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鸿隽卷

20世纪初年，一场教育革命迎来了与现代教育接轨的科学知识体系，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发生全面转变；雨后春笋般的新学堂把原来以科举入仕为唯一正途的旧士人阶层送进了墓地，汹涌澎湃的留学大潮则把现代知识分子群推上了新世纪的舞台。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时势”，造就了历史潮头上的一代“英雄”，在1910年代和1920年代涌现出中国第一代科学家，如丁文江、翁文灏、秉志、胡先骕、竺可桢、叶企孙、曾昭抡、侯德榜、茅以升等，奠定了各门基本学科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也出现了任鸿隽这样的知识精英。他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之后没有在专业上发展，称不上是真正的化学家，但他与第一代科学家们携手走来，成为现代科学在中国奠基时期的学界领袖，无以名之，或可称之为“科学事业家”。 一 任鸿隽祖居浙江归安（现吴兴县）菱湖镇，祖父辈为避太平军战乱，躲往四川。父亲章甫公纳粟入官，到垫江县做典史。任鸿隽于1886年出生在垫江。男中行三，取字叔永。六岁上学，于家馆中初习八股。1898年，考取了垫江县书院的住院生。1904年冒充巴县籍到重庆参加院考，在1万多名童生中考取了第3名秀才，他赶上了中华帝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班车。 任秀才住进重庆府中学堂，第二年即以速成师范班毕业，学得了一些物理、化学、教育学、心理学之类的新知识。毕业以后，在重庆的开智小学和一家私立中学教书，一年下来竟有大约200元的积蓄。于是乘船顺江东下，进了大上海的中国公学。 中国公学，本是由留日学生因反抗日本当局的压制而回国组建的。校内革命气氛浓厚，任鸿隽进校的第一件事就是剪掉了辫子。为时不久，他嫌学校功课程度太低，就于1908年初东渡日本留学。翌年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积极从事反清的革命活动。1909年秋天考进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预科，目的就是为了学会制造可用于革命造反的炸药。在留日期间，他曾参与购买武器、印制传单，发表过《川人告哀文》和《为铁道国有告国人书》，先后担任过同盟会四川分会书记、会长，也曾参与总会事务。 革命来得很快，在任秀才参加造反的第三个年头，武昌起义爆发。他毅然抛弃学业和书物，怀一腔热血匆匆回国。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任鸿隽应召到总统府秘书处工作。此间，他为孙中山起草过《告前方将士文》、《咨参议会文》、《祭明孝陵文》等。4月间，南北和议结束，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任鸿隽不愿到袁政府中做事，就要求到欧美学习。经过一番周折，终以第一批“稽勋生”资格赴美留学。这一年的初冬，任鸿隽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学习。 二 1910年代，中国留学界的主流在美国。他们办有一份专门刊物《留美学生年报》，本来是通讯联谊性质的。任鸿隽于1914年1月接手这份刊物，将它改刊为《留美学生季报》，按春夏秋冬出刊，内容转以评论和创作为主。 从故土来到异邦，任鸿隽通过中外对比看到国家之间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认为中国弱于列强的原因在于学术之荒芜。因此，他在1914年的《留美学生季报》连续发表文章，论述应该建立中国的“学界”。由此再进一步，他提出，在众多学术之中，中国最缺少科学。国家要强盛，就一定要发展科学。于是，他在康奈尔大学校园内联络一些中国同学发起创办了《科学》杂志。经过几个月紧张筹备，1915年1月，《科学》创刊号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后来成为20世纪前半叶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综合性科学刊物。 