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虽然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蕴藏着巨大潜力和韧性。面对结构调整的挑战，改革与创新成为推动其克服短期困难、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关键。为此，中国政府强调采取“持久战”战略，通过分阶段的调整和调控，逐步解决经济深层次问题，最终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在于后发优势、体制的可改革性以及丰富的资源。在新历史阶段，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对经济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中国政府注重发挥政府和干部的作用，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第八章深入探讨了如何界定有效政府的范围和强度，构建政府间治理结构，以及激励有为干部等方面。

第九章则将视角拓展至国际层面，分析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行“再制造业化”等策略，以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这一战略旨在引导中国从贫困走向富裕，最终实现现代化。

在实施“持久战”战略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1. 深化改革：通过改革，优化经济结构，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2. 创新驱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推动产业升级，培育新兴产业，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

3. 开放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国际合作空间，实现互利共赢。

总之，面对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复杂局面，中国政府坚定信心，以“持久战”战略为指引，不断提升政府治理能力，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与世界各国携手共进，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

序一

中国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快速增长，分析了这种增长背后的原因，包括后发优势和体制的可改革性。强调了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来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可能性。同时，指出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政治家在推动改革中的作用，强调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并批评了盲目套用西方理论的做法。



序二

《持久战》一书深入探讨了中国在新的经济常态下，如何通过持久战策略来适应和引领发展。文章强调，持久战是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文章从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阐述了持久战的内涵。在认识层面，持久战与经济崩溃论和反转论相对立；在实践层面，则涉及一系列战略战术安排。此外，文章还构建了一个分析框架，解释了中国经济为何需要坚持持久战，并从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政治—经济生态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

在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战术方面，文章提出了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等策略，并探讨了如何优化政治—经济生态、维持体制可改革性、推动改革等。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但也面临诸多挑战。书中指出，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是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来加速经济发展。然而，制度必须与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并具备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以实现最低交易成本和竞争优势。

在推动制度改革中，政治家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们的意愿、威望和智慧对成功改革至关重要。此外，理论研究需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不能盲目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文章强调了根据中国实践进行经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坚持持久战策略，通过认识和实践两个层面，以及一系列战略战术的运用，优化政治—经济生态，推动体制改革，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导言

经济增长，作为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吸引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关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视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的引擎，而新制度经济学派则认为制度变迁是关键。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作者认为，既得益于技术进步，也得益于制度变革。作者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指出发展中经济体通过技术引进和模仿能迅速实现技术进步，并拥有更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但这一优势的实现，需要适宜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发展战略。

体制的可改革性是维持最优制度安排的基础，它对体制可改革性的度量可能受到改革方式的影响。作者通过对比中国、俄罗斯及东欧经济体的改革方式，指出渐进式改革与休克疗法在体制可改革性上的差异。在评估体制可改革性时，应关注改革对经济发展的实际推动作用，而非仅仅关注改革的形式。

影响体制可改革性的主要力量包括体制僵化和体制革新。体制僵化可能由利益集团、意识形态等因素导致，而体制革新则可能由政治家、危机冲击和国家能力等因素推动。作者构建了“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框架，将经济体划分为四种类型，解释了不同类型经济体长期增长绩效的差异。

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僵化型发展中经济体缺乏体制可改革性，难以实现高速增长；而革新型发展中经济体，则因为体制可改革性，能通过制度保障后发优势，实现持续增长。在发达经济体中，僵化型发达经济体体制僵化，改革性弱，经济长期低迷；而革新型发达经济体体制灵活，能持续激发创新，保持领先。

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良好的经济生态需要避免货币病、债务病、泡沫病和利润病等经济污染，而良好的政治生态则要求廉洁从政和有效激励机制。通过优化经济生态和政治生态，才能实现经济持久增长。

经济增长与金融风险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过度负债可能导致经济衰退。通过分析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和政治—经济生态三个维度，作者解释了中国经济不会快速反转也不会陷入长期停滞，而是会经历一场持久战。中国经济具备后发优势和体制可改革性，但短期经济生态较差，需要坚持持久战策略。同时，若政治—经济生态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停滞。

第一章 后发优势、体制可改革性与政治—经济生态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有观点担忧中国经济可能面临崩溃，主要担忧集中在高杠杆率、产能过剩和房地产泡沫等问题上。然而，作者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些悲观论调过于夸张。作者指出，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体制的改革性以及大国的地位，都赋予其克服困难、实现持续增长的能力。

作者强调，过度关注经济崩溃或反转论，可能会误导政策制定与实施，导致“存地失人，人地皆失”的风险。因此，保持战略定力，避免盲目乐观或悲观，显得尤为重要。

在讨论安倍经济学时，文章提到了其核心“三支箭”，即宽松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结构性改革。随后，文章深入分析了经济反转论的错误之处，包括对预期管理的片面理解、对经济污染的低估以及对改革的盲目乐观。

