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凡逸，1975年生于台湾，拥有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学士、硕士，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他专注于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现任台湾师范大学侨生先修部历史科约聘教师。著有《美日“帕奈号”事件与中美关系（1937—1938）》一书，并在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如《论唐绍仪在中英西藏交涉上的角色》、《唐绍仪与1911年南北议和》、《乾隆朝中缅关系初探》等。

讲述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的传奇政治外交生涯列强环伺，弱国无外交？看唐绍仪折冲樽俎，重新认识清末外交! 惨淡经营的唐绍仪，缘何屡败？揭示民国政坛的种种乱象。 近代中国，外国势力如何干预中国内政？本书告诉你答案。 本书探讨晚清幼童留美出身的广东人唐绍仪，在晚清洋务运动以及民初政治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唐绍仪在晚清和民国开国时期受知于袁世凯，在外交和政治上能发挥所长，表现杰出，并提拔了顾维钧等数位优秀的外交家。民国开国时期的政治复杂，唐绍仪在北方任职，却有南方人的情节。袁世凯提名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却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并支持同盟会所建的内阁制度，因此与袁世凯决裂。在此前，唐后受知于孙中山。孙死后，国民党派系林立，唐站在广东派的一边，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派对抗。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唐绍仪赋闲居上海，日本谋在中国建傀儡政权，以与坚持抗日的蒋介石政权对抗，并以唐绍仪为重要的争取对象，蒋乃派人将之暗杀。蒋志在保护国家，而唐考虑与日本合作是谋求中国人民不直接受日本统治，与后来汪精卫的想法一致。本书能摆脱俗套，对唐绍仪政治生涯的转折有客观而透彻的分析，值得读者细读。──张玉法（台湾“中研院”院士）民国纷争，内外交困，唐绍仪的一生太过传奇：经历最精彩的民国——重大事件无役不予胸怀最新潮的思想——共和理念深入骨髓交锋最凶恶的对手——不卖国是终身信条台湾学者 张玉法、李恩涵、陈三井、吴翎君、黄自进 联袂推荐杨凡逸博士研究唐绍仪一生的重要事迹，不只利用了近年广为流布的中、英、日文中的源文件资料，也将前人与时人对唐氏所作的研究论述，做了一番彻底综合整理的工夫，撰为本书，堪称为研究唐绍仪一生事业成就的总结性著作。 ──李恩涵（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退休研究员） 作者以时间为经、主题为纬，分别由内政外交的交互影响、国民党史及宪政史的演进等角度入手，叙述唐绍仪在清末民国政治演变暨外交折冲樽俎的过程，书中交叉比对一手史料及二手论著，引证资料完备翔实，除了尽量还原史实之外，并客观地给予唐氏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值得向读者推荐阅读。──陈三井（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本书深入爬梳不同时期的唐绍仪，从其最初崭露外交头角、担纲民国首任国务总理、主持南北议和、一度淡出政坛、晚年政治抉择及其最后为国民党特务所谋杀。作者娓娓道来唐绍仪一生在政坛上的风云起伏，不仅深具学术价值，且陈述了许多不为人所熟知的历史叙事。 ──吴翎君（台湾东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袁世凯倚他为股肱，孙中山视他为盟友，蒋介石当他是强大的政治对手，日本人将他看作“第一流政治人物”。他是唐绍仪，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清末民初著名的外交家、政治家。 本书按时间顺序，详细介绍了唐绍仪自1882年到1938年遇刺身亡这一时间段内的政治外交活动，呈现出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上诸多重大问题的原委始末，着重论述了唐绍仪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作为和影响，揭示了国内不同派系间的权力斗争以及列强为维护自身利益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干涉等。本书对唐绍仪政治生涯的转折多有客观而透彻的分析，堪称一部研究唐绍仪一生事业成就的总结性著作。

唐绍仪，在甲午战争前活跃于朝鲜，起初担任英文翻译，后因才华横溢，升任五品衔英文翻译，并兼任随办洋务委员。他与列强外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成功化解中朝关系危机，同时积极参与商务事务，维护华商利益。在袁世凯代理清朝政府职责期间，唐绍仪代表清廷出席租界会议，代理袁世凯职务。他忠实执行清廷对朝政策，强化中朝宗属关系。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唐绍仪被迫离开朝鲜。