《科学》发刊词开篇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学术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在论述了科学对物质文明、人类健康、知识进步和道德建设的巨大作用之后，他大声疾呼：“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这篇发刊词最早“并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全面地阐述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突出宣扬科学救国的思想。 起初的科学社只是为了办杂志而成立的集股公司性质的松散组织。大家后来觉得，为了全面推进科学事业，有必要把科学社改成学会性质的组织，于是推举任鸿隽、胡明复和邹秉文三人起草章程。章程以通信方式于1915年10月25日获得通过，遂成立“中国科学社”，选举任鸿隽为董事长，亦即为社长。 从科学社到中国科学社，核心问题是要求社员之间的关系以“学问”为基础，其宗旨从“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扩展到“联络同志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 中国科学社正式成立之后，曾以五位董事的名义刊登《本社致留美同学书》于《科学》第2卷第8期上： 同学诸君足下：科学为近世文化之特彩，西方富强之泉源，事实俱在，无特缕陈。吾侪负笈异域，将欲取彼有用之学术，救我垂绝之国命。舍图科学之发达，其道莫由。顾欲科学之发达，不特赖个人之研精，亦有待于团体之扶翼。试览他国科学发达之历史，莫不以学社之组织为之经纬。……兹事体大，所期甚遥，自非鸠集大群，骈力合德以趋所向之的。其曷有济，是用不辞冒昧，谨书本社缘起、现在情形及现行总章邮呈左右。倘本大贤为国求学之素志，鉴同人以蚊负山之愚忱，惠然肯来共襄业，则岂特本社之幸，其中国学界前途实嘉赖之。 后来成为任鸿隽夫人的陈衡哲，在晚年回忆文字中说： 我是于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的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任叔永先生不朽》） 在中国近代史上，提出“科学救国”思想的第一人是严复。当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时，中国知识界痛感有亡国灭种的危险而急切寻求救亡之策，严复曾断言“西学格致，非迂途也，一言救亡，则将舍是而不可”。其言之要义，就是唯有依靠“西学格致”才是救亡的捷径。当时，中国语汇中尚无“科学”一词。严复是把 science 译为“西学格致”的。他说西学格致救亡，意即后来的“科学救国”。 严复在20年前提出西学格致救亡时，只是单枪匹马的孤独先行者。20年之后，任鸿隽们已是团队行动了。科学救国的使命感，把留学生们凝聚为中国科学社，在历史上充当了科学救国的先锋队。 在中国近代思想家的谱系中，任鸿隽是“科学救国”思潮和运动的旗手。 三 在1916年中国科学社召开的首次年会上，任鸿隽在他的社长报告中论述英国皇家学会的历史时，大段引用了培根在《新大西岛》书中对所罗门宫的描绘。在演讲的末尾，又仿效培根的方式，面对留学美国的年轻伙伴们，充满激情地描述他的梦想：“兄弟倒要请诸君做一个短梦，看一看中国科学社未来的会所……”所梦者——中国科学社在一个环境优美的地方建立起图书馆、博物馆和许多实验室，组织社员们研究世界上没有解决的各种科学问题。 1918年10月，任鸿隽即与杨杏佛同船回国。随着骨干人物的转移，中国科学社这颗幼苗也从美国的温室移到了中国的大田。为了筹措经费，任鸿隽等发起了“五万元基金”的募集活动。他周游广州、上海、南通、南京、北京等地，游说各界名人，得到过政界徐世昌、实业界张謇等人的捐助。经过几年的摸爬滚打，他们渡过了回国之初的低谷，有了属于自己的社址，尤其是1922年8月在南京建立了生物研究所。紧接着，在张謇的支持下，于南通召开了红红火火的第七次年会。为了得到社会的更大支持，他们把张謇、蔡元培、梁启超、马相伯、汪精卫、范源濂等名流请入董事会，另组理事会为工作班子。任鸿隽后来长期担任理事并同时担任董事会的书记，一直是中国科学社的实际领袖。 1922年年底，任鸿隽写成《中国科学社之过去及未来》一文，把1916年的梦想做了进一步的细化，为科学社勾画出一幅远景图：出版专业杂志和通俗杂志，在各地创办图书馆；建立理化研究所、生物研究所、卫生研究所、矿冶研究所和特别研究所；设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和工业商品博物馆。他在这一番憧憬之后写道：“吾人处荜路蓝缕之后，当康庄大启之时，尚不能从当世学者之后以为世界学海增一勺之量乎?我言及此，吾心怦然，吾尤知海内外期望吾社之贤达同此心理也。”兴奋之情，跃然纸上。 中国科学社是民间学术团体，不是职业岗位。其领袖人物是分头找饭碗、合力办“科学”的。任鸿隽的饭碗与志趣的完全相合，是他在中基会工作的阶段。 1925年9月，时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的范源濂，请任鸿隽去做专门秘书。