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德·布赫霍尔茨，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亦曾担任白宫经济政策主任。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虎对冲基金经理人，并拥有剑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与法学高级学位。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经济学者，凭借其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在经济学领域享有盛誉。

今天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仍深深受着已故经济学家的影响。 我们今日面对的经济问题，那些故去的经济学泰斗又留给我们哪些深远的洞见呢？ 本书梳理了历史上10多位有分量、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马尔萨斯、李嘉图、约翰•穆勒、马克思、科斯、马歇尔、凯恩斯、弗里德曼、布坎南等，介绍了历代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和经典理论，并且生动地讲述了他们的人生故事，以及此大师与彼大师的个人关系，和他们在观点方面的交锋。 2012年曾以《经济学大师们》为名出版。2016年新版增补原著第六章“卡尔•马克思：愤怒的神谕”，并保留了全书的注释，使本书首次以完整的面貌与中国读者见面。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的重要性，强调了经济学家的思想如何影响当代政策。文章指出，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经济学家的理论对政府决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文章也提到了经济学在进步中不断反思和摒弃旧理论，以适应技术、政治和制度环境的变化。通过研究经济学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经济政策，并为未来的经济生活做好准备。



代序

经济思想史的学习起点，从《圣经》到亚里士多德，再到中世纪神学家们对经济问题的探讨，以及重商主义者对国家经济管理的建议。文章指出，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通过垄断、专利、补贴和特权等奖励，以及开拓殖民地和限制对外贸易来增加国家财富。然而，亚当·斯密对这些理论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财富应从消费者角度衡量，个人动机和创新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文章还提到，经济学家并非总是正确，但他们能帮助我们了解生活水平及其可能达到的程度，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



第一章 经济学家的坏名声由何而来？

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从哲学家的视角探讨了道德情操。他提出“公正的旁观者”这一概念，强调人们在道德选择时，应想象一个公正的观察者来引导行为。斯密同时分析了经济活动中的自私动机，认为私利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并提出了“看不见的手”理论，即市场机制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也能促进社会繁荣。此外，他强调分工的重要性，认为通过分工可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增加国家财富。

斯密对分工的推崇基于其提高生产力和技术进步的观点。然而，他也指出分工会导致工资差异，分析了影响工资差异的多个因素，如工作条件、培训、工作稳定性、信任度和成功概率等。他支持自由贸易和分工，认为市场机制能有效分配资源。通过铅笔的例子，他阐述了分工和国际贸易如何促进经济增长。同时，斯密提醒政府警惕垄断和贸易限制，强调自由市场对普通人的益处。

斯密对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及其对政府角色的明确界定，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批判了幼稚产业保护论，认为自由贸易是财富增长的关键，并反对报复性关税。他阐述了政府应扮演的角色，包括国防、司法管理和维护公共设施。在20世纪，这一理论影响了美国政府政策，如小布什对钢材征收关税，以及里根政府推动的管制放松，这些政策推动了经济增长和创新。

亚当·斯密的思想在21世纪依然受到重视，其关于市场自由和经济发展的观点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他强调市场自由和分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同时，他也关注到分工可能带来的社会问题，如工资差异，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斯密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财富，对现代经济学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章 亚当·斯密：自由市场与“看不见的手”

马尔萨斯曾沉浸在乌托邦的幻想中，但最终他因对人口增长与食物供给关系的担忧而觉醒。他反对乌托邦理念，提出人口增长可能超过食物供应的观点。通过比较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增长，他预见了人口爆炸和食物短缺的危机。

马尔萨斯认为，尽管存在积极和预防性抑制，他对未来的悲观态度和人口增长的观点遭到了挑战。他没有预见到医学、农业和工业革命对人口增长的影响，这些因素反而降低了死亡率并促进了粮食生产，从而改变了他的预测。

在20世纪70年代，环境污染、人口增长和能源价格上涨引发了人们对未来的担忧。罗马俱乐部发布的《增长的极限》预言了未来的灾难，呼吁停止经济增长、制止人口膨胀和循环利用资源。然而，经济学家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资源供给能够满足需求，价格机制能引导节约和寻找替代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资源价格实际上下降了，证明了一些乐观经济学家的观点。同时，马尔萨斯陷阱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适用。通过技术进步和人口控制，许多国家成功提高了农业产量和生活水平。

然而，全球变暖和移民问题仍然是对未来世界的严峻挑战。尽管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理论受到了挑战，他的《人口原理》对经济学和政治学仍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章 马尔萨斯：一个悲观的人口预言

