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作者在撰写本书时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的一名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在此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他的主要著作包括《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以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学术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理解，也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宝贵的视角。通过其深入的研究与分析，该作者为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过去及其如何塑造今日之面貌做出了重要贡献。

<p>该书是目前关于中国当代史最公允、最不落俗套的著作。作者在美国史学界享有盛誉，而且对中国友好、公正。由于当代史与现实的联系过于紧密，因此，还没有能够真正深刻、全面、丰富地揭示当代中国各层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著作。在这种情景下，迈斯纳的著作就成了我们的首选。</p>
    <p>写作此书时担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多年从事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等。</p>

《毛泽东的中国》一书的初版写作背景，作者在70年代初开始写作，1976年毛泽东去世前完成手稿。在毛泽东去世后，作者对书中内容进行了补充和修改，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的叙述上，增加了大量新内容。书中还探讨了毛泽东去世后中国历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邓小平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作者在评价中国共产党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标准，并对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虽然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出现抱有希望，但作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历史和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



第二版序*

十九世纪中叶基督教农民起义失败标志着当代中国革命的开始。洪秀全和毛泽东的思想体系源自西方理论而非中国传统，他们作为反传统的先知推动了革命进程。西方帝国主义不仅破坏了旧有的儒家秩序，还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太平天国运动以激进的基督教平均主义为纲领，摒弃传统文化遗产，影响了后来的革命者如“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知识分子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

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较为弱小，豪绅地主阶级逐渐衰败。帝国主义冲击导致传统经济秩序瓦解，但未能催生强大的资本主义或现代工业无产阶级。农民作为人口主体，在政治上软弱无力，需要其他阶层提供领导和支持才能发挥革命潜力。

政治权力在中国相对独立于社会和经济力量之外，表现为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崛起。这些政党并非单纯代表特定的社会阶层利益，而是通过军事实力来控制局势。中国当代历史充满了保守与革命的双重内蕴，反映了在动荡中寻求变革的努力。



第一章 西方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软弱性

十九世纪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儒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反叛。随着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构成威胁，一批传统地主官僚精英后裔开始质疑并逐渐背离传统的价值观，形成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并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这些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与其他社会阶级建立联系，才能发挥政治影响力。民族主义与传统文化破灭相结合，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上的显著特征。1890年代，士绅的后裔开始反叛旧制度，播下了现代中国革命的种子。随着帝国主义势力范围的扩张，知识分子的政治行动愈发紧迫，并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这场运动唤醒了长期沉睡的中国社会，促使许多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尽管初期党员人数少且缺乏经验，但这一组织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 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反叛

国民革命军北进后工人和农民组织迅速发展的情况，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形容农民自发的革命行动势不可挡。然而，社会革命与国共联盟条件不兼容，共产国际要求限制群众激进行动以维护政治联盟，导致共产党领导人陷入困境。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镇压了工人和农民运动，共产党几乎不复存在。这场失败使共产党认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此外，城市无产阶级运动的失败促使共产党转向农村，以农民为基础开展新的革命。尽管城巿工人运动在1927年后政治上无所作为，但资产阶级革命也未成功完成，最终历史任务落在共产党人肩上。



第三章 资产阶级的失败与无产阶级革命

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凭借日本侵略对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成功崛起。国民党在农村的统治因侵略而崩溃，共产党因此获得了机会。他们提出全民抗战的主张，赢得了广泛民众的支持，将农民的反帝情绪转化为现代民族主义运动。

共产党实施的土地政策虽然温和，但减租减息等措施深得农民拥护。在部分地区，他们还实施了激进的土地改革，削弱了豪绅地主阶级的权力。毛泽东的思想，强调人的意志和意识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对延安时期的革命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共产党成功动员并组织了广大农民，为后续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游击战争中，毛泽东强调思想统一和共同信念的重要性，这使共产党人能够采取并成功运用“人民战争”的战略。他对农民力量的信任，将革命重心转向农村，并认为外国帝国主义是真正的敌人。这种民粹主义思想影响了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解，促使他设计出以农民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

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奠定了毛泽东作为独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地位。他强调意识在创造历史中的巨大作用。延安精神体现了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的价值观，这些观念不仅促进了革命的成功，也为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保障。

然而，这一时期也存在对政治和思想上不同政见者的压制现象。尽管如此，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崛起及其成功，主要得益于其正确地利用了当时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正确的战略，以及成功动员和组织的力量。

