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中国佛教史(第1卷)》是第1卷中国佛教史，书中具体包括了：关于东汉明帝感梦遣使求法说、东汉末年佛教的流行和道教的创立、东汉时期汉译重要佛经剖析、支娄迦谶及其所传的大乘般若学等内容。</p>    <p>《中国佛教史(第1卷)》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p>

佛教自传入中国，便与社会经济、政治背景紧密相连。东汉时期，佛教与道教融合，吸引了一些群众。三国时期，佛教传播更广泛，但理解局限于神仙方术和道教。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的社会制度、阶级利益紧密相关。

中国佛教史研究经历了杨仁山、蒋维乔等前辈学者的开创性贡献，到吕澂、熊十力等后学者的丰富成果。新中国成立后，学者如汤用彤希望重写佛教史，但因政治运动未能如愿。当前，中国佛教史研究有了新的生机，学者们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佛教史，力求准确介绍佛教思想。

中国封建社会早期，宗教和哲学理论的发展，对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产生了影响。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民族宗教。

古代中国天文学与占星术结合，人们认为这些天象都与人间政治、社会现象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和传说，分析了各种说法的真伪。佛教在中国逐渐融入社会、文化的过程，从早期佛教与神仙方术的融合，到魏晋时期佛教与道教的竞争，再到东汉末年佛教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

汉武帝时期关于佛教是否已经传入中国的争议，有文献记载汉武帝时已有佛教流行，但也有人认为这些说法缺乏历史根据。贵霜王朝时期，佛教部派如说一切有部、正量部等兴起，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播到中国，与印度教、祆教和希腊宗教等相互影响。

汉明帝时期，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背景。当时汉明帝梦见佛像，派遣使者前往西域寻求佛经，带回《四十二章经》并存放于兰台石室。随后，佛教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佛寺兴建。东汉三国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的社会历史背景。由于土地兼并加剧，农民失去土地，生活困苦，社会矛盾激化，佛教提供了精神慰藉。统治者也利用宗教巩固统治。

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在这一时期，佛教传播主要依赖外来僧侣，他们带来梵本经文进行翻译，大小乘佛教典籍同时被翻译流传。佛教小乘禅法在中国的传入和传播，以安世高为主要代表。小乘佛教强调通过“禅数”或“定慧”的修行方法，达到符合佛教教义的理论。

佛教大乘般若思想的核心，即般若波罗蜜与“沤惒”的不可分割性。般若被视为成佛之母，而“沤惒”则是般若的具体运用。

佛教的起源和发展历程，分为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和密教四个时期。原始佛教时期，佛教兴起于印度社会变革之际，与婆罗门教等思潮展开斗争。部派佛教的形成时期，起源于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一世纪的印度奴隶制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支持佛教，使其成为国教并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观派的哲学理论，认为“空”是最高真理，一切事物和认识都是相对的、依存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性。瑜伽行派的核心哲学理论——唯识论，该理论认为一切现象皆由人的精神所变现，强调主观意识的真实存在。

印度佛教的兴起与衰落。佛教起源于印度，经历了从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的发展。密教的兴起与佛教的衰落密切相关，佛教衰落的原因包括内部原因如僧团腐化、与印度教冲突，以及外部原因如伊斯兰教的入侵。

巴利文佛经的分类和内容，包括经藏、律藏、论藏和藏外经典。经藏包括长部、中部、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经典，律藏则包括分别部、犍度部和附篇。

毛泽东的《矛盾论》揭示了矛盾作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并深入探讨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文章进一步介绍了佛教文献《中论·观涅槃品》和龙树的《十空性论》，展现了中观派哲学在佛教中的地位。同时，提及了日本学者宇井伯寿对弥勒佛的研究，以及玄奘的《成唯识论》对识与存在关系的论述。

在佛教思想中，“阿赖耶识”这一概念被广泛讨论，并有着多种不同的名称。文章最后还介绍了《瑜伽师地论》中对十六种学说的反驳，以及《唯识二十论》的内容。

《矛盾论》中，毛泽东阐述了矛盾作为推动事物发展的核心力量，并分析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此理论为后续的哲学思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佛教文献《中论·观涅槃品》和龙树的《十空性论》则展现了中观派哲学的精髓，为读者提供了对佛教哲学的深入理解。

