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40余年中国的战略决策，其内容包括联盟、局部战争、国际危机管理、大规模对外军事援助、全面战备、建构均势战略，等等。通过重新研究与苏联结盟、抗美援朝、“炮击金门”、援越抗美、调整对美政策、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六个案例，揭示了冷战时代中国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并初步建构了研究中国战略决策的理论和分析框架。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基于开放档案，系统分析建国至冷战结束40年战略决策
- 通过六个关键案例，揭示中国战略决策的主要内容与特点
- 初步建构研究中国战略决策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模型
适合谁读
- 国际关系、冷战史及中国当代史领域的专业研究者
- 对新中国外交决策过程及大国博弈感兴趣的读者
- 公共政策分析与战略管理方向的学术人士与学生
读前提醒
- 本书学术性强，建议结合相关历史背景资料辅助阅读
- 注意理解作者提出的国际、国内与个人互动的分析框架
- 部分论述较为迂回，需耐心梳理逻辑，把握核心观点
读者共识
- 依托开放档案，史料扎实，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 构建了独特的战略决策分析框架，视角宏大且新颖
- 文笔稍显晦涩，叙事犀利度不足，阅读门槛较高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解读中国与苏联结盟的决策，必须了解存在着两个互动的层次：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客观进程与中国领导人追求结盟的认知和行为过程，以及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包括这两个层次何时被清楚准确地认识到，并开始被联系在一起考虑。 种种情况导致中国决策者在结盟过程中的诉求会越来越多地反映民族国家的利益（尽管还远远不够），并不得不为回应国内（包括他们自己）的民族主义诉求而在结盟最后阶段要求苏方做出更多的让步，否则，中共以及中国革命的合法性都将被严重削弱。 中国决策者从为实现革命运动的目标而追求与苏联结盟，却在结盟的过程中为现代国家建设而同斯大林讨价还价，而且在这方面没有得到满足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尽管他们当时并没有让负"
- "10月2日电报被公开的部分包括了毛泽东阐述的一个相当完整的战略方案，其中包括了要争取达到的最好目标和力争避免的最坏局面。其一，毛泽东表示决心要派军队到朝鲜作战，否则美国占领整个朝鮮，不仅使“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失败”，而且美军“将更为猖獷，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其二，中国出兵的目的并不限于斯大林来电所说，只是派几个师帮助朝鲜守住三八线，而是“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战争成败的关键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军”。正是基于这样的设想，他提出一次出动十二个师，而不是斯大林建议的五六个师。"
- "在中国所有决策者中，毕竟只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专门讨论过“东方的”革命运动，并最清楚中共承担的革命义务到底意味着什么。当然，不能否认毛泽东明的个性的作用。每个中国领导人都有可能遇到相同的处境，但当时能立即做出这样明确和激烈反应的只有他一个人。特别是他这时正直接指导中国军事顾问团帮助越军，在越南北部边境地区实施边界战役。同时指挥在中国境外两个半岛的战争，这恐怕是他指挥战争的经历中的巅峰时刻。这对他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可低估，他自认个性中“虎气”的一面会更加昂扬。"
- "假定将国家战略利益仅仅界定在防止和消除安全威胁的范围，那么引发决策层热烈争论的逻辑看上去是有些矛盾的。如果以维国家安全为理由出兵援朝，就不得不面对另一种可能，即出兵会导致更严重的不安全，例如将战争引到本土，或者因为战争失利而导致政权的不安全，等等。毛泽东在10月3日向罗申突出地表达了他们的主要担心，即“美国与中国直接冲突”会破坏中国的和平建设计划，以及由此引起国内各方不满。正是这种困难使他们的确为避免出兵、至少是推迟出兵等，做出过努力，毛泽东也不例外。包括如前所述，他们通过印度向美国阐述了中国的安全关切、警告和最终会参战的红线。"
- "在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由于已经决定要出兵了，林彪又提出了“出而不战”，建议军队进人朝鲜后屯兵于北部建立一条防线，能不打最好。这的确是一个极富想象力的战略设想，而且被证明至少其战略逻辑在中国決策层是有重大影响的。这样做首先就否定了那种帮助朝鲜完成统一的可能性，而明显的好处是可以通过威慑而不是大规模战争，让朝鲜政权在朝鲜半岛生存下去，从而也算履行了国际主义义务。"
- "在重大决策过程中，任何外部因素会产生何种影响都取決于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该因素在决策过程中客观上的重要性；二是决策者对该因素是否重视以及重视的程度，而且重视的程度往往决定着该因素在实际上会产生何种影响。在联盟政治中，苏联一旦表达态度，就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升中国决策者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打过三八线的问题上也不会有例外。最初是志愿军的胜利使毛泽东倾向于改变军事计划，提高军事目标；接着是苏方鼓 励中国决策层选择打过三八线，并因此不支持中方在志愿军越过三八线以前开始停战谈判；然后是毛泽东虽然了解了志愿军的实际困难，却必须考虑苏联的决定和反应。结果是盟国之间就打过三八线达成的共识，成了中国内部决策系统谋"
