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朱执信，名大符，字执信，笔名有蛰伸、县解、前进、民意、琴生、去非、名等。近代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理论家。就其一生事功而论，论是身体力行参与武装斗争、推翻专制统治方面，还是启迪民智、阐发革命理论、从事革命宣传方面，均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史上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1885年10月，朱执信出生于广东番禺（今广州市）的一户书香门第。父亲朱启连，能诗善文，才气横溢，曾在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职，有多种著述行世。母亲汪若昭，广州文化名人汪瑔之女，幼承家学，文词兼通，与丈夫有唱和之雅。朱启连因崇慕康熙年间山东学者赵执信，给自己的第三个孩子取字执信。
朱氏夫妇非常重视子女教育，自幼便向执信讲授历代兴革利弊及英雄人物事迹，注重人格培养。同时指导执信循序渐进，广泛涉猎国学典籍，打下传统学问根底。在父母的指导下，朱执信不仅在传统学术上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且爱国主义情愫破土而出，潜滋暗长。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仅九岁的朱执信向父亲探问交战情形。翌年获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失声痛哭。1900年八国联国侵华，朱执信虽僻处南国，但究心时局。《辛丑条约》签订后，他极为悲愤，认识到“覆亡之祸，迫在眉睫”，力挽狂澜之根本在于推翻已沦为洋人朝廷的清政府。在此背景下，他大量阅读《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等反清复明史书，并亲自镌刻一枚“南都沦后第四乙酉生”印章，以寄寓反清之志。反清思想初步形成。
1902年，朱执信入教忠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主攻国学，兼修英文、日文、数学、历法等。课余时间，则与同学古应芬、汪兆铭等组织“群智社”，以探求新学为职志。在一群志同道合好友的相互促发下，他大量研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原富》等近代西方各种思想名著，对《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新式刊物也手不释卷，思想面貌焕然一新。
1904年，朱执信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广东省官费赴日留学资格。年底，与胡汉民、汪兆铭、古应芬等联袂东渡，翌年初入东京法政大学附设法政速成科第二期学习，主修理财科。在学期间，除学问精进外，置身日益激进的留日学生群体，朱执信与胡汉民等“与共晨夕，为学问道义之切磋”，彼此“极意探求”革命方略，然犹未得“实行之要领”。
是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来到日本。朱执信、胡汉民、胡毅生等广东法政生慕名来访，晤谈一下，极为拜服，自此奉为革命导师。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朱执信即时加入，且被推举为评议部评议员。11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为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他以《民报》为阵地，先后刊发多篇重量级文章，一则与改良派展开论战，驳斥谬说，鼓吹革命；一则阐释与宣传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据吕芳上先生研究，《民报》前五期所刊载的有关民生主义的文字，“值得重视的十篇文章中有半数是朱执信的撰述”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72页，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自此，朱执信文名大噪，并以博学多识、才气纵横、论证严密等卓拔才情在革命党人中脱颖而出，一跃而为第一流的革命宣传健将。
1906年6月，朱执信以优等成绩自东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毕业，随即返回国内，先后受聘于广东高等学堂、广东法政学堂、两广方言学堂等新式学堂，一边教书一边革命。其间，朱执信明则泯然众人，一袭旧派人物装束，暗中则影响学生、运动新军、联络会党，宣传革命思想，聚集革命力量，组织筹划过多起在广州及其周边的武装起义，扮演着广东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在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中，他身先士卒，跟随黄兴攻入两广总督署衙，血染战衣。武昌起义爆发后，朱执信一面组织民军会攻广州，一面利用兵临城下之机运动水师提督李准反正，成功地促成了广州的和平光复。