第四章 毛主义革命与延安传统

第一部：革命的遗产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临了多重挑战。首先，尽管国民党军队溃败，但新政权仍需巩固对南方、西部及西北地区残余国民党势力的控制。解放军迅速推进，占领了大部分领土，但在西藏和台湾问题上遭遇了文化和政治难题。通过谈判，西藏主权得以恢复，但美国第七舰队的存在导致台湾统一未能实现。苏联对满洲地区的长期控制也阻碍了领土统一。

新政权依靠共产党组织的纪律性建立国家机构，在毛泽东和周恩来领导下，实现了政治稳定。然而，新中国在民族主义和领土统一任务尚未完成之际，又面临美国和苏联的干涉。

为了巩固政权，新中国采取了秘密警察组织、军事管制等政治镇压措施。1950年代初期，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国内政治恐怖，政府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扩大了政治镇压范围。尽管政治恐怖相对短暂，但国家制度迅速巩固，为后来的政治压制奠定了基础。在这一时期，新政权通过军队、警察等暴力机器维护稳定，同时强调新政权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

第五章 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面临了城市管理的一系列难题。由于经验主要集中在农村，城市工作对共产党而言是一大挑战。城市居民对共产党存在疑虑，而城市经济的崩溃更是加剧了治理的难度。

然而，共产党凭借对旧政权的仇恨和民众对秩序的渴望，逐步在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共产党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既保证国有制，又允许民族资产阶级经营私营企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稳定，共产党开始对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控制。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政权，共产党采取了“三反”和“五反”两大政治运动。其中，“三反”旨在清除政府内的腐败和官僚主义，而“五反”则针对城市经济中的腐败行为，尤其是反对资产阶级。这两个运动通过大规模的群众批判和罚款等手段，有效地削弱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并加强了共产党在城市中的统治。

然而，这些运动也引发了对城市与农村关系、共产党内部矛盾以及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果的思考。

第六章 城市：国家资本主义的兴衰

中国土地改革，一场实质上的资产阶级革命，背景是旧中国封建土地制度的束缚。改革过程包括没收地主财产，将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由此诞生了一个庞大的个体农民所有者阶级。这一变革不仅在经济上为农村发展和社会改造奠定了基础，也在政治上提升了农民的政治意识，并促进了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然而，改革后的农村面临着一系列挑战。由于小农户经营规模小、资金缺乏等问题，农业经济依然分散。实现农业社会化，使之与工业发展相适应，成为巩固社会主义的关键。共和国计划在未来十年内解决农业集体化、城市工业化和农村社会化的问题。

土地改革及随后的农村变革，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这些变革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的转型，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实践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农民阶级的力量得到了显著增强，他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

然而，改革并非完美无缺。小农户经营规模的限制、资金短缺等问题，制约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为实现农业社会化，需要长时间的努力。只有通过农业集体化、城市工业化和农村社会化的协同发展，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总之，土地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改造和农民政治意识的提升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需要继续努力，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推动农业社会化进程，实现农村经济的全面振兴。

第七章 土地改革：农村的资产阶级革命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面临着如何在经济落后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的挑战。他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同时考虑到中国国情，决定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借鉴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以工业化为基础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战略在工业发展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压力。

苏联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影响显著，尤其是在高岗统治时期，苏联的影响更为明显。苏联不仅帮助恢复了中国东北的重工业基地，还控制了中苏合资的木材公司、铁路和港口。但随着斯大林去世及高岗被清除，中国收回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

1955年，肃反运动开始，旨在清洗官僚机构中的“暗藏”反革命分子，约有十五万名党政干部受到审查。胡风事件是肃反运动在知识分子中的典型案例，他因批评党对文艺界的干预而遭到批判，最终被捕入狱。工业化进程导致新型不平等现象的出现，政治和技术精英逐渐脱离工人和农民，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教育制度也强化了社会分层，城市人口受益更多，大学教育偏向理工科，培养出享有特权的技术知识分子。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标志着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开始。尽管发展现代经济和工业的目标明确，但社会主义的含义却变得模糊。工业化加剧了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离加剧。在日益官僚化的党领导下，国家机器变得更加强大和压制。工业化本身成为首要目标，社会主义目标被推迟。面对这一困境，毛泽东再次将目光转向农村，试图复兴社会主义目标和革命精神。

第八章 工业化引发的社会与政治后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5年围绕农业合作化政策展开了内部争论。多数领导倾向于稳步发展合作社，避免影响农业生产，并强调工业化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则提出加速推进合作化的主张，认为农民具有自发的积极性并能推动社会变革。他批评党内保守态度，提倡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运动来推进合作化。