宇井伯寿对弥勒佛的研究，以及玄奘的《成唯识论》对识与存在关系的论述，为我们了解佛教思想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佛教思想中，“阿赖耶识”这一概念被广泛讨论，并有着多种不同的名称，这些名称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和诠释。

《瑜伽师地论》中对十六种学说的反驳，以及《唯识二十论》的内容，为我们展示了佛教哲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

《中国佛教史第二卷》记载了佛教在中国从西晋到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传播与发展。西晋时期，社会政治斗争激烈，门阀士族势力强大，但佛教却迅速传播，般若学说成为主流。竺法护等学者不仅翻译佛经，还进行注解和宣讲，推动了般若学说的普及。

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社会和佛教发展迅速。佛图澄、释道安等人的影响，以及六家七宗的佛教思想，都出现在这一时期。鸠摩罗什及其译经工作，以及《阿含经》的传译，也为佛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东晋时期，南方佛教发展迅速，涉及东晋社会与佛教的关系、士族奉佛代表人物、比丘尼僧团的建立等。竺法护在西晋时期活跃的译经活动，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

般若学思潮在魏晋时期的发展，佛教般若思想与魏晋玄学的融合，旨在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般若学者们通过“格义”的方式，将佛教概念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六家七宗”的学派。

鸠摩罗什在后秦时期的活动和贡献，翻译了大量佛教经典，使后秦成为当时北方佛教传播的重要中心。东晋时期，战乱导致北方士族南迁，形成南北士族联合的政权。佛教僧侣与士族交往密切，他们借助老庄玄学解释佛理，迎合王公贵族。

佛教在东晋时期的发展，包括僧团的形成和佛教思想的传播。佛教教义被解释为与儒家思想相辅相成，孙绰等佛教徒试图调和儒佛，强调佛教的修行和道德修养。

慧远从儒生到出家为僧的转变过程，影响深远。佛教在魏晋时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巩固政治统治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慧远将佛教与儒教相结合，强调佛教礼制的重要性。

达磨多罗禅的起源和意义，强调禅定与智慧的结合。慧远在序言中回顾了禅法的发展，将禅法划分为“五门禅”。

在魏晋时期，玄学和清谈成为文化思潮的主导，道教和佛教亦得到迅速发展。慧远、竺道潜等高僧的生平事迹和思想，展现了当时佛教的兴盛和影响力。

《庐山记·十八贤传》中记载了周续之的生平，他于377年出生，十二岁时跟随范宁学习。慧远与桓玄、王谧等人的书信往来，揭示了当时佛教与政治的紧密联系。

佛教的教义如《沙门不敬王者论》，以及佛教与道家思想的交融，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探讨。书中详细记载了佛教经典的翻译和传播过程，反映了佛教在当时的繁荣景象。

在两晋时期和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译经活动十分活跃。不同时期佛教经录所载的译经卷数，以及东晋南方和十六国北方的译经情况，都得到了详细的记载。同时，书中还提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大事年表，以及重要人物的人名索引和名词索引，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佛教历史资料。

中国佛教史（第二卷）

南北朝时期，中国虽政治分裂，却迎来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南北方在经济发展、生产力提升及文化学术交流方面均有显著进步，佛教迅速发展，僧尼数量激增，佛经翻译事业蓬勃发展，佛教思想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独特的中国化佛教。

南朝佛教兴盛，王公贵族多信奉佛教，推动佛学中国化。梁武帝崇佛礼僧，通过优待僧侣、奖励佛教义学、广建佛寺、造佛像、译编佛教典籍等方式，使佛教在梁朝达到鼎盛。梁武帝从道教崇信转变为以佛教为中心，仍保持对道教的敬意，推动三教并用政策，规范僧团戒律，提升僧尼威信。