在近代朝鲜的十六年，唐绍仪致力于维护中朝关系，捍卫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他先后担任驻朝鲜总领事和驻朝鲜国钦差大臣，推动两国建立平行国交，维护中国体面。他的努力促使清廷决定与大韩帝国建交，结束宗属关系。尽管与英籍朝鲜总税务司柏卓安发生激烈争辩，遭清廷不满，但唐绍仪凭借卓越能力与坚定信念，为中国在朝鲜的利益付出了巨大努力。

第一节唐绍仪在朝鲜的外交作为

唐绍仪在晚清时期的外交活动。他曾在袁世凯麾下担任山东巡抚，负责洋务和教案等事务，展现出卓越的才干。后来，唐绍仪调任天津海关道，成功收回天津行政权，并与其他列强进行交涉，如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签订租界合同。他还参与收回关内外铁路，并在津镇铁路路权交涉中坚持原则，维护中国权益。唐绍仪的外交活动对袁世凯集团在晚清政坛中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二节负责北洋对外交涉

唐绍仪在处理中英西藏问题和中日东三省善后事宜中展现了卓越的外交才能。在处理中英西藏问题时，他负责复杂交涉，展现出对世界形势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的外交经验。在东三省善后事宜中，尽管主要担任辅助角色，但他在铁路管理、保密措施和海底电缆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与日本交涉时，唐绍仪不仅参与铁路等关键议题的讨论，还身兼袁世凯的秘书兼英文翻译，直接与日本代表沟通。他成功限制了日本对安奉铁路等铁路的用途及年限，并尝试在东北自行建造铁路。尽管《中日东三省善后事宜条约》对中国不利，但唐绍仪的努力为中国争取到了一定利益，并在谈判中积累了宝贵经验。

日本与清朝在满洲二关的交涉谈判历时一年，从明治38年11月持续至明治39年12月。谈判内容涵盖了从第七回会议到第二十回会议的详细记录，以及英国驻日大使致西园寺兼任外务大臣的文件，满州问题协议会的事务记录等。此外，还涉及了《俄派璞使会议》、《中俄议约有期》等新闻报道，以及杨公素和李恩涵等人的研究著作。

唐绍仪在谈判中的角色至关重要，他不仅处理了铁路等实际问题，还通过与日本代表的直接沟通，为袁世凯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尽管在谈判过程中遭遇困难和挑战，但唐绍仪凭借其才智和经验，为中国维护了一定的主权和利益。这次谈判的经历，无疑为唐绍仪积累了宝贵的外交经验，也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

第三节对主权的坚持：中英西藏问题交涉与中日东三省善后事宜交涉

唐绍仪，在担任外务部右侍郎期间，积极整顿中国路政，以京汉铁路为例，他提升了员工的责任心，逐步掌握了管理权。同时，他同英国交涉沪宁铁路路权，通过制定新规，提升了华籍职员的地位。在广九铁路路权交涉中，唐绍仪坚持原则，与英方展开激烈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一系列举措体现了他对中国铁路事业的重视和民族主义精神。

在中英广九铁路路权交涉中，唐绍仪积极争取中国利益，成功捍卫铁路行政权，并争取到较为优惠的经济条件。但在借款实付额等经济性议题上，他未能取得更大突破。此外，他还短暂参与中英苏杭甬路路权交涉，试图推动清廷承认苏杭甬路草约的有效性，但未能成功。

晚清时期，中国铁路自主权的争取主要集中在1904年至1911年的铁路权益恢复运动。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外国列强展开了激烈的交涉，涉及多个重要事件和人物，如中英广九铁路路权交涉、唐绍仪与晚清外交等。这些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体现了中国人在面对列强侵略时的抗争精神。文献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和学者研究，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支持。