毛的观点不仅改变了农业政策的步伐，还否定了原先以城市工业化为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强调农村合作化是独立的社会改革任务，不依赖于工业发展。这标志着“毛主义”在革命胜利后的新发展方向。中国农村在1955年夏季开始的大规模农业合作化运动。毛泽东认为这一过程虽然比预期快，但仍需遵循自愿和互利原则，避免强制，相信农民会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这一运动在1955年底迅速发展，远远超出了毛的预期，到年底已建立190万个初级合作社，63%的农户加入。毛泽东对这一成果表示满意，并认为这是农民自发走向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志。他指出，合作化运动中贫农和中农成为主要成员，而地主和富农也被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加入。

然而，在推进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地主和富农混入合作社，以及合作社的迅速转变为高级社。这些问题导致了某些失败案例的发生，但整体上，合作化运动对中国农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

第九章 农业集体化1953-1957

第二部：新秩序1949-1955

1956年，苏联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中国面临复杂局面。毛泽东提出激进政策，试图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绕过官僚机构，并借助知识分子推动改革，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党内对稳妥推进存在分歧，毛泽东在公开场合颂扬斯大林的同时，解释其错误，强调民主与集中平衡，防止个人崇拜，恢复党的活力。

毛泽东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解决，双百运动期间，知识分子和学生提出尖锐批评，涉及政治体制核心问题，如权力垄断、脱离群众等。人们呼吁实行法制，保障公民自由，指出干部特权。毛泽东的思想斗争理论为文化大革命埋下伏笔，阶级斗争概念扩大至意识形态领域。

1956至1957年，中国共产党发起双百运动，毛泽东希望通过鼓励人民自由表达意见，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矛盾解决，实现团结。然而，批评声音激化，毛泽东担忧，迅速压制异见者，发动反右派运动，打击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加强政治控制，巩固其主导地位，为1958年大跃进奠定基础。

双百运动期间，中国与苏联分道扬镳，独立发展社会主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但在政治和思想领域仍保留斯大林模式。1957年“大鸣大放”事件使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希望破灭，中国走上新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非预期的政治民主与思想自由。

第十章 百花齐放：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自由

毛泽东在大跃进运动中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毛认为中国农村的落后条件是革命的优势，因为这激发了人民的干劲，并有利于道德净化。他提出“一穷二白”的概念，强调这种状态为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提供了可能性。与马克思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不同，毛泽东的理论更侧重于人的主观意志和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而非客观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毛坚信农民是主要的革命力量，并认为农村地区能够成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的主要战场。这种激进的思想体系与俄国民粹派的观点有相似之处，反映了他对落后国家进行革命的独特看法。



第十一章 不断革命：大跃进的思想渊源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发展战略，该战略基于毛泽东主义的群众革命热情。虽然这一时期充满乌托邦式的狂热，但毛的发展理论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中并非完全不合理。城市失业和农村半失业问题日益严重，第一个五年计划未能解决这些问题。如何加速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成为关键，由于缺乏外国投资，中国需要更有效地利用人力资源。人口膨胀加剧了就业压力，尽管政府初期拒绝计划生育，但在双百运动期间开始认真探讨这一议题。

1958年，毛主义提出将发展重心从资金密集型转向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以解决失业问题并促进经济发展。通过动员农村劳动力资源，中国希望实现轻工业、农业和重工业的同步发展，从而为现代经济积累足够的资金。技术革命成为另一重点，毛泽东强调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并反对过分依赖苏联的技术支持，提倡自力更生。

毛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涉及权力下放，将经济决策权交给地方，以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然而，这一方针也引发了对技术专家地位的争议，毛泽东认为政治应主导技术发展，防止形成特权阶层。大跃进时期在乌托邦气氛中进行，强调人民群众是文化和科学的主人。



第十二章 大跃进期间的经济

人民公社运动期间，中国农民怀着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热切期盼。毛泽东通过人民公社将工业和农业、教育与生产结合在一起，试图实现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目标，包括国家消亡和社会变革。人民公社不仅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生活的组织者，旨在培养“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新人。在这一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生活发生根本变化，妇女被动员参与生产和劳动，家庭结构虽保持稳定，但自留地和家畜逐渐成为集体财产。新工业政策推进了农村工业化，建立了许多小型企业，满足当地需求并促进了农业发展。新的教育体制强调“边干边学”，通过各种业余学校培养技术人才，减少对城市专业学校的依赖，并试图实现城乡差别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除。