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分工合作，使个人和国家专注于擅长的事务，以提升生产效率和整体福祉。以船长和盖里甘的分工为例，展示了专业化分工如何显著提高产出。文章进一步批判了贸易保护主义，指出它损害消费者利益，可能引发经济停滞。通过对比美国对日本汽车出口的限制和英国对小型货车的关税提议，揭示了贸易保护主义的负面影响。文章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主张政策应着眼于长远利益。

在经济学领域，亚当·斯密与李嘉图存在巨大反差。斯密认为农业不会衰落，工业持续增长，收益递增；而李嘉图则认为工业收益不变，农业收益递增。李嘉图对技术进步持乐观态度，但警告封闭和贪婪政策将导致艰难和贪婪的时代。他主张自由贸易，认为贸易自由时谷物便宜，利润不会下降。亨利·乔治提出对土地征税以消除贫穷，但低估了租金和转移收入的重要性。在方法论上，李嘉图注重长期分析，马尔萨斯关注普遍原理。尽管李嘉图的理论在全球传播，但欧洲国家可能最适合实践他的理论。

第四章 大卫·李嘉图：最富裕的经济学奇才

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家，深信快乐是人类行为的终极目标。他创立了“幸福计算”理论，通过量化快乐与痛苦的不同维度来评估行为的利弊。这一理论获得了约翰·穆勒的认可，后者成为其思想的继承者。然而，在追求幸福的道路上，穆勒遭遇了精神危机，最终转向浪漫主义，尝试在功利主义中加入情感和道德的考量。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不仅探讨了生产与分配问题，还融合了演绎法和归纳法，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税收和社会福利方面，穆勒主张比例税制，并关注穷人的福祉。

穆勒对税收、遗产税和社会福利持有独特的观点。他认为高税率对勤劳节俭的人不公平，主张对穷人实行免税。他支持累进税率，认为其比比例税率更公平，并赞同1986年美国《税改法案》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穆勒强调遗产税的必要性，认为它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此外，他主张社会福利改革，鼓励穷人通过劳动换取福利。穆勒关注教育，支持为穷人提供公共教育和培训，以及住房改善贷款。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穆勒选择了中间道路，认为政府应承担起保障社会福利的责任。穆勒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穆勒认为，高税率对勤劳节俭的人不公平，因此主张对穷人实行免税。他支持累进税率，认为这种税率比比例税率更公平，并赞同1986年美国《税改法案》对税收制度的改革。穆勒强调遗产税的必要性，认为它有助于实现机会均等。此外，他主张社会福利改革，鼓励穷人通过劳动换取福利。在教育方面，穆勒关注穷人的教育问题，支持为穷人提供公共教育和培训，以及住房改善贷款。他认为，在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间，政府应承担起保障社会福利的责任。穆勒的经济学思想至今仍具有启示意义。

第五章 约翰·穆勒：大多数人的幸福捍卫者

马克思，一位新闻界的新手，起初编辑一份自由主义报纸，却因普鲁士政府的打压而被迫离职。随后，他与恩格斯相识，并投身于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的研究。他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主张历史的发展由物质生产所决定，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剥削现象。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揭示资本家通过剥削工人劳动获取利润的事实，并预测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他的学说深刻影响了后世，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家通过支付低于工人创造价值的工资来获取利润。以纽约无线电城音乐厅舞台秀的女裁缝贾丝明为例，她的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超所得报酬，这种差额即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会不断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甚至用机器取代人力。

文章进一步分析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五个法则，包括利润率和资本积累的下降、经济实力集中度的增加、危机和萧条的加深、工业劳动力的储备大军以及无产阶级苦难的加剧。

最后，文章探讨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考，以及他对现代经济学的贡献和影响。马克思坚信，通过无产阶级的觉醒和斗争，资本主义制度将被推翻，社会主义社会将取代资本主义，实现人类社会的真正解放。

第六章 卡尔·马克思：愤怒的神谕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一位经济学界的杰出人物，其人生道路充满挑战与坚持。自幼对数学情有独钟，却与父亲的教育观念相左，最终考入剑桥大学，在数学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在探索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过程中，他对经济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以其高尚的道德品质在研究中脱颖而出。他的著作《经济学原理》广受欢迎，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础。马歇尔的经济方法强调观察与实证，他提出的“其他条件不变”分析系统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严谨的方法论。其理论体系，包括短期与长期分析、规模效益递增等，至今仍对经济学界产生深远影响。

马歇尔认为，尽管大型企业在短期内可能击败小公司，但最终会因管理不善和缺乏创新而衰落。他将企业家比喻为孕育新生命的母亲，但新管理者可能无法维持企业的活力。他强调了消费者在决策中的边际效用，即商品带来的额外满足感，以及企业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寻找平衡的重要性。他还讨论了需求弹性，即消费者对价格变动的敏感度，并指出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差异。此外，马歇尔关注社会问题，如贫困，并主张通过公共教育和财富再分配来提高生产力和社会福祉。