北朝佛教同样繁荣，北魏、北齐、北周三个朝代佛教尤为兴盛，寺庙遍布各地，僧尼数量达数百万人。北朝社会在佛教兴盛背景下，儒学也逐渐复兴，与佛教、道教形成多元并存局面。

南北朝佛教发展，僧侣阶层形成庞大的僧官系统，寺院经济得到发展，佛教与儒、道三教关系日益复杂。佛教在中国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对后世佛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佛教经典翻译数量和品种可观，为佛教发展和隋唐各宗派建立提供丰富材料。佛教翻译活动成为佛教传播重要方式，著名僧侣如鸠摩罗什、昙无谶等翻译大量佛经。佛教理论研究得到发展，形成“阿黎耶识缘起”和“真如缘起”两大理论体系。

南北朝佛教文化交流盛况，既有来自印度的僧人译经传教，也有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这些交流促进了佛教文化传播，加深各国间的了解和友谊。

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等佛教艺术宝库，融合凉州和西域艺术元素，呈现独特造像风格，艺术价值与社会影响深远。石窟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太武灭佛后的复兴，第二期石窟开凿，第三期石窟多元化。

佛教艺术在南方地区也得到广泛发展，如南京栖霞山石窟、浙江剡溪大佛等。这一时期佛教艺术风格多样，对中国佛教艺术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书中详细记录佛教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描绘古代佛教艺术和建筑辉煌，涉及历史上著名佛教人物传记，佛教在民间信仰中的影响。书中还介绍了各种人物和概念，佛教、道教、儒家等多种思想流派，相关历史事件和人物。

佛教文化中的众多概念和符号，如生起识、生住异灭、示观等，以及佛教历史中的重要人物和地点，如龙华三会、龙门石窟等，揭示佛教哲学深度，展示佛教在艺术、建筑和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

中国佛教史（第三卷）

道教起源于民间信仰，历经汉魏晋南北朝至明清时期，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部分。其发展与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形成了独特的宗教文化和哲学体系。

东汉中后期，原始道教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道教衰落，东晋以后逐渐改造为成熟的官方道教。这一过程中，道教与佛教、儒家学说并存，成为封建官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典籍丰富，对中国哲学、文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是道教理论的重要著作，前者提出了神秘的气化学说、阴阳五行的灾异说等，后者则运用《周易》原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

魏晋时期，道教在北方传播与分化，社会动荡中，道教在民间盛行，五斗米道北迁。江南地区道教发展逐渐超过中原与巴蜀，成为道教复兴的基地。

汉末三国时期，于君道和帛家道等道教派别传入江东，反映了民间道教向官方新道教的演变过程。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其仙道学说和丹鼎道派传承对道教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认为，仙人不仅存在，还有等级之分，仙药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分别对应不同的修炼效果。

东晋南北朝时期，道教经历了变革，从早期原始幼稚的五斗米道发展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从主要传播于民间的道团上升为官方承认的正统宗教。同时，道教与佛教、玄学等思想文化相互融合。

南朝时期，道教在帝王贵族的支持下发展迅速，陶弘景创立的茅山教团成为道教中心。上清派的形成与传播，使道教在组织形式上以出家居道馆修炼为主，吸引了众多信徒。

南北朝时期，道教与佛教、儒学等文化领域的互动发展，道教逐渐由分散的原始状态进入相对统一的成熟阶段。

唐代，道教进一步发展，成为统治者所控制和利用的官方宗教。唐皇朝对道教加以崇奉和扶植，使道教地位高于佛教和儒教。唐代道教注重理论研究，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体系。

道教义理中的真、俗二道说，真道被视为虚极之理，俗道则指世俗之道。李荣将“道”的内涵提升为哲学范畴，并借鉴佛教中观学派的思想，提出一套以元气为基础的宇宙生成论。

中观学派的核心教义“二谛义”，即真谛和俗谛。真谛是指悟解真理的人所认识的真理，而俗谛则是凡夫俗人所理解的世间真理。

司马承祯的道教哲学，他主张“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一种虚无的存在，却孕育着万物。他还结合医学理论，提出养身健体修炼学说，强调“贵生”、“贵气”和行气。