赫鲁晓夫企图干涉中国内政的阴谋被毛泽东识破后，中共内部对毛的支持使得庐山会议通过了谴责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决议。大跃进运动虽然在庐山会议上承认了一些失误，但继续强调人民公社的重要性，并要求重新恢复公社食堂和缩小自留地面积。然而，自然灾害导致粮食短缺加剧，人口死亡增加。地方干部为了掩盖问题而谎报产量，进一步加剧了危机。毛泽东作为主要发动者需承担道义责任，但并非有意屠杀农民。大跃进的失败不仅归咎于自然灾害，也与政策执行方式不当有关。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承认错误并进行自我批评，但仍坚持激进政策，导致悲剧发生。大跃进最终以经济和生命代价惨重告终，破坏了农民对共产党的信任，并加剧了中苏关系的恶化。

第十三章 人民公社与“向共产主义过渡”1958-1960

第三部：乌托邦主义1956-1960

在1960年代初，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受到挑战，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他退出党的日常事务，成为象征性的领袖。此时，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产生怀疑，担忧社会主义制度可能走向衰败。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未放弃努力，通过强化军队控制和批评党内官僚主义，来维持自己的影响力。

1962年，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对刘少奇等人的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进行严厉批评，强调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并指出党的干部缺乏对群众的信任。他主张真正的民主应先倾听群众意见，再集中决策，反映了他对党内官僚化和脱离群众现象的不满。

毛泽东对干部缺乏民主集中制的理解进行批判，强调不能压制群众意见。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依然存在，党内可能存在代表资产阶级的党员。他将官僚主义视为邪恶，认为其可能导致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次强调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并号召进行思想教育运动。

然而，这一运动受到官僚抵制，目标转移，使得毛泽东对党失去控制，感到痛心。毛泽东的这些言行，体现了他对党内官僚化和脱离群众现象的关切，以及对共产主义理想实现道路的探索。

第十四章 官僚的复辟

中国1960年代初，尽管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但社会不平等现象凸显。毛泽东指出，官僚和技术精英阶层的崛起，以及城乡间巨大差距，导致新的社会矛盾。城市教育、医疗资源集中，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有限，医疗服务不足。这种趋势引发了对“资产阶级”复辟的担忧，毛泽东强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1963年，为纠正这些不平等现象，中国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科学技术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高等教育中，理工科毕业生占绝大多数，研究生教育起步虽晚，但学术起点高。同时，大量学生赴苏联和东欧国家深造。然而，农村儿童的教育问题依然严峻，学龄儿童中有3000万未能接受正规教育。医疗方面，新中国成立后，医疗发展迅速，但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仍不足。

在这一时期，国家在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付出了巨大努力。高等教育发展迅速，理工科毕业生占据主导地位，研究生教育也逐步起步。大量学生赴国外深造，提升了国家科技教育水平。然而，农村教育、医疗问题亟待解决。学龄儿童中，有3000万人未能接受正规教育，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导致城乡间教育、医疗差距扩大。

为缩小城乡差距，中国发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运动旨在纠正社会不平等现象，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强调，必须通过阶级斗争来实现这一目标。在这一背景下，国家加大对农村教育、医疗资源的投入，提高农村居民受教育机会和医疗服务水平。

然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等方面持续努力，确保城乡间教育、医疗资源均衡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公平，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第十五章 新经济政策1961-1965

1962年下半年，毛泽东重新回到政治舞台，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旨在反对官僚主义，纠正“修正主义”，恢复集体主义精神。运动源于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并倡导开展延安式教育运动。目的是恢复集体生产，强化人民公社功能，消除党内腐败和官僚主义。运动通过“贫下中农协会”动员群众参与。

然而，党的领导层对运动存在分歧。部分领导人担忧运动对农业生产和党的组织建设构成威胁，试图限制其规模。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认为个人崇拜是政治财富，提出缩短教育学制，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外，他对历史和辩证法等学术讨论表示担忧，认为这些讨论可能对革命事业构成威胁。

1964年，围绕辩证唯物主义的论战成为意识形态之争的高潮。杨献珍与毛泽东在辩证法的根本规律上存在分歧，杨认为对立面的相互作用及矛盾的统一是根本规律，而毛泽东强调对立面的斗争。这场论战引发了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整风运动，但并未解决意识形态问题，反而加剧了理论与实践的差距。