另一方面，马克思家族的幽默传统也值得关注。格鲁乔·马克思以其机智回应他人指责，展现了家族幽默基因。而经济学家马歇尔则以其耐心与智慧闻名，他不断寻求答案而非等待，勇于宣传理论，并在深思熟虑中调整观念。他将古典经济学与边际主义相结合，深刻理解经济现象，最终成就斐然。

第七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有自己独特的时间表

索尔斯坦·凡勃伦，旧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其对经济学的批判性思考而知名。他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论提出挑战，包括需求规律和工作假设。凡勃伦认为经济均衡仅为理论家的设想，现实经济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他主张经济学应结合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视角。他强调社会地位和攀比心理对消费行为的影响，并认为炫耀性消费和休闲是社会病态的体现。凡勃伦对比了商人和工程师，揭示了现代社会中创造力和效率的矛盾。他批判了新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并对经济未来持悲观态度。

加尔布雷思则对市场需求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市场无法真正理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消费者的需求源于内心深处，而市场所理解的是广告商创造的人造欲望。他建议政府限制私人消费，改善公共设施，并批判了美国社会中私人财富积累与公共资源匮乏的矛盾。他还预见到了技术替代工人、污染增加和家庭充斥无用物品等问题。加尔布雷思批评了边际效用法则，认为其作用不大。

哈耶克则反驳了加尔布雷思的观点，他认为环境和文化等因素也对渴望有重要影响。文章还探讨了广告的作用和影响，指出广告在传递有用信息的同时，也存在误导和浪费资源的问题。

在新制度学派的兴起和法律经济学对法律领域的影响中，科斯定理在解决财产权和污染问题中的应用受到关注。此外，经济学家对毒品交易经济进行分析，指出政府传统的禁毒政策效果不佳。分析认为，毒品价格弹性低，需求量不因价格变化而显著减少。因此，建议政府应重点打击毒品需求，如严厉惩罚吸毒者，并辅以咨询辅导和治疗。

文章强调，经济学关注的不只是价格和成本，法律、道德等多方面因素都会对经济产生影响。新旧制度学派在公司治理中的观点对比，以及法律经济分析在公司治理中的应用，也受到讨论。

第八章 从凡勃伦到科斯：事关社会与法律制度的经济学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位生活在充满学术气息家庭中的经济学巨匠，他的人生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执着追求。他的童年到成年，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特的个性和对生活的热爱，不同于传统清教徒的生活态度。

在学术和艺术领域，凯恩斯都有着卓越的表现，尤其在辩论和演讲方面，他更是以口才和思维敏捷著称。然而，在经济学领域，他的成就尤为突出。凯恩斯提出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彻底颠覆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观念，强调总需求对经济的重要性，提出了“乘数效应”等新概念，对宏观经济分析产生了深远影响。

凯恩斯的理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的桎梏，他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政府应通过增加消费和公共支出刺激经济，提高消费倾向，从而扩大经济乘数效应。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则应通过税收和支出平衡来维持预算平衡。这一观点对20世纪的经济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凯恩斯还关注股票市场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他认为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会影响经济决策。在分析经济政策时，他强调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包括应对经济波动和危机。

凯恩斯的生活和思想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他始终以自己的方式追求知识和真理。他的人生，就像他的理论一样，充满了挑战和探索，展现了一个经济学巨匠的风采。

第九章 梅纳德·凯恩斯：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救世主

在宏观经济学的领域中，货币学派与凯恩斯学派针对货币供给与货币流通的关系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货币主义者坚信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并认为货币供给的变化直接关联着物价水平。与之相对，凯恩斯学派认为货币流通速度并不稳定，因此，他们认为货币政策应侧重于利率和投资。

文章深入剖析了美联储调控货币供给的三种主要工具：存款准备金率、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同时，文章也详细介绍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的理论观点，以及他们在货币理论和政策上的分歧与争论。

米尔顿·弗里德曼通过研究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对凯恩斯学派关于政府支出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强调，货币供给的变动是影响经济的关键因素，而政府支出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挤出效应。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中，弗里德曼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威力。尽管他主张中央银行应保持稳定，但他也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和复杂性。

弗里德曼的观点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得到了新的认识。尽管他的理论在短期内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他的研究为理解经济波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弗里德曼的理论核心在于，货币供给的变化对经济有直接影响，而政府支出则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和挤出效应。他认为，货币政策的调整应关注货币供给的变化，而不是政府支出的增加。这一观点与凯恩斯学派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胀中，弗里德曼的理论得到了实践的检验。他证明了货币政策的威力，这一观点对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他也认识到货币政策的滞后性和复杂性，这为货币政策的应用带来了挑战。

