人更倾向于将问题归因于董建华个人能力和经济环境不好。

港人珍视民主体制但不无条件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认为专制政府可能更好。对民主政府的认识也存在分歧，部分人将其视为民选政府，另一些则认为是愿意咨询民意或有能力带领人民的政府。自回归以来，香港虽然享有广泛自由权利，但其政治体制仍处于局部民主状态。

港人的矛盾民主观影响着他们对普选、政党及中央政府的态度，在2004至2006年间基本保持稳定。经济复苏和民众信心提升未显著改善反对派的政治前景，公民党的成立为反对派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港人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增加，民族主义情感也在滋长。

受访者中超过半数认为当前政治制度虽不完美但已是最好选择，有近四成的人对民主化程度感到满意。民众对政党的支持仍然有限，认为行政长官应保持无政党背景以维持中立性。这些矛盾的民主观反映出港人希望在现实利益和政治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

第11章 英国的管治能力与“光荣撤退”

第三部分 民主观

香港市民对于民主的理解和期待主要体现在对政府民意的咨询、个人自由和社会福利的提升的追求上。他们支持增加立法局直选议席，但这一支持并不与家长式管治、精英主义和公务员管治的理念相冲突。他们相信选举机制能提升政府效率并监督其表现，而非用于组成或替换政府。同时，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需要受到约束以防止权力滥用，并希望立法局在未来的政治角色中发挥更积极的监督作用。

然而，尽管港人渴望进一步的民主改革，这种期望并不强烈。多数人认为政府效率比民主更重要。调查发现，民众对民主前景持悲观态度，仅有少数人愿意积极参与推动民主进程。香港民众的政治参与度较低，选民登记率和投票率不高。

部分受访者支持通过选举来提升立法局的监督作用，并认可直选议员的合法性。但整体上，港人更倾向于一个咨询民意、非选举产生的政府，并由民众信任的人士进行制约。这种局部民主愿景与政府推行或规划的改革举措相符合，反映出香港民主运动面临的挑战和局限性。

从1985年的调查到1992年，民众对政治制度满意度的变化显示出渐进改革受到欢迎。调查还揭示了民主派人士的监督角色与个人自由的正相关关系。此外，文章探讨了开创性选举的概念及其与成熟民主国家选举的不同之处。这一演变过程和民众态度的变化，反映出香港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第12章 局部的民主愿景

香港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呈现出复杂态势。尽管46%的人认为民主是最佳政体，但仍有24%的人认为专制在某些情况下更优，这反映出香港的民主认受性处于较弱至中等水平。值得注意的是，经济下滑和政治不满并没有显著降低对民主的支持，反而可能增强了这种信念。传统主义对民主认受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而自由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则有助于提升民众对民主体制的认可度。年轻一代的民主认同感并不比年长者更强，这与他们的不同政治经历有关。中年人群在支持民主方面表现积极，这主要与他们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至1989年的重大社会运动和事件有关。

香港回归后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也呈现出一定的挑战。尽管“一国两制”方针得到成功落实，但香港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缺乏有为的政治领袖和清晰的发展方向。局部民主体制并非精英协商的结果，而是外部力量安排的产物。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挑选，导致其缺乏政治经验和扎实权力根基，效率低下且不受欢迎。公务员在政策制定中的影响力减弱，立法会与行政机关之间存在对立胶着状态。

港人对经济状况和特区政府普遍不满，并倾向于认为当前的政治状况不如殖民时期。大多数人感到疏离感并远离政治。尽管如此，民众并不希望回到非民主政体，而是支持局部的民主改革。香港弥漫着对政治的不满和厌恶，但这种不满并未削弱他们对民主体制的信任。港人对自由主义、后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与自由竞争等价值观的支持，为未来实现更全面的民主提供了可能。

调查结果显示，民众普遍反对非民主政体，并支持进一步选举改革。尽管对立法会普选产生全部议员的支持度不高，但对行政长官普选产生的支持则较为强烈。因此，香港正处在执政危机中，而非认受性危机，未来有望循序渐进地实现更全面的民主化。

第13章 在自由专制和民主之间

香港的民主观念存在矛盾性，并受到其特殊历史背景的影响。民众支持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成员，但不愿因加速民主化进程而损害香港的繁荣稳定或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群更倾向于反对外国干预，认为普选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大于益处。

随着近年来经济复苏及对未来信心增加，政治保守主义逐渐上升，减少了民众对激进民主派的支持。未来，香港很可能继续其渐进式的民主化道路。

一项研究采用了调查方法来分析香港的民主观念和政治文化特点。该研究表明，在转型社会中，如俄罗斯、台湾和台湾等地区，民众对民主的认知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的民主进程较为缓慢或停滞不前。这项研究还强调了香港在民主化进程中的独特性和挑战。

此外，研究指出香港的政治态度变化趋势，特别是其独特的政治文化特点。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香港的民主发展路径。

第14章 矛盾的民主观

香港民众对民主的态度和看法。港人普遍支持渐进式的民主发展，并认为目前的民主步伐是可接受的。他们对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的重要性有共识，但对快速民主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仍有所顾虑。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对加速民主化的态度更为谨慎，而年龄较长、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则更支持政党发展。尽管民众对政党的信任度不高，但他们普遍认为没有强大的政党就没有真正的民主。此外，港人对泛民主派的信任也逐渐下降，这可能影响香港未来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



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