道教在唐朝时期的发展历程，从唐高宗、玄宗时期宗室崇尚道教，到道教经文大量涌现，开创宣讲注释道经的风气。同时，道观的兴建、斋醮仪式的健全、科律的完整，都体现了唐代宫观道教的特点。

道教中不同派别如何传授经戒的过程，如正一派重视吸纳儿童入教，传授多种戒法，强调道德修养与修炼。洞神三皇派则注重因材施教，传授三界戒、五戒、八戒等，强调清心寡欲。

道教法箓的重要性，它是道教教法中的关键部分，被称为法箓。法箓由道气演衍而成，具有神秘性和宗教灵应，法师们将其视为太上神真的灵文和九天众圣的法言。

道教符箓咒术的历史和重要性，强调其在道教中的重要地位和功能。《录图真经》的来源和内容，指出其与现今《道藏》中符箓云篆的早期记载相符合。

太上童子一将军箓，这是正一派道教入门的必经箓文，包括童子箓、仙官七十五将军箓和灵官七十五将军箓等。箓文不仅传授了法术，还强调了尊师爱父、慈悲宽怀的教育宗旨。

道教内部的不同流派及其法箓传承，从正一派开始，详细阐述了正一派内部法箓的种类和传承方式，包括气箓和治箓，以及相关的礼仪和仪式。

唐代道教炼丹术的兴盛，其中自然还丹理论成为主流。炼丹家将丹炉视为缩小的宇宙，通过模拟天火造化，在炉中炼制仙丹。唐代炼丹术流派众多，包括金砂派、铅汞派和硫汞派，各派别都有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方法。

唐代炼丹术从早期用药粗放到隋唐时期硫黄和水银合成朱砂的成熟方法，炼丹术士通过改进实验方法和密封技术，使硫化汞合成更接近理论值，产物损失降低。同时，炼丹术实践推动了新药物制备方法和矿物观察记录的产生。唐代炼丹术影响广泛，许多帝王和文人热衷炼丹，但有毒物质导致中毒甚至死亡。道教炼丹术义理学说存在，但外丹术辉煌历史已结束。

唐宋时期，道教神仙思想从出世向入世转变，反映封建统治思想向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转变。许多儒者入山修道，炼丹合药、求仙服药者增多。唐末五代，仕途无望者归隐山林，成为道士，给道教信仰增加新内容。吕洞宾等道教发展代表人物丰富了道教内容，道教神仙思想逐渐从追求长生不老转变为关注现实世界，对后世道教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宋代道教发展，由出世的仙真信仰转向入世的八仙信仰，体现道教从民间化到世俗化的过程。八仙信仰增加了道教救世度人的意义。宋代道教神仙思想核心追求长生不老，通过神仙方术实现。全真教的出现标志着道教自我更新的结果，使道教有了统一教团组织和明确传法世系。

宋代道教与国家政治紧密相连，帝王大力支持道教，促进其繁荣。道教教义、教制不断革新，融合三教特点，内丹术盛行推动道教哲学发展。南北道教合流，形成正一、全真两大派格局。宋代道教丰富了中国宗教文化，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宋代皇帝崇奉道教，重视道教管理机构设置，政府利用道教神化皇权，刺激其发展，同时通过严格管理和税收限制宫观和道冠数量。宋代道冠师号类别和等级繁多，道官职官体制完善。宋代政府对道教政策既利用又限制，有序发展道教。

宋代道教在宫廷和民间生活中影响深远，涉及道教经典编纂、道观建设、仪式举行等方面。宋代内丹派道教发展，从外丹炼制到内丹修炼的转变，内丹修炼成为道教炼养术显学，形成金丹派南宗和全真道。

明清时期，道教逐渐衰落，但内丹修炼等观念深入民间，与儒佛思想融合。民间宗教兴起，吸收道教等元素，以通俗方式宣扬宗教观念。明清时期道教走向民间化和世俗化，产生众多民间秘密宗教，与道教密不可分。道教衰落，但以新形式在民间宗教世界重新迸发，对民间宗教产生深远影响。

中国佛教史(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