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

目 录 前言 (Ⅲ) 黄文弼先生传略 (V) 第一编 略述内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经过及发现 (3) 1957—1958新疆考古调查简记 (8) 新疆地形古今谈 (16) 汉西域诸国之分布及种族问题 (22) 张骞使西域路线考 (37) 两汉通西域路线之变迁 (39) 谈古代塔里木河及其变迁 (43) 汉通西域后对西域之影响 (52) 河西古地新证 (63) 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68) 古西王母国考 (70)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74) 中国古代大夏位置考 (76) 重沦古代大夏之位置与移徙 (81) 论匈奴族之起源 (85) 前汉匈奴单于建庭考 (91) 第二编 吐鲁番考察经过 (97) 《高昌陶集》叙言 (109) 吐鲁番发现墓砖记 (112) 雅尔崖古坟茔发掘报告 (u5) 雅尔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128) 兽形足盆形象考释 (149) 高昌史事略 (157) 高昌疆域郡城考 (162) 高昌国麴氏纪年 (170) 高昌国官制表 (179) 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复原并校记 (184) 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校记 (194) 张怀寂墓志铭校记 (198) 绢画伏羲女娲神像图说 (200) 第三编 略述龟兹都城问题 (205) 古代于阗国都之研究 (210) 焉耆博斯腾湖周围三个古国考 (216) 焉耆考古调查简记 (222) 轮台考古调查简记 (231) 库车考古调查简记 (237) 汉文写本残纸简释 (268) 释刘平国治关城诵 (271) 伊犁考古调查简记 (275)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284) 若羌考古调查 (291) 第四编 罗布淖尔水道之变迁及历史上的河源问题 (299) 古楼兰国历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316) 楼兰土著民族之推测及其文化 (340) 佛教传入鄯善与西方文化的输入问題 (343) 罗布淖尔考古简记 (357) 罗布淖尔汉简考释 (375) 英文提要 (409) 前 言 日前文物出版社约请我为黄文弼先生编一个论文集，出于两个原因的考虑我欣然应命。一，为了纪念这位考古学界的老前辈，我国西北考古的开拓者，理应同其他著名考古学家一样，出一部带有纪念性质的集子；二，他的文章都是与他的实地考察相结合的，包含着不少第一手资料；他所提出的选题和论证的内容，在目前仍然为学术界所需要，从学术意义讲，出这样一个集子还是很有价值的。 十年浩劫过去后，我清理了黄文弼先生的遗稿，将他生前拟编而未完成的《西北史地论丛》，由我继续整理完成，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于印数不多，没几天的工夫就卖光了。他在50年代出版的《高昌砖集》（增订本）、《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都印数不多，在市面上早已绝迹。至于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高昌陶集》、《高昌砖集》、《罗布淖尔考古记》等，目前即便是在大图书馆也难得找到了。这些书当前在国内外都有需求，但再版已非易事。 我想如果能从黄文弼先生的全部历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选择比较重要的论述部分，摒除图版、说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琐的部分，集为一册，这样不仅出版比较容易。对广大读者也会带来很大方便。这部集子就是本着这样的意图进行编选的。 黄文弼先生的史地论述和考古论述是不大容易分开的，在他的历史论述中往往包含着他所亲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内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着他的历史、地理研究心得；把史学、地理学和考古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融通为一，正是他治学的特色。在编这个集子时考虑到这一点，不强为区分。 他的历史考古著作，绝大部分内容是与西北有关，尤其集中在新疆地区，在新疆又可划分为几个重点考察地区，本着这样一个现实，这部文集也以地为纲，分为几编，以便读者。 本书所收黄文弼先生的著作，起于20年代，迄于60年代，最早的著作距今已整整60年了，60年的变迁本身就包含了它的历史阶值；但学术毕竟是后来居上，因而本书有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有些论点在他晚年已有更改。为保留他治学进展的原貌，我只作了点文字上的订正，其他概不变动。 本书的编辑整理虽着手甚早，但由于我还担负着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专力进行，因而时断时续，拖延时日，实感歉疚。