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

第四部：热月的反动1960-1965

1960年代，中国面临着社会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理想动摇的问题。毛泽东担忧革命精神衰退，认为新的官僚阶层形成可能使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为此，他发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旨在消除旧思想、缩小城乡差距，培养新一代革命者，确保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持久存在。

在这场运动中，毛泽东追求权力和个人政治雄心，试图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如不平等和保守主义倾向。他强调文化革命的重要性，批判斯大林忽视阶级斗争，提出通过全面发动群众和阶级斗争清除资产阶级影响。

然而，不同版本的阶级理论导致政治混乱，文化大革命成为一场动乱。人们根据不同的阶级分析方法，给对手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并进行迫害。这些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加剧了社会动荡，对后来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认为，国家越落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就越容易。他主张通过文化革命推动这一转变，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然而，这种理论在实际操作中引发了混乱，导致人们以阶级斗争为名进行迫害，加剧了社会矛盾。

这场运动反映了毛泽东对权力和个人政治雄心的追求，同时也试图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然而，由于理论上的矛盾和冲突，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一场动乱，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和痛苦。

第十七章 文化革命的概念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从姚文元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的政治运动。红卫兵在这场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批判所谓的“四旧”，还冲击政府机构并打倒所谓走资派，但同时也出现了暴力和派性斗争。这场运动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思想。

1967年2月，上海工人阶级试图建立一个巴黎公社式的自治政府——上海人民公社，然而这一尝试很快遭到毛泽东的反对。毛认为这种模式过于激进且难以维持秩序，因此要求将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此举标志着放弃巴黎公社的原则，并意味着希望破灭。其他城市也纷纷效仿，放弃了成立公社的想法。随着局势日益混乱，人民解放军介入以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各地建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通常站在不太激进的群众组织一边。

1968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政治局势中，毛主义理想中的群众自觉自愿实现联合并未达成，反而导致了广泛的冷漠和混乱。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如省无联被镇压，大规模武斗在各地爆发，尤其以广西最为惨烈。北京大学校园内学生造反派与军队之间的冲突最终由毛泽东亲自终结。随着“大联合”的实现，各省建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其中多数由军方领导。刘少奇被正式打倒并从政治舞台上消失。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被确立为毛的接班人，并在1969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重申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和重建党的必要性。九大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名单反映了军队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文化大革命以对列宁主义党的全面进攻开始，最终却依据正统形式重建了党，并吸收了许多激进分子进入旧的官僚机构。

这段历史表明，在这场运动中，虽然主要对手被击败，但群众运动分崩离析后，许多激进分子被纳入到原有的政治体系之中。

第十八章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966-1969

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工业迅速发展，大量小工厂涌现。毛主义战略旨在实现地方经济自给自足并缩小城乡差距，约二千万农民成为工厂工人，缓解了半失业问题，并为农业提供资金支持。此外，医疗卫生和教育重心向农村转移，通过培训赤脚医生、派遣流动医疗队等措施改善医疗服务。在教育方面，缩短学制、取消入学考试和年龄限制，使得更多农村青年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这些改革并未显著改变城乡经济关系，农民收入增长有限。

文化大革命对官僚体系的影响同样复杂。虽然运动中出现了反对官僚主义和资产阶级习气的活动，但二十四级干部级别制依然存在，高级干部享有各种特权未被积极消除。五七干校试图通过让干部参与劳动来克服官僚作风，但这并未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反而使关系更加紧张。此外，1970年代初期一些工厂收入差距较大。

书中还提到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以及省级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性质和废除。克里斯托弗·豪探讨了文化大革命前后工业中的劳动组织与奖励机制。加赛德则论述了毛泽东之后中国活跃的情况。魏昂德、华安德等人对这一时期进行了评价，认为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这段内容展示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工业的发展及其影响，同时揭示了官僚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尝试。

第十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社会结果

在1970至1972年间，中国共产党推动了一系列政策调整。毛泽东和周恩来致力于重建党的组织结构、恢复老干部的职位，并逐步减少对林彪的支持。庐山会议后，各省重新成立了党的委员会，加强了党对政府机构的控制。同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也有所改变，中美关系开始回暖，基辛格秘密访华标志着这一转变。

1970年9月13日，林彪及其同伙在一场未遂政变中试图逃离中国，但飞机坠毁于蒙古，导致林彪死亡。此后，官方将林彪描绘为“极左分子”，并归咎于他策划了一系列阴谋活动。随着林彪的倒台，毛泽东和周恩来得以进一步巩固他们的政策，恢复了党的权威，并逐步减少个人崇拜现象。

