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有见识、没有意识形态框子的中国通史，著名历史学家陈恭禄先生遗稿尘封60年后首次公开出版。蒋介石高度肯定、顾颉刚先生誉为“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版本，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大学历史教科书之一，代表民国知识分子立场和最高学术水准的经典之作。弟子章开沅先生作序，著名学者雷颐、张鸣、谢泳等联袂推荐。
本书是陈恭禄先生著作中影响较大的通史著作，曾被顾颉刚先生誉为“较近理想”的中国通史版本。
全书共60篇，70余万字，由史前写至清代，是一部持论公允、史料丰富、详略得当的中国通史著作。本书前20篇从史前写至三国时期，新中国成立前已经出版，为当时高校通用教材；后40篇系根据陈恭禄先生的遗稿整理而成。本书现由中国工人出版社整理出版，使得陈恭禄先生的《中国通史》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首次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学者评价：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
──著名历史学家 顾颉刚
陈恭禄先生是中国近代史学科草创时期重要的先驱者之一，他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史学者，还撰写了好几部颇有影响的教材，这是他留给我们的一笔学术遗产，理应给以珍惜并从中吸取一些有益的治学经验，至少可以作为进一步完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参考。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章开沅
陈恭禄先生学兼中西，这部《中国通史》提纲挈领、举重若轻，以自己的视角对中国几千年来的政治、制度、疆域、人口、经济、民族、思想、宗教、艺术方方面面的繁复演变作了清晰梳理和深刻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雷颐
陈著既不搞思想先行，以论代史，也不是史料堆砌，有学无识，而是既重史料，又兼分析，有叙有论。
──同济大学特聘教授 郭世佑
这是一部有见识，没有意识形态框子的中国通史。
——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鸣
我中年以后读书，主要不是看什么书，而是看书是谁写的。陈恭禄先生的书，
我每见必读，因为我敬佩陈先生这个人。
——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陈恭禄（1900-1966），著名历史学家。1900年生于江苏省丹徒县。1916年考入美国教会办的扬州美汉中学，1921年考入金陵大学，先习化学，再转农科，后入历史系学习，大学期间撰写《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深受欢迎。1933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4年完成巨著《中国近代史》，数月内售至四版，被列为当时大学丛书之一，其后又重印再版多次，在当时的学界影响极大。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66年10月8日病逝。与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教授并称为“史坛二陈”。
- 本书采用独特的社会史与政治史分册结构，上册详尽剖析婚姻、族制、阶级、官制等十八类社会制度演变，打破传统编年体例，从制度根源揭示历史规律，展现作者宏大的史学视野与严谨的学术架构。
- 作者以现代社会科学视角审视古代礼俗，对婚姻起源、家庭制度、男女关系进行去魅化分析，指出所谓天经地义的礼教实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批判封建伦理对女性的压迫，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与批判精神。
- 作为民国史学四大家之一的代表作，本书成书于抗战时期，未受后世特定意识形态干扰，保留了传统史学精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理性批判精神，是研究中国历史制度变迁与社会结构演进的珍贵原始文献。
- 适合具备一定历史基础、希望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社会制度、法律、伦理及文化变迁深层逻辑的进阶读者，不适合寻求轻松叙事或仅想获取基础历史常识的初学者，阅读门槛较高。
- 适合对历史社会学、制度史、性别研究及传统文化批判性反思感兴趣的专业学者或高年级学生，书中对古代社会结构、权力运作及文化心理的分析具有极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 适合希望摆脱戏说历史、追求严谨学术训练的历史爱好者，本书语言半文半白且逻辑严密，适合愿意沉下心来进行深度阅读、提升历史思维与批判性分析能力的读者群体。
- 本书上册内容枯燥艰深，涉及大量古代制度与礼法考据，建议读者做好心理准备，切勿因阅读困难而放弃；可配合其他通俗历史读物对照阅读，以辅助理解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制度沿革。
- 书中观点基于1930年代学术背景，部分论述带有时代局限性或作者个人偏见，读者应保持批判性思维，结合现代考古发现与最新研究成果进行辩证思考，不可盲目全盘接受其所有结论。
- 建议优先阅读上册社会制度部分，理解古代中国社会的底层逻辑与运行规则，再阅读下册政治史，否则难以领会作者对历史事件背后社会动因的深刻剖析，颠倒阅读顺序可能导致理解偏差。
- 读者普遍认可本书学术价值极高，观点新颖独到，逻辑严密，是研究中国历史制度与社会变迁的经典之作；但同时也公认其阅读难度极大，语言晦涩，排版密集，不适合大众休闲阅读或历史入门。