广东光复后，朱执信积极协助胡汉民组织政府，出任军政府（后改都督府）总参议。履任期间，他殚精竭虑，席不暇暖，主持裁编民军，治理财政，参与改革省议会，剿平各地盗匪，为广东地区的政权建设及社会秩序的恢复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13年宋教仁被刺，革命党内部意见纷纭，朱执信极力赞同孙中山“非去袁不可”的主张，力主武装讨袁。并在复杂局势中利用与陈炯明的师生之谊，最终促成广东地区打出了讨袁的大旗。
“二次革命”失败后，朱执信流亡日本。他利用难得的闲暇，努力自修，有针对性地钻研经济学；同时协助编辑《民国》杂志，积极从事舆论讨袁工作。待国内局势稍稍平靖，又遄返国内，开展武装革命活动。
1914—1916年，朱执信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组织领导广东地区的讨龙斗争，先后策划发动过多次针对龙济光的暗杀与起义。1916年10月，龙济光残部败退海南岛，彻底结束了在广东地区的统治。对于朱执信在驱龙斗争中的功绩，胡汉民谓：“龙济光之蹶于粤，执信之力为多焉。”林家有：《朱执信》，8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917年护法运动发生，朱执信追随孙中山在广州建立护法军政府，主持秘书处工作，负责处理中枢事务，兼顾军事联络。1918年孙中山受排挤蛰居上海，朱执信随同前往，协助从事理论撰述。五四运动爆发后，为因应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朱执信担任主要编辑。在承担繁重的刊物编撰工作的同时，他充分发挥视野开阔、思维敏捷、博学多才等优长，笔耕不辍，连续在该杂志刊文20余篇，臧否人物，议论时政，接引新思潮，阐发三民主义，首屈一指的革命理论家与宣传家的风范显露遗。
1920年粤军回粤战争中，朱执信是重要的发动者与参与者，是孙中山联络、促动陈炯明的主要桥梁。是年8月，陈炯明在福建漳州誓师，宣布回师广东讨伐桂系，粤桂战争爆发。随后朱执信奉孙中山之命，马不停蹄赶赴港澳，组织办事机构，就任讨桂军总指挥，负责协调、指挥各路民军及地方军队，响应援闽粤军回粤。9月，为运动虎门驻军独立，与吴礼和深入虎门，积极活动，成功促成炮台守军于16日宣布独立。21日，因虎门降军与民军发生冲突，局面混乱，不避危险，赶往现场力为调控，不幸在变乱中为乱枪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5岁。
消息传至上海，孙中山极为痛惜，长叹道：“执信是革命中的圣人”。9月24日，在复谢持电中又谓：“前星期虎门独立，邱渭南、执信前往主持，正为快意；不料一部民军内变，竟将执信击杀，闻报之下，痛惋难言，虽尽歼桂贼不足以偿也。”后来，孙中山还多次在函电、演说中论及朱执信殉难对国民党造成的损失，谓：“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使“我党失此长城”；称其是“最好的同志”，“为中国有数之人才”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1。。 曾长期共事的胡汉民称誉朱执信是“忠于主义的一个人，最革命的一个人，追随着总理最肯奋斗的一个人”林家有：《朱执信》，161页。。另一位重要的国民党理论家戴季陶认为：“死了一个朱执信，全世界的人，在进化的道途上，失了一个很有力量的推进器。”戴季陶：《怀朱执信先生》，《朱执信先生殉国九周年纪念刊》，2页，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印，1929。
作为20世纪前20年革命党群体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与宣传家，朱执信所从事的理论方面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致力民众思想启蒙。
清末民初，受几千年专制统治的中国社会蒙昧主义盛行，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有见及此，朱执信将启迪民智，作为开展革命活动的基础性工作。他积极宣传进化论，打破社会万古不变的僵化认识；大力弘扬科学，破除封建伦常及宗教神学等各种权威；高扬人的价值，倡导人改造社会及国家的自觉自动，从而为新文化运动的推波助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朱执信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所谓绝对，所谓永远，“随时演变”，始终处于进化的途程之中。地球及人类都是物质不断演化的产物。人类社会同样处在不断的进化与发展过程之中，职是之故，“现在如果是想永远保存着一个秩序，就是想叫一个社会永远睡着。把一个时间的社会静态变了化石，令他永远没有进步，那是不特益并且不可能。况且大地还有冷下去的时候，太阳还有消减变灭的时候，那有不变的化石，那有不变的社会”。