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风险，但不应轻易言及反转。相反，应坚持持久战，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治理经济污染、优化经济生态，努力实现经济转型。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的宽松、财政政策的积极以及结构性改革都将是关键。

综上所述，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巨大。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深化改革，是应对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避免过度乐观或悲观，以实现经济转型的目标。

第二章 崩溃论、反转论与持久战

在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中，阶段论的核心被阐释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会随时间变化，不能一概而论。文章通过分析战争阶段的划分，展示了如何根据敌我力量变化进行战术调整。这一理论同样适用于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强调划分战略阶段并实施相应战略战术的必要性，以促进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斯大林对“基数大、增速低”观点的误解在于未能从长期和短期视角全面理解其规律性。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罗默的研究表明，历史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并非持续下降，而是有加速趋势。孙冶方等学者也认为社会经济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短期内，经济周期波动使得“基数大、增速低”的现象被忽视。然而，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基数大、增速低”与科学技术和生产发展的规律不符。面对如日本式L型增长和稳增长防风险等风险，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是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

在经济工作中，歼灭战和速决战策略的应用被提出。在经济困境时，应集中力量解决关键问题，彻底治理经济污染，而非仅仅实现小范围突破。在战略上坚持持久战，但在具体战役中则需速决，及时解决问题。集中力量和彻底治理经济污染是速决战的关键原则，同时需要充分准备、干部积极作为以及部门间有效协调。

阶段论的应用不仅适用于战争和经济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新视角。通过划分不同阶段，我们可以更精准地把握矛盾变化，实施针对性的策略，从而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

第三章 阶段论、歼灭战、速决战

在当前经济转型中，新动能和旧动能的转换成为关键。新动能代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如新兴产业和创业企业；而旧动能则涉及资本和劳动力投入，即传统产业和现存企业。这一框架强调新旧动能的转换，并认为经济新常态即这一转换时期。

然而，该框架存在不足，如与经济增长理论结合不紧密，政策含义可能导致决策偏差，忽略宏观经济层面问题。为此，提出循环流转—经济发展框架，强调循环流转和创新发展并非对立，经济衰退也是需要考虑的状态。此框架重视改革、调整和调控的重要性，并强调调整与改革、调控之间的关系。

回顾历史，四次典型调整的宏观环境和就业形势各异。前三次调整面临高通胀压力，尤其是第三次调整通货膨胀率高达18.8%，引发社会不满。而第四次调整则处于经济通缩局面。在就业方面，前三次调整总体未造成显著失业问题，而第四次调整则需关注债务病和利润病，特别是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

在当前通缩风险大、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采取具有扩张效应的调控政策至关重要。积极的财政政策需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支持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解决职工安置和债务处置问题，为杠杆转换创造适宜环境。稳健的货币政策应避免加剧通缩风险或推升资产泡沫。宏观审慎政策需配合货币政策，确保金融体系稳定，防止经济陷入债务—通缩循环。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由于货币政策可能带来负向结构性效应，如资金流入金融部门或房地产市场，宏观审慎政策旨在缓解这些效应。政策应关注资本市场、房地产和金融资源倾斜的调整，以确保货币政策的中性影响。

第四章 调整与调控

金融周期通常滞后于经济周期，并从金融风险的角度分为上下两个半场。上半场风险水平下降，下半场风险水平上升。分析显示，金融周期波动幅度大于经济周期，这主要归因于金融体系内部的正反馈机制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经济转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周期的波动。

当前，中国金融周期已进入下半场，其特征是滞后于经济周期且波动幅度高于经济周期。为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文章强调应采取积极防御策略，反对消极防御。积极防御需要更高监管能力，具体措施包括调整监管目标、整合监管架构、加强专业性，并实施“高筑墙、广积粮、稳释放”的策略。

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文章指出，仅考虑外源融资而忽略内源融资存在缺陷。内源融资是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当企业效益下降、内源融资不畅时，寻求股权融资是徒劳的。此外，股票市场发达与否并非决定杠杆率相对高低的关键因素。如德国这样的银行主导型国家，其非金融企业杠杆率低于美国和英国。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杠杆率变动与股市繁荣无直接关联，股市繁荣反而可能导致杠杆率上升。提出不应将居民部门作为杠杆转换的主攻方向，因为这可能导致大规模资产泡沫。去杠杆是一个长期过程，不能简单理解为短期内降杠杆，还需关注期限结构、内嵌杠杆等结构性特征。

综上所述，金融周期的波动、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重要性以及金融监管策略的优化，都是我国金融领域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在当前经济转型背景下，加强金融监管，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 从消极防御到积极防御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体制可改革性经历了三个明显阶段。起初，改革初期体制可改革性由弱转强；随着改革的持续推进，体制可改革性保持较强；而到了改革步伐放缓的阶段，体制可改革性则有所降低。