尽管弗里德曼的理论在短期内面临挑战，但长期来看，他的研究为理解经济波动提供了重要视角。他的观点对主流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得到了新的认识。弗里德曼的研究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理解经济波动的新途径，对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十章 米尔顿·弗里德曼：向凯恩斯宣战的货币主义者

特殊利益集团常常通过政治游说对国会决策施加影响，以追求自身利益，有时甚至牺牲公众福祉。它们往往只关注自身利益，即使其行为对社会有害，也因为成本效益不高而不愿意改变。政府管制本应保护消费者，但常常被行业所“俘获”，从而成为行业利益的保护伞。此外，官僚机构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导致政府机构膨胀，难以精简。政治家在竞选时承诺削减开支，但上任后往往食言，导致预算赤字。这些现象揭示了民主国家中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强大影响力，以及政治体制的潜在弊端。

美国社会保障改革是一个敏感领域，过去政治人物不敢触及，但现在讨论氛围逐渐宽松。文章探讨了社会保障金投资股市的可能性以及医疗保险改革的必要性。同时，分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以及政治人物可能为了竞选连任而操控宏观经济。文章还提到了凯恩斯对政府的定义，以及他对政府干预的看法。此外，探讨了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以及凯恩斯对政治人物和官僚的信任。最后，通过对比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探讨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凯恩斯在凡尔赛和会上提出的“政治上看不见的手”议题，揭示了政治人物在追求国家利益时的私利行为，以及这种私利行为如何与大众利益相背离。文章分析了政治体系中信息成本增加、政府规模扩张以及政治权力滥用等问题，阐述了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失去控制力的原因。同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他在理论上忽视了政治权力的滥用，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在政治游说中，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决策，追求自身利益。政府管制本应保护消费者，却常被行业“俘获”，保护行业利益。官僚机构追求个人利益，导致政府机构膨胀。政治家承诺削减开支，但上任后食言，造成预算赤字。这些现象揭示了利益集团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以及政治体制的弊端。

美国社会保障改革过去敏感，但现在讨论氛围宽松。文章探讨了社会保障金投资股市和医疗保险改革。同时，分析了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政治人物可能操控经济以竞选连任。文章还提到了凯恩斯对政府的定义和政府干预的看法，探讨了公共选择学派理论，凯恩斯对政治人物和官僚的信任，以及政治上“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对比，探讨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

凯恩斯提出“政治上看不见的手”议题，揭示了政治人物在追求国家利益时的私利行为，以及与大众利益的背离。文章分析了政治体系中信息成本增加、政府规模扩张、政治权力滥用等问题，阐述了政治上看不见的手失去控制力的原因。同时，对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反思，认为其忽视了政治权力的滥用，并提出改进建议。

第十一章 詹姆斯·布坎南：从经济市场中的个人选择到政治市场中的公共选择

股票市场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能迅速吸收并反映所有可用信息，使股票价格即时反映公司价值。这导致研究财务报告或历史股价来预测股票走势变得徒劳。例如，在感恩节前购买凯帝航空公司股票是不理智的，因为股价已反映了预期利润。

该假说对投资实践产生了影响。基金经理的业绩可能不如随机选择股票，甚至不如扔飞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里·马科维茨的投资组合理论强调了多样化投资的重要性。此外，理性预期理论认为政府政策对市场影响有限，但该理论过于简化，未充分考虑现实世界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股票市场的高效率和流动性使得投资者能轻松买卖，交易成本低。然而，在宏观经济学领域，理性预期学派面临争议。实体市场复杂且死板，合同提高了价格稳定性，但降低了流动性和灵活性。心理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挑战这一学派，指出人们并非总是理性的，容易受到心理因素影响。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研究揭示了人们对于风险的偏好，以及跨期选择的困难。尽管如此，主流经济学仍认为人们会逐渐趋向于更加理性。

第十二章 理性和非理性：一个匪夷所思的现实世界

经济学家们在研究经济思想发展史时遇到的种种挑战，包括对复杂经济现象的预测困难和对政府与经济关系的理解。文章指出，尽管经济学家们试图从中挑选出“真理”，但他们面临着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准确实验的困境。文章还强调了愿望良好的经济政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以及经济学家在说服民主政府采纳建议时的困难。同时，文章也对科技进步、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自然资源的变化进行了探讨，并指出其中存在的风险和缺陷。最后，文章呼吁人们关注社会不平等、贫困、心理问题等问题，并强调社会应鼓励科学研究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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