朱执信指出，所谓“伦常”，所谓“秩序”，究其实质，“皆欲以一终古不变之规绳，驭转变常之人类社会”，其结局“惟有祸患贻人类而已”。打破旧伦常，当然是人类社会进化中的应有之义。对于渐成国人思想禁锢的西洋偶像——基督神学，他同样情揭破，指出经由进化论，“则知宇宙中经数进化而始有人，绝非被上帝创造者”；新旧教所供奉的教主耶稣，是为了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偶像，与历史上的耶稣完全不同。他告诫青年，切勿“中宗教的毒”，不要当“神的奴隶”。他认为，当今之世，惟有反对偶像崇拜、与宗教对立的科学“神圣不可侵”，“科学之效用，可以垂之久远，可以普适于现所知之世界”。然而当一种科学如果不容人“随时讨议”，则不幸沦为另一种偶像，也必须情打破，只是“打破科学上偶像者，惟以科学之研究可以得之，此外皆不能成功”。
人的价值启蒙同样是朱执信启蒙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将影响“生存价值之元素”归纳为“九事”，并逐一剖析，指出人生的苦乐与价值固然包含个人性的因子，更与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息息相关。良善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皆为增加生存价值而生”。反观现实，朱执信大声疾呼：“今日中国民之生存价值，正日趋于下……而此日下之原因，大抵基于不良之政府”，“冀其改良政府之一事实现，乃可以次及其余。是则生存价值之一转变之机也。吾中国人其尚未觉知此生存价值减少之痛苦者乎？抑感知之而意于将来者乎？其将于亡羊补牢之计有所择也？吾急欲得此四万万之答案”。
（二）全面阐扬三民主义。
三民主义是革命党人领导民主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是当时先进中国人奋斗不已的精神动力。自追随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后，朱执信所做的理论方面的基本工作，就是结合时代主题，从具体问题出发，深入阐释与宣扬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他在这一方面的持续努力，既有力地推动革命理念逐渐深入人心，扩大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也使三民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为清晰显豁。
如民族主义方面。辛亥革命时期，面对清政府与改良派在立宪问题上的互为呼应，朱执信撰写多文，一面条分缕析，剖陈清廷统治下的中国绝实行立宪的基本条件，揭破所谓立宪不过是“愚弄一世具”，根本目的非为“保其大位”，对众多为所蒙蔽者疑是一贴清醒剂。一面层层递进，阐析“革命者，以去满人为第一目的，以去暴政为第二目的。而是二者固相连属，第一目的既达，第二目的自达”，论证了此次革命虽高唱排满，实兼具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的双重任务，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为本次革命之一体两面。
中华民国成立后，国内民族矛盾基本消失，朱执信笔下的民族主义因时而变，论述的重点转向反对帝国主义。
1917年2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如火如荼之际，中国在美国的怂恿下向德国提出严重抗议，与德绝交并进而对之宣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背景下，朱执信秉承孙中山命意，急撰《中国存亡问题》长文，指出追求一己之私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世界不安宁的根源，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侵略主义，中国参战，论胜败，都存在被列强瓜分豆剖的危险。所谓中国加入协约国，借机亲近美国，“以图公道之援助”，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皆为一丘之貉，“欧美之人言公道、言正谊者，皆以白种为范围，未尝及我黄人也。美为平等自由之国，亦即为最先倡言排斥黄种之国”。期望战胜后“收列席讲和之利益”，同样是国人的一厢情愿，因为“战胜者分配利益，以各国利害为衡，非以一时感情所能动”，“弱国而图依附强国以佳兵，即令得胜列席议和，犹是听人宰割”。就中国而论，既“可以避现时之厄，且可以为永久不败之基”的安全之策，实在“以独立不挠之精神，维持严正之中立”，避帝国主义战争而远之。
此后，朱执信又先后发表《侵害主权与人道主义》、《国家主义之发生及其变态》、《伯达铁路之过去及将来》、《朝鲜代表在和会之请愿》、《英国与波斯之新协约》等多篇文章，抨击帝国主义唯利是图、四处侵略；同情朝鲜、波斯等被压迫民族的不幸遭际及反抗斗争；呼吁国人“自觉”、“自振”，“使其国家随于世界之进步以为改良”；并极富前瞻性地预言，20世纪“一民族中之少数人，尚欲倚其与之反对之劳农所组成之武力为后援，以拥护其握有他民族奴隶使之之特权，真犹燕巢幕上，决长久理矣”。在朱执信看来，“国家不为人类之最终生活形式，故对于本国以外之人民，以同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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