在分析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时，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被视为关键因素。政治家、思想解放、危机冲击、利益集团等因素均对改革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指出，面对改革阻力，必须坚持持久战，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培育改革动力，克服改革阻力，以维持体制可改革性。

在就业形势方面，我国虽然存在结构性就业问题，但总体上保持了稳定。社会政策托底功能得到了增强。此外，文章也分析了改革可能受到反腐影响，以及政治家制度创新需要良好的政治-经济生态。

为了优化政治-经济生态，文章提出了几项条件，包括廉洁政治、稳定任期、发展导向型考核和制度创新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等。同时，文章还强调了避免社会过度分化和坚持正确改革战略的重要性，包括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增强社会流动性、实施合理的改革策略等。

总的来说，我国体制可改革性的演变历程和就业形势的稳定以及社保体系的健全，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在未来的改革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改革动力和改革阻力的平衡，努力培育改革动力，克服改革阻力，以保持体制可改革性。同时，我们还需要优化政治-经济生态，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第六章 政治家与体制可改革性

创新在现代经济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限于科技或商业模式的革新，还涉及生产函数的优化和市场开拓。经济结构是指国民经济的组成及其相互关系，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和金融结构等。然而，传统的经济结构分析往往忽略了创新这一关键因素。

文章提出了一种创新导向型经济结构，强调将创新要素融入生产活动的重要性。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调整社会报酬结构、提高企业纵向流动性和优化国有经济。同时，文章还探讨了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资产泡沫等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

以美国为例，其企业的高纵向流动性是其创新活跃的体现，也是其创新活跃的重要原因。美国企业的快速发展表现在顶级企业名单上每十年都会有新的公司名称出现，这与日本形成了鲜明对比。日本企业的纵向流动性较低，大企业主导导致新兴产业领域的新兴企业缺乏成长空间，这也使得大企业自身的创新不足。

企业纵向流动性与国内市场规模相关，市场规模越大的经济体，企业纵向流动性通常也越高。中国在这方面具有优势，为了保持这种流动性，需要反垄断、提高创业便利度、发展股票市场等。

文章还强调了国资国企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出发，强化公平竞争，去除政策性负担，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推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资国企改革，以及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对于提升经济结构中的创新要素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第七章 企业家与创新导向型改革

诺斯悖论提出国家既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也可能是导致经济衰退的根源。文章围绕“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论展开，指出小政府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可能存在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为此，文章主张在缩减政府职能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力量强度，构建一个有限而高效的政府。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央地关系、中央与中央部委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制度与人事的配合，以及说服干部和治理政商关系的重要性。

在政商关系方面，从亲浊到亲清的转变存在两种路径：直接转变和间接转变。中国目前正经历间接转变，通过反腐行动逐步实现政商关系的净化。然而，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不作为现象对短期经济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对此，文章建议辩证看待这一过程，认识到疏清政商关系是转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需要从激励和约束两方面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优化官员激励机制，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在解决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问题上，文章主张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增强政府力量强度，建立有限而有效的政府。这样做既有利于经济增长，又能避免政府职能越位和缺位所带来的问题。在央地关系、中央与中央部委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文章强调了制度与人事的配合，以及说服干部和治理政商关系的重要性。

在政商关系转变过程中，中国正经历间接转变，通过反腐行动逐步实现政商关系的净化。然而，反腐过程中出现的不作为现象对短期经济指标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文章建议辩证看待这一过程，认识到疏清政商关系是转变过程中的必经阶段。同时，从激励和约束两方面解决官员不作为问题，优化官员激励机制，以实现长期可持续增长。

综上所述，文章在探讨政府职能、央地关系、政商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缩小政府职能范围、增强政府力量强度、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等建议，旨在构建有限而高效的政府，实现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第八章 有效政府与有为干部

全球化对中国经济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借助后发优势，中国得以以较低成本借鉴和吸收先进技术，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同时，全球化也推动了我国体制的改革，通过观念的冲击和制度比较，优化了制度环境。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挑战。资本流动性增加可能导致资本外流和社会流动性下降。因此，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国际协调，对于更好地利用全球化红利、应对挑战显得尤为重要。

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推出的大规模刺激政策受到了国际赞誉，并成功实现了经济V型反转。但这也带来了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等问题。面对新的国际舆论压力，我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务实应对各种论调。

与此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全球包容性增长和南南合作。通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平台，我国助力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增长。

为了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我国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加强国内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培育新兴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业链水平。

其次，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化程度，激发市场活力。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再次，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国际经济秩序变革，维护多边主义，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此外，我国还需关注民生问题，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总之，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应对挑战的同时，我国应抓住机遇，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

持久战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