第四节任职外务部右侍郎期间主持中国路政

唐绍仪与赫德之间的矛盾源于赫德对海关行政的干预以及中国官员的不满。1906年，清廷将海关改由税务处直接管辖，唐绍仪借此机会削弱赫德的权力。赫德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清廷的上谕违反了之前的承诺，并请求英公使馆干涉。英使馆代办康乃吉与唐绍仪多次交涉，要求中国明确保证海关行政权不会改变。最终，唐绍仪与赫德达成协议，保证赫德的权力不会受到削弱，并同意将训令公告于《海关公报》。然而，英商中国协会和英国政府对此表示不满，认为清廷不愿履行条约义务。唐绍仪与朱尔典就公告发布问题进行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这一事件中，英国驻华公使与外务大臣之间的通信揭示了1906至1907年间中英双方在海关事务上的互动。通信内容主要围绕中国海关的管理和关税政策展开，展示了当时中英在海关权力分配上的矛盾。通信中提到了历史文献和著作，如《莫里森通信集》和《哈特与中国海关》，以及海关规章和政策的具体案例，共同构成了对1900年代中英关系和海关问题的深入探讨。

在这次事件中，赫德对新成立的税务处表示满意，认为其提高了海关的办事效率。英使朱尔典认为唐绍仪的措施并未引起外界过多关切，但他不满《泰晤士报》对唐绍仪的描述。这段通信内容反映了当时中英在海关事务上的复杂关系，以及各方在权力分配上的博弈。

第五节整顿海关行政

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调整了远东政策，将注意力转向蒙古和西部边疆的经济渗透与政治控制。与此同时，日本通过南满铁路维护自身利益，并与法国签订协约以增强在东亚的地位。尽管日本反对中国修建新法铁路，美国《商业杂志》仍为其辩护，认为其行为合理且有利于门户开放政策。清政府代表唐绍仪积极寻求国际合作，推动锦瑷铁路计划并赴美洽谈设立东三省银行，但因国际形势和金融风潮未能成功。日方还故意拖延唐绍仪的行程，阻碍中国东北发展。

唐绍仪赴美筹款的过程中，得到密友司戴德的鼓励。然而，因美国金融风潮和日本拖延行程，筹资未果。到达华盛顿后，美国与日本达成《罗脱－高平协定》，对唐绍仪造成外交打击。他随后转向英法寻求贷款，并与葆林公司合作修筑新法铁路，但日本的干预使合同无法实施。司戴德认为该协定是罗斯福的一次外交挫败，唐绍仪则因清廷内部矛盾和满洲亲贵排挤而赋闲在家。美国希望唐绍仪出任邮传部尚书推动政治改革，但他最终辞谢不就，退隐天津。日本媒体评论称唐绍仪的任命将提升美国在华影响力，对日本不利。

第六节唐绍仪与清季东北问题

第一章　唐绍仪与晚清外交

辛亥革命期间，唐绍仪作为议和总代表，肩负着清廷、革命党以及列强三方的复杂利益。他在谈判中既要应对列强的干涉，又要满足革命党的要求，同时维护清廷的利益。双方围绕停战、政体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在列强压力和唐绍仪努力下，双方最终达成共识，决定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但革命党宣布共和，计划未能实现。谈判充满曲折，反映当时社会动荡。

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一方面为清廷争取退位后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与革命党达成共识，推动共和政体建立。然而，因缺乏袁世凯授权，列强将交涉对象视为袁世凯，唐绍仪受到掣肘，导致议和破裂。但他被视为老练外交家，为中国政治发展作出贡献。

辛亥革命时期，英国、日本等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切关注并影响局势。伍廷芳与唐绍仪多次谈判，但遭遇多方阻挠。英国外交部官员频繁汇报中国局势，与其他列强沟通协调。日本通过外交渠道关注和谈进展，维护自身利益。袁世凯发挥重要作用，与各方接触，最终接受共和制。南北双方在外部压力及内部形势变化下，逐步走向妥协。

第一节蛰伏复出与出任南北议和清廷总代表

在民国初年，唐绍仪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1912年，他担任国务总理，主持了首次内阁会议，并创设秘书处及新闻记者招待所，以增强公众对政府的监督。同年，唐绍仪将顾维钧推荐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这一举荐使得顾维钧得以进入政界，并得以展现其外交才能。顾维钧对唐绍仪的提携深表感激，于1913年迎娶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玥，并将自己的字改为少川，以此表达对恩师的敬意。