他此后十年如鱼得水，从专门秘书改任执行秘书，再升任副干事长，到1929年1月继任干事长，走上了他一生事业的高峰。 1924年9月18日，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于北京，负责管理使用美国第二次退还的庚款。这个基金组织虽以“教育文化”冠名，但在任鸿隽一班人的运作下，基本上变成了“自然科学”的基金组织。在他到岗不久的1926年2月，干事处就拟定了经费使用的补充原则，规定资助“教育事业”的范围包括：①科学研究（含物理、化学、生物、地学、天文、气象学）；②科学应用（含农、工、医）；③科学教育（含科学教学、教育科学的研究）。 为了以“有限的财力，谋最大最良的效果”，任鸿隽提出的政策是把经费用在补助“已有成效的机关”上，让他们锦上添花，强者更强，他称之为“因材而笃”（语义出于《礼记?中庸》）。 在任鸿隽任职的十年中，中基会拨款建北平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前身），成立社会调查所，组织编译委员会，在大学中设置“科学教席”，开展土壤调查，与尚志学会合办静生生物调查所，补助中国科学社、地质调查所、黄海化工研究社、中国营造学社和许多公立私立大学，还设置了科学研究补助金，等等。任鸿隽及其合作者们，为30年代中国科学事业的繁荣，为几代科学人才的成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世界历史上，从17世纪中叶开始，科学体制从起源上出现两种模式，一种是英国皇家学会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皇家科学院的模式。美国是移植了英国的，俄国是移植了法国的。各国的体制都在历史中不断有所调整，但总的来说，还是两种基本模式，一是以社会团体化为主导的分散型体制，一是以国家机构化为主导的集中型体制。当中国的近现代科学刚刚起步的时候，西方先进国家的科学事业已经在大约250年中走过了体制化的各个主要阶段。因此，像其他后进国家一样，中国在推进科学体制之初，必然是要按照先进国家的科学体制模式依样画葫芦。面对各国的不同体制模式，中国科学事业先行者们就有一个“体制选择”的问题。当年刚刚走出国门的留学生们，患着一种通行的幼稚病，就是到哪个国家留学就觉得哪个国家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留学美国的任鸿隽们，就以为英美的一套最好：办《科学》以Nature为楷模，办中国科学社，则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楷模。1918年回国以后，募集基金建研究所，建图书馆，建科学图书仪器公司，着眼在社会而非政府，要闯出一条“民办”科学事业的道路。 由于中基会经费来源稳定，又有行政上的自主权，任鸿隽方有可能在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里去实现他的各种主张，中国科学社等社会团体化的科研机构得到了必要的支持。 但中国的国情注定了社会团体化的“蛋糕”做不大。后来在蔡元培等倡议下建立了与中央集权制相适应的中央研究院，从1928年一诞生，就占据了中国科学界的主导地位。 随着任鸿隽出任四川大学校长而离开中基会的负责岗位，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而出现的中华民族的危局，中国科学社的事业虽然仍在苦撑，但已难得见昔日风光。 四 梳理任鸿隽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的主轨在科学事业，但还有一条辅轨在教育事业。 留学期间，任鸿隽就很关注教育事业，不仅介绍西方大学的历史发展，也同时注意评述国内的教育现状。 1919年6月至1920年夏，为在四川省建立钢铁厂而奔走的同时，他也曾草拟过四川高等教育的发展计划，送呈省长公署，建议仿美国各州立大学之例设立四川大学。计划虽经省议会通过，但后因川军内战，其实业计划与教育计划皆归于零。 1920年9月，应蔡元培之聘,与陈衡哲同时到北京大学任教，又旋受教育总长范源濂之召而出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1921年再因范源濂辞职而失业。1922年5月，他第二次入川寻找发展机会，也托朋友在上海或北京帮忙。最后到年底被聘到商务印书馆做了一年的编辑。1924年初，郭秉文请他出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校长。但想不到翌年3月发生了“易长风潮”，未久辞职。 在教育方面，他这一时期在《努力周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