- 多数读者认为本书前半部分社会史内容精彩深刻，对古代婚姻、家庭、伦理的批判性分析令人耳目一新；但后半部分政治史叙述过于简略，节奏过快，信息密度过大，导致阅读体验极差，甚至劝退部分读者。
- 读者共识认为本书是“高阶段武术秘籍”，需具备扎实历史功底方可读懂；虽被部分人误推为入门书，但实际反馈显示新手阅读痛苦巨大，建议读者明确自身需求，切勿将其作为了解中国历史基本脉络的首选读物。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 "古代哲学家推想社会起源，以为隆古的社会，亦像后世一般，以一夫一妇为基本，成立一个家庭，由此互相联结，成为更大的组织。此等推想，确乎和我们根据后世的制度，以推想古代的情形的脾胃相合。所以几千年来，会奉为不刊之典。 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几千年，社会的情形，却已大有改变了。设使我们把历史抹杀了，根据现在的情形，去臆测周、秦、汉、魏、唐、宋时的状况，那给研究过历史的人听了，一定是一场大笑话，何况邃古之事，去今业已几万年几十万年了呢？不知古代的真相，而妄以己意推测，其结果，必将以为自古至今，不过如此。实系因缘起灭的现象，都将认为天经地义，不可变更。这就将发生许多无谓的争执，不必要的保守，而进化的前途被其阻"
- "……禁例……施诸同母的兄弟姊妹的，后来渐次扩充至凡同母系的兄弟姊妹，都不许为婚，就成所谓氏族了。此时异氏族之间，男女仍是同群的，此一群之男，人人可为彼一群之女之夫；彼一群之女，人人可为此一群之男之妻；决无所谓各别的夫妇。其后禁例愈繁，不许相婚之人愈多。 …… 现代的家庭，与其说源于人的本性，倒不如说是源于生活情形（道德不道德的观念，根于习惯；习惯源于生活）。 据社会学家所考究，在先史时期，游猎的阶级极为普遍。游猎之民，都是喜欢掠夺的，而其时可供掠夺之物极少，女子遂成为掠夺的目的。其后虑遭报复，往往掠夺之后，遗留物件，以为交换。 此时的掠夺，实已渐成为贸易。女子亦为交换品之一。是为掠夺的变相，亦"
- "只有农业是源于搜集的，最初本是女子之事。低级的农业，亦率由女子任其责。其后逐渐发达，成为生活所必资。此时经济的主权，操于女子之手。田土室屋及农具等，率为女子所有。部族中人，固不愿女子出嫁；女子势亦无从出嫁；男子与女子婚者，不得不入居女子族中，其地位遂成为附属品。此时女子有组织，男子则无，所以社会上有许多公务，其权皆操于女子之手，实为女子的黄金时代。 所谓服务婚的制度，即出现于此时。因为结婚不能徒手，而此时的男子，甚为贫乏，除劳力之外，实无可以为聘礼之物之故。 其后农业更形重要，男子从事于此者益多。驯致以男子为主，而女子为之辅。于是经济的主权，再入男子之手。生活程度既高，财产渐有赢余，职业日形分"
- "…… 资本主义的社会学家说：这不是野蛮人不知道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乃是知道了而对于他们仍用同一的称呼。殊不知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略知训诂的人皆知之（如古鸟称雌雄，兽称牝牡，今则总称雌雄，即其一例）。既知父与伯叔父、舅父之别，而仍用同一的称呼，这在我们，实在想不出这个理由来。……殊不知大同之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生物学上的母虽止一个，社会学上的母，在上一辈中，是很普遍的。 …… 社会之所以有组织，乃是用以应付环境的。其初，年龄间的区别，实在大于两性间的区别。所以组织之始，是按年龄分辈分的。而婚姻的禁例，亦起于此。到后来，便渐渐依血统区别了。 …"
- "婚礼中的聘礼，即系卖买婚的遗迹，古礼称为“纳征”。《礼记·内则》说：“聘则为妻，奔则为妾。”《曲礼》说：“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则买妾是真给身价的，聘妻虽具礼物，不过仅存形式，其意已不在于利益了。 …… 礼经所说的婚礼，是家族制度全盛时的风俗，所以其立意，全是为家族打算的。《礼记·内则》说：“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悦，出。”尤可见娶妇全为家族打算的情形。 …… 当这时代，女子遂成为家族的奴隶，奴隶是需要忠实的，所以贞操就渐渐的被看重。“贞妇”二字，见于《礼记·丧服四制》。…… 虽然如此，罗马非一日之罗马，古代疏松的婚姻制度，到底非短期间所能使其十分严密的。所以表显于古书上的婚姻，要比后世自由得多。"
- "女子求去，自然也有种种条件，为法律习惯所许可的，不过无传于后罢了。观汉世妇人求去者甚多（如朱买臣之妻等），则知古人之于离婚初不重视。夫死再嫁，则尤为恒事。这是到宋以后，理学盛行，士大夫之家，更看重名节，上流社会的女子，才少有再嫁的，前代并不如此。 《礼记·郊特牲》说：“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这是现在讲究礼教的迂儒所乐道的。然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乃是说不得以妻为妾，并非说夫死不嫁。 《白虎通义·嫁娶篇》引《郊特牲》，并无“故夫死不嫁”五字；郑《注》亦不及此义；可见此五字为后人所增。 郑《注》又说：“齐或为醮。”这字也是后人所改的。不过郑氏所据之本，尚作“齐”字，即其所见改为“醮”字之"
- "女子的离婚，在后世较古代为难……如《清律》：“凡妻无应出及义绝之状而出之者，杖八十。虽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出之者，减二等，追还完聚。”似乎是为无所归的女子特设的保护条文，然追还完聚之后，当如何设法保障，使其不为夫及夫之家族中人所虐待，则绝无办法。又说：“若夫妻不相和谐而两愿离者不坐。”不相和谐，即可离异，似极自由。然夫之虐待其妻者，大都榨取其妻之劳力以自利，安能得其愿离？离婚而必以两愿为条件，直使被虐待者永无脱离苦海之日。而背夫私逃之罪，则系“杖一百，从夫嫁卖”。被虐待的女子，又何以自全呢？"
- "古书中所载的礼，大抵是父系家庭时代的习惯风俗。后世社会组织，迄未改变，所以奉其说为天经地义。而因此等说法被视为天经地义之故，亦有助于此制度之维持。天下事原总是互为因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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