唐绍仪的识人慧眼对民国外交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发掘了顾维钧这位人才，对当时中国政治外交格局产生了积极作用。在这一时期，中华民国初年的历史研究资料丰富，涵盖了辛亥革命至1913年间的共和革命进程。这些资料深入探讨了辛亥革命的背景、历史人物和事件，以及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经历。同时，对张国淦和杜春和等人物的生平及贡献也进行了研究。

这些资料为理解中国近代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辛亥革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政治变革，其背景、过程和影响成为研究的热点。顾维钧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人物，其参与的国际会议和外交活动，无疑为民国外交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张国淦和杜春和等人物的研究，则进一步丰富了我们对民国初期历史的认识。

第二节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国务总理

辛亥革命后，中国因财政困境而向外国借款。南北对立和清廷的财政困难迫使中国不得不寻求国际援助。袁世凯就任总统不久便得到了银行团的支持，但借款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四国银行团与比国银行团的竞争以及银行团对借款用途监督的要求等。唐绍仪作为国务总理，在此期间与袁世凯发生了冲突，导致其内阁的崩溃。最终，中国政府在四国银行团的压力下取消了与比国银行团的合同，并与四国银行团达成协议。

唐绍仪和袁世凯之间的政治矛盾也十分突出。唐绍仪是革命党和袁世凯都能接受的人选，他加入同盟会以换取革命党的支持。然而，英国、日本等国家对华贷款政策复杂多变，使得唐绍仪在外交谈判中处境艰难。黄兴等人反对政府擅自借款，进一步加剧了内部矛盾。同时，袁世凯与唐绍仪之间的权力斗争也日益激烈，最终导致唐绍仪辞职。

财政总长熊希龄试图通过借款缓解财政危机，但效果有限。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的政局动荡和财政困境使得新生政权在内外交困中艰难前行。这一时期的政治局势复杂多变，各方势力博弈不断，反映出新生的中华民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三节袁唐关系生变

第二章　唐绍仪与民国成立前后的政治（1911—1912）

唐绍仪在袁世凯帝制运动中的角色和努力。他在1915年6月与伍廷芳发起中华共济会，反对帝制，抵制日货，提倡国货。1915年8月，他与蔡元培通电警告袁世凯放弃帝制。1916年，唐绍仪强烈要求袁世凯下台，并联合各界人士，包括伍廷芳、康有为等，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他还与冯国璋合作，试图拉拢他加入讨袁阵营。然而，唐绍仪的努力并未能改变当时的政局，他在外交上失信于列强，缺乏军人的支持，最终未能重获政治影响力。



第一节声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

1916年，北洋军阀段祺瑞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然而，这一决定遭到了来自各方的强烈抵制。唐绍仪因外交缺乏诚意、军方干涉权力以及失去与列强交涉阻止金援龙氏的地位，最终拒绝就任。

《英文京报》认为唐绍仪的辞职是对张勋等野心人士意图操纵国会的抗议。同时，该报也批评段祺瑞未对徐州会议予以严厉谴责。《字林西报》则指出，唐绍仪应力任艰巨以减少国家大患。

唐绍仪与孙中山策划由亲日、泛亚洲主义者在南方从事革命，这使他的政敌指控他“卖国求荣”。此外，唐绍仪曾受到袁世凯的提拔却背叛了后者，这也成为北洋军人反对他的原因之一。

在担任外交总长期间，唐绍仪提出了五项条件，涉及外交、国防等关键领域，但遭到了反对。这一事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这一事件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矛盾，同时也揭示了唐绍仪在外交事务中的坚定立场。唐绍仪的辞职不仅是对个人政治立场的坚持，更是对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深刻反思。

第二节拒绝出任外交总长

唐绍仪，南方派系政治的重要人物，积极参与了孙中山发起的护法运动，对抗段祺瑞的独裁统治。他力主恢复国会，推动南北和平，但与孙中山在恢复国会和军政府改组等关键议题上存在分歧。此外，他还访问日本，争取外国支持，但与日本政界的关系复杂。

在护法运动中，唐绍仪扮演了关键角色。他作为南方军政府的领袖之一，致力于推动运动的进展。然而，由于经费问题和内部矛盾，他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尝试通过外交途径寻求支持，曾赴日就医并游说日本政府介入南北之争的调停。