- "这一时期，中共与东北苏军关系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苏联为了巩固它在东北的实力地位，由东北苏军出面支持中共在东北立足。中共中央要实现其争取东北的计划，没有东北苏军的认可和支持，是完全不可能的。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战略合作关系成为在东北联结中共与苏联的关键因素。此后尽管苏联一再调整其东北政策，但中共与苏联在那里进行战略合作的本质从未根本改变。迄今为止，仍然无法进一步解释的是，东北苏军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意图。不能设想东北苏军当局能够违背莫斯科的指示自行其是，但莫斯科到底在都大程度上掌握东北苏军与中共军队合作的程度和范刚，还有待更深入地考察。"
- "这时做这样的决定固然有其特殊的原因，他们这时并不熟悉国家间的外交，与对列宁、斯大林等的理论思想的了解相比，他们对中苏关系历史知识的了解和理解等，都还是有限的。他们当时的经历、经验和对外交事务的认知水平等，对于应付在莫斯科遇到的复杂局面，包括面对外交经验堪称丰富、手腕世界一流的斯大林本人，是否是足够的，还需要实践的检验。而且有必要指出，诸多相关研究比较强调中国领导人的爱国情怀，却忽略了他们首先是革命者，并不是简单地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一类话语，就足以概括他们当时的思考逻辑和言行。"
作者简介
牛军，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198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自1985年起从事中国对外关系历史、中美关系史、冷战史研究，曾应邀前往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艾里奥特国际关系学院、香港大学历史系、台湾“中央研究院”、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客座教授、高级客座研究员。专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获“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和“华东地区优秀政治理论图书一等奖”，英文版由Eastern Bridge出版公司出版发行。专著《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 1949—195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获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北京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目录
用户评论
20220117，“战略”的本质在于管理，“处理国家间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间决策质量的比较、竞争或对抗”（p. 535）。简单来说就是好书，各种档案文献的引用看的赏心悦目（但公开档案还是不够）；第五章对四人小组、当时外交决策机制与中国国内政治-中美关系双线变化的阐述非常精彩（简直看得入迷）。当然有评论认为全书对“协商-共识”的分析是不足的，但至少瑕不掩瑜。23岁生日读毕留念。
第五章对中美解冻的评估是，中国对苏联安全威胁的认知是领导人选择与美国和解的根本动力，因而与美国和解也仅限于抗衡被认为迫在眉睫的苏联威胁时利用美国（从而也是正常化达十年之久的原因）。这个观点倒很有意思，前一句话的判断是显而易见的，但后一句可待商榷。与美国和解起源必然是战略格局的变化，但与美国接触过程中是否仅仅是为了利用美国，而是的确想与美国达成一种更可控、更友好的战略关系呢？尤其是72年解冻直到正常化，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驱动力。
作者试图提出了一个中国战略决策的“协商—共识”机制，然而这样的机制在本书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并没有充分地得到显示。
旧国多病频遭辱，新邦亦常忍寒饥。
含辛茹苦缘何事，美苏冷战远东区。
毛刘周朱奋万民，卅载赢得自由躯。
邓江胡习继其志，誓将中华尽统一。
五日而毕。把国关那些论述去掉，只留下对目前所知的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我就给五星。换言之，本书最大价值在于使读者看到这六个专题中决策过程的复杂与曲折。感想不少，写一不说废话的短评。
总体而言，本书对中国与美苏的互动，国内因素对中国决策的影响描述的直观详尽，读完收获不少。但是总体读来稍显的有些啰嗦，有点乏味。
确实强。对史料和档案的挖掘非常细致，几乎是穷尽了一切手段探寻出中国在冷战时代作出的六项重大战略决策的前因后果。这其实也揭示了中国对外战略并非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充满不确定性或意识形态性，也没那么持续性的激进。中国的对外政策目的向来是直接而又充满现实主义味道的，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所有决策都是完美无缺的，可我们反思的前提是“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全是自我否定、自我贬低、逆向民族主义式的反思没有意义，关键是如何实现好的战略决策管理，这有赖于对自己核心利益坚决而不退缩地捍卫，有赖于良性的上下沟通机制、有赖于信仰坚定精英阶层的老成谋国，有赖于正向的文宣动员体制，也有赖于持续增长的经济、科技、军事实力和潜力，过于激进的政策固然是种错误，一味的忍让和退缩同样也不值得效仿。
本书深入系统地分析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冷战结束40余年中国的战略决策。作者试图将中国的决策结构总结为“协商﹣共识”，但书中就这个机制如何在决策中发挥作用的叙述稍显不足。
再现六件大事决策的动态过程和复杂机理。“历史场景不可能再现而让后人重新推演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后人仍然可以也有必要检验当时的决策者是否做了足够合理的努力，以及认识到他们的认知中存在的那些需要引以为戒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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