本人水平有限，加以精力分散，整理中的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指正。 这本书是在文物出版社的热心支持下才得以问世的，在此谨向关心和帮助这本书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今天正逢先父94岁的诞辰，我希望在他95诞辰之际，这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以此作为对这位在艰难岁月中奋斗了一生的学者的一点纪念。 黄 烈 1987年4月23日 黄文弼先生传略 黄 烈 黄文弼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 先生字仲良，1893年4月23日诞生于湖北汉川县黄家嘴。幼年家境清寒，父为木匠，后改业从商，始渐富裕。 先生于清末民初就读于汉阳府中学堂，刻苦好学，成绩优异。其间，辛亥革命的浪潮激发了先生求取新知的愿望，他决计离开家乡，负笈京师。 1915年，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学哲学门。在这所最高学府里，浩瀚的图书典藏，广博的学术领域深深地吸引着他，使他废寝忘食，置身于知识的海洋中，眼界大为开阔。 先生在北大学习的后期，适逢蔡元培先生掌校，蔡先生励行整顿，革除旧习，倡导新风，发起进德会，实行六不主义，先生热烈拥护，成为该会最早的会员之一。先生终生从事学术事业的思想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先生于19]8年北大毕业后，留校任国学研究所助教，其后历任讲师、副教授。在国学研究所的前一阶段，继大学所学，着力于宋明理学的研究，著有《二程子哲学方法论》等书。其后转向目录学的研究，著有《续四库书目略说明》、《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等，对我国旧籍目录的创新作出了贡献。 这期间，“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及民主与科学的思潮，深深地影响了先生，使他在思想意识和治学方向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还在19世纪末叶，一些外国旅行者在新疆沙漠中发现了古代遗址和大量的古文字文书，从而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随后形形色色的外国探险者、考察家、学者接踵而至，穿梭式地活动在我国新疆以及毗邻的内蒙、甘肃一带。随着他们的足迹所至，我国大量的珍贵古籍、艺术品，简牍、文书等流散国外。迨至民国，我国学术界渐渐知道了我们失去的文化财富的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在痛心之余，激起了研究西北的热潮。爱国心和探求新学问的精神，激励着先生投入到这一事业中去。 当时田野考古对中国学者来说还是刚刚注意到的一门科学，特别是西北考古，过去还没有留下中国考古学者的足迹。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沈兼士教授的领导下开办了古物陈列室，先生从事古物的整理，从而对古物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北大成立考古学会，先生是最早的会员。 1927年，曾数次出入我国西部边疆考察的世界著名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博士又来到我国，他准备率领一个由欧洲人组成的所谓远征队再次到新疆考察，腐朽的北洋政府无条件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已经觉醒了的我国学术界，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防止珍贵文物资料外流，反对斯文赫定无条件的考察。经过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与斯文赫定的多次交涉，达成了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协议，采集品归中国。先生自告奋勇地参加了考察团，成为考察团我国5名学者之一，专事考古；其他尚有徐炳昶、袁复礼等先生以及5位学生，共计10人。当时的学术界对西北研究的热情虽正高涨，但真正愿意投身荒漠，涉险犯难，去进行科学实践的人却寥寥可数，这一批学者可谓开风气之先。 先生在他的日记中明确地记载着，他们的责任有二；一为监督外人，二为科学考察。他是始终不渝地坚持了这两条的。斯文赫定在他日后出版的真《长征记》中写着：“（中国学者）负有按照新国家主人和新时代的要求赞同或反对我的意见而参加我这考察团的责任。”他们在斯文赫定眼中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而黄文弼先生是一个敌人的味道多了一点的人。 1927年5月，先生随团由北京出发赴内蒙、新疆考察，历时3年余。他的工作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为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蒙古考察，第二阶段为1928年初至1930年春在新疆考察。前一阶段是随大队行进，与斯文赫定等一道工作。在内蒙，先生的主要发现为贝勒庙北的金元古城、黑柳图的汉代兵营遗址、额济纳河及天仓北的汉代古堡等。