唐绍仪的政治立场和决策受到了多方质疑和影响。他与孙中山、段祺瑞等人的复杂关系，使得他的政治活动充满了挑战。尽管他与伍廷芳、章太炎等人保持联系，共同商讨解决时局的办法，但他的努力并未能实现统一中国的理想目标。

在民国初年，唐绍仪的活动及其影响不容忽视。他不仅是护法运动的关键人物，还是外交领域的积极推动者。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改变民国初期的动荡局势。尽管如此，他的努力和贡献仍然值得肯定。

第三节与孙中山南下护法

1919年2月，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召开。南方代表唐绍仪在开幕演讲中，对列强加剧中国内战表示不满，并指出陕西停战问题未解，导致谈判陷入僵局。北京政府在陈树藩问题上态度消极，引起唐绍仪强烈抗议，最终宣布停止议和。他要求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军事协议及停止参战借款，指责北京政府破坏国家统一。美驻沪总领事萨蒙斯对北京军事计划表示不解，认为将加剧内乱。日本暂停向中国提供武器和贷款，但南北议和因陕西问题未解而陷入僵局。唐绍仪敦促各国公使斡旋，以期达成和平协议。

议和破裂过程中，唐绍仪提出八项要求，包括否认山东问题条件、废除中日密约及解散参战军等，但北方拒绝讨论。五国公使敦促南北恢复议和，反对重启战端。唐绍仪希望重新召开和会，但双方在暗中进行非正式谈判，试图架空唐氏权力。日首相原敬主张提供资金给徐世昌以促成妥协，但孙中山失望。王揖唐接任北方总代表后前往上海商谈，但成功机会渺茫。

会议期间，唐绍仪试图解决陕西问题，推进国内和平进程。日本暂停武器交付，并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施压。英美等国密切关注和会动态，收集情报，评估局势。然而，各方利益冲突，会议进展缓慢，充满波折。最终，由于陕西问题未解，外部势力干预及内部矛盾激化，和平谈判于3月宣告中止。

此次和平会议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混乱和外部势力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南北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外部势力也对会议产生影响，导致南北和议未能成功，内战持续。

第四节唐绍仪与1919年上海南北议和

唐绍仪在1919年至1925年间，多次拒绝担任财政部长和国务总理等要职，源于他对政治局势的不满和对军阀专权的抵制。他倡导地方自治和联省自治，反对中央集权，认为军阀政客的权力斗争导致了社会的苦难。同时，他反对孙中山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和平方式推翻军阀。

在国际层面，唐绍仪遭受英美列强的轻视，被视为“叛离政权”。他主张通过联省自治和建立委员会制来挽救中国，强调各省自治和代表制的重要性。

1925年，唐绍仪的政治活动更加活跃。他拒绝参加段祺瑞邀请的善后会议，致力于组建国民党以对抗孙中山改组后的国民党。他积极筹备联省自治和行政委员制相关事宜。孙中山去世后，唐绍仪反对将孙氏国葬，主张待正式政府成立后再举行仪式。他认为实行委员制能有效解决继任人选问题，并消除北京政权的内部崩溃。

在外交方面，唐绍仪批评了关税会议，认为其效果存疑，并对华洋义赈会等国际组织持谨慎态度。唐绍仪的政治理念和行动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局势的复杂性及其个人立场的独特性。

第五节南北政局的变化与唐绍仪淡出政坛

第三章　唐绍仪与民初南北政治（1916—1925）

1931年，唐绍仪在广州国民政府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他曾被期望成为新任国府主席，但坚决要求蒋介石下野，反对其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他公开主张抗日反蒋，但对日态度复杂，甚至被怀疑暗中勾结日本。1932年初，广州国民政府虽同意拥护中央，但保留高度自主性机关。行政院长孙科和外交部长陈友仁因与蒋介石意见不合而辞职，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复出担任军事委员。唐绍仪始终坚持统一政府，试图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纷争。

在国难当头的困境中，唐绍仪一方面坚持对日强硬立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与国民党中央保持距离。他的政治立场由反蒋转变为附蒋，主要与陈济棠的关系微妙有关。在中山县长的任期内，他积极推动地方建设，却引起了陈济棠的觊觎，最终被迫辞去职务，与陈济棠产生深刻矛盾。在“两广事变”中，唐绍仪投向蒋介石阵营，并在上海隐居，等待下一次的复出机会。

民国时期，唐绍仪的活动和政治立场备受关注。尽管年老辞去职务，关键时刻仍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如反对鸦片公卖、反对蒋介石召开所谓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等。他对中日外交持独立自主的立场，对李顿报告表示不满。在地方自治、军事、外交等方面，他也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和建议，对当时的中国政治产生了影响。他的活动不仅涉及政治领域，还包括地方治理，如担任中山县长。然而，他也因一些争议事件而受到批评和质疑。

第一节从反蒋到附蒋

唐绍仪，在七七事变后，因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和日本拉拢，处于日、蒋之间的摇摆状态。他拒绝成为傀儡政权的领袖，一度被提名担任“华中临时政府”总统，却最终拒绝参与。他对日本人态度消极，拒绝直接接触，多通过旧僚传达信息。国民党特务怀疑他与日本人勾结，下令刺杀他。唐绍仪遇刺真相，学术界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是他拒绝日方威胁利诱被杀，也有学者认为与国民党军统特务有关。他的遭遇反映了当时中国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唐绍仪遇刺后，日本转而联络汪精卫出面交涉。当时，蒋介石拒绝日本的要求，导致汪精卫对政治前景失望，开始倾向于采取妥协态度，直接与日本谈判。唐绍仪遇刺事件促使汪精卫暗中策划另立政府的计划，但时机不成熟，他仍保持与蒋介石的关系。随着局势的发展，汪精卫最终选择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在越南河内建立新的政权，继续与日本交涉。

1938年，唐绍仪被刺杀。他曾被日本方面力图拉拢，但未能成功组建伪政权。蒋介石反对他与日方接触，并指示相关人士劝其南返以免为日军所用。唐绍仪遇害后，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他是被斧砍死的，也有人猜测其死亡可能与国民党特务活动有关。事件引发了一系列调查和报道，但最终未能完全揭开真相。相关史料和档案对这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和分析，为我们了解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节七七事变以后的对日态度及遭到暗杀

第四章　唐绍仪在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抉择（1931—1938）

唐绍仪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外交生涯。他出身买办家庭，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处理中朝关系、与列强谈判铁路利权等方面展现出卓越才能。然而，身处积弱不振的时代，他的努力往往受限于时代背景和国家实力。民国时期，唐绍仪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担任国务总理，但因坚持《临时约法》而与袁世凯决裂。此后，他先后依附孙中山、陈济棠等军政强人，但始终无法建立个人权力派系。晚年，面对日本侵华，年近八十的唐绍仪意图在日本控制下建立新政权以对抗蒋介石，这一理想最终未能实现，并在1938年遭到暗杀。唐绍仪的一生展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他在动荡时代中的无奈和挣扎。



结论

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研究丰富多彩，涉及辛亥革命至民国时期的政治、外交、地方势力等多个方面。如《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探讨了晚清至民国的政治变迁，《袁世凯与朝鲜》聚焦于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此外，还有众多关于徐世昌、黎元洪、胡汉民等历史人物的传记和研究专著。

民国初期的外交家和政客唐绍仪在近代中国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参与了与英国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担任临时政府总理，以及被刺杀的过程。在孙中山领导下，他参与了革命活动，并与日本保持关系。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软禁了他。唐绍仪在联省自治运动中的作用也显示了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复杂地位和影响力。

关于日本与中国、韩国及东亚地区的历史研究同样丰富。这些研究覆盖了辛亥革命至甲午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如中日甲午战争、日清北京会议等，涉及政治、外交、社会等多个领域。

中外历史、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书籍和文献，如英国外交文件、蒋介石二夫人陈洁如的回忆录、俄国在东北的活动经历等，为我们研究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众多书籍和资料涵盖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包括革命、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料涉及辛亥革命至抗日战争的历史事件，以及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运动的发展。研究特定人物和事件，如孙中山、袁世凯、军阀政治等，以及关注中西方关系、国际政治和远东局势。

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研究，从1906年到1913年，详细探讨了两国在金融和外交领域的互动。书中分析了上海的犯罪问题，以及二战期间中国的间谍活动。对孙中山、袁世凯等历史人物的研究揭示了他们的政治理念和个人经历，揭示了近代中国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折冲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