举世闻名的居延汉简就是由先生首先在古堡中得到，同团贝格曼相继在附近地点大量掘出的。先生的工作得到斯文赫定的好评。斯文赫定在他的《长征记》中介绍了黄文弼先生的工作后，紧接着说：“我把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为的是可以得到一个观念，能明了和中国学者们合作，对于一个在中国境内的西欧考察团有多么大的价值，要只是我一个人或者同着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归来后找欧洲的‘中国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顺诺尔表演着的历史遗事的说明。现在不只是有书（黄文弼曾带有6箱古书），还有学者指示我，随时随地都能知道我愿知的一切！我说中国团员对于我的考察事业增加无上的价值，现在大家该了解我了吧！”但是斯文赫定也有他不如意的时候，他这一次考察还有另一目的：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要取得新疆境内的航空权，所以他们的考察团中还有8名德国航空人员。这种单方面的航空权显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损国家主权的。当斯文赫定向新疆省当局交涉时，遇到了很大阻力，这个阻力就是来自黄文弼及其同伴。他们为了捍卫国家权益，向新疆当局力争不能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包尔汉先生就充当了黄文弼先生等与新疆省长杨增新的中间人。斯氏的要求失败后，德国航空人员全数回国。黄氏日记中记载了这一事件的经过。 先生第二阶段的考察重点是吐鲁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围诸古代遗址，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在这两个地区取得的。成功与困难是孪生的兄弟，谁也不会奢望没有困难的成功，但在当时的新疆，政治的恶劣和自然的险阻给考察带来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杨增新是从前清蝉联下来的主持新疆省政的官吏，实行闭关自守，抗拒革命力量和新生事物。他自然对于考察团来新疆并不欢迎。考察团设在额济纳河的气象仪器，被他的侦探当作大炮，报告了他。他如临大敌，派出了一团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线。当地们发现考察团的团长并不等于军队的团长时，才有条件的放行。在迪化（今乌鲁木齐）的日子，黄文弼先生与新疆外交署长樊耀南过从甚密。樊是一个有革新头脑的人，他相信属于新势力的考察团的中国团员，对促进新疆的变革将会有帮助。他与黄先生是湖北同乡，同乡之谊更加深了他们的关系。 1928年夏天，正是黄先生沿着塔里木盆地的边缘进行考察活动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杨增新被樊耀南刺杀，樊耀南又为金树仁所处决的事件。新上台的金树仁对考察团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密令沿途道、县监视黄文弼先生的行动，并阻止他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到于田去考察，命令他回到迪化。在政局动荡的时候，一些老于世故的道、县官僚要为自己留后路，所以金树仁的命令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经过一些周折，黄文弼先生还是实现了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计划。 穿越大沙漠并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探寻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迹和古河床，这对于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占代文明和地理变迁，将有重大的科学意义。但在横穿这一条宽达500公里，寸草不生，滴水皆无的所谓真沙漠地带，是要付出很大代价，以至会献出生命的。斯文赫定在1894年横穿大沙漠时几乎把同伴、牲畜、仪器全部丢光，连他自己也只是侥幸地捡了一条命。其他著名探险者像斯坦因等人根本不敢作此尝试。而在我国历史上，一千五百多年前，高僧法显就曾成功地穿越过。法显描述他这一段行程说：“行程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莫理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田。”当时的沙漠比现在要窄。黄先生是以科学的态度来对待这一次非凡的旅行的。我曾不只一次地听他说过：“我们是探险而不是冒险。”他总结了斯文赫定失败的教训，依靠有经验的维族同胞作响导，选择了合理的路线，调整了装备。在准备工作完成后，于1929年春从沙雅塔里木河畔出发，以一个月零六天的时间成功地穿越了大沙漠到达于田，他在描述这一段行程说：“由沙雅至于田，在荒寞无人的大沙漠中计行一月零六天，辛苦备至。”法显用了一月零五天，而他用了一月零六天。他在沙漠中确曾觅得若干古址，采集到陶片、铜钱、古文书残纸等，也发现了若干干涸的古河床，考察了它们的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