1970年代初期中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在周恩来和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逐渐复出并成为周恩来的接班人。然而，“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发动了一场学习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直接攻击了邓小平。“四人帮”的影响力主要限于文化界和舆论界，并依赖毛的支持。他们的政治手段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

随着毛的身体状况恶化，“四人帮”的地位变得岌岌可危。周恩来提出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目标，强调经济进步的重要性，而新宪法则进一步巩固了党的绝对权威。然而，这些努力并未能阻止极左派和老干部之间的权力斗争。

1976年，毛泽东中风导致左半身麻痹，影响了其交流能力。邓小平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旨在团结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国家共同对抗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张春桥等人的文章强调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并在毛的支持下推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学习运动。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工业生产年均增长10%。“四人帮”在毛病重期间试图操纵局势，但最终被华国锋和叶剑英策划逮捕。

第二十章 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与毛主义时代的终结 1969-1976

第五部：文化大革命及其后果1966-1976

毛泽东时代中国经历了一场从农业国到工业化国家的转变。这一时期，中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私有制，并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迅速推进了工业化进程。工业总产值大幅增长，重工业发展迅速，中国工业基础得到巩固。然而，社会不平等、官僚主义和缺乏民主等问题也同时存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是复杂而矛盾的，既为国家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又留下了政治体制上的难题。

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取得了许多现代化成就，包括建立现代教育体系和工业基础。但毛去世后，毛主义的创造力耗尽，无力应对经济危机和普遍的政治不满。因此，中国需要一条新的道路以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需求。这段历史中，虽然工业化取得显著进展，但也伴随着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并未得到充分解决，并且成为后续改革的重要背景。

毛泽东时代的成就与挑战并存，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面对经济危机和政治不满，中国选择了新的发展道路，以适应现代化进程中的变化需求。

第二十一章 毛泽东时代的遗产

邓小平在1978年三中全会上取得了重大政治胜利，巩固了自己的权力，并提出结束阶级斗争、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这一举措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中美建交和对越战争提升了邓在国内国际的形象，但也暴露出军队作战能力下降的问题。

在此背景下，民主运动迅速发展，在北京及其他大城市蔓延。起初，邓小平支持这一运动，但随着运动规模扩大，威胁到党的权威，他开始镇压民运，并以“四项基本原则”取代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在巩固权力的过程中，邓小平逐步撤换忠诚于毛泽东的人士，恢复了刘少奇的名誉，并通过一系列人事调整确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

十二大正式确认了新的政治秩序和经济改革政策，强调加强党的纪律和中央集权组织结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导致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1981年6月的决议认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有重大贡献，但对其左倾错误进行了严厉批评。尽管官方评价较为平衡，许多知识分子私下里对毛泽东的评价更低。

邓小平及其同僚努力恢复早期毛泽东的思想，通过否定毛泽东时代后20年的激进主义为市场取向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决议正式解决了毛泽东的问题，逐渐消除了个人崇拜的残迹，但仍保留了毛泽东作为革命家和现代化象征的地位。这一过程体现了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同时，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决心。

第二十二章 邓小平的复出与对毛主义的批判

1980年代，中国开启了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篇章。随着个体经济和小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豪华宾馆、夜总会和奢侈品专卖店纷纷涌现。然而，这些变化也伴随着乞丐和妓女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改善为开放政策提供了契机。通过吸引外资和技术引进，中国致力于实现经济发展。政府在南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为外国资本家提供有利环境，但这也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民族主义的争议。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农业领域也经历了巨变。人民公社解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农业生产，农村迎来了市场经济的活力。然而，这一变革也带来了农村人口生育率的激增、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农村社会阶层分化等问题。

在这一时期，农村党员干部成为新资产阶级的核心，大量农民成为流动劳动力。与此同时，城市工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通货膨胀、失业和财政赤字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创造了一个新的独立阶级——由共产党干部及其亲朋好友组成的特权阶层。这个新资产阶级依赖共产党的政治保护，在市场中谋取财富，却缺乏民主素质。作者认为，相较于受益者，受国家扶持的资本主义影响的受害者更有可能对共产党专政构成威胁。

文章回顾了从1980年代初到邓小平时代结束这段时期的中国政治史，包括经济特区的发展、外国投资的增长以及农业政策的变化等。这些改革措施虽然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但也引发了社会不平等和失业问题。

第五届全国人大在决策过程中的改革、调整和反对情况也得到了探讨。1983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成情况、复杂的企业合同工形式以及传统官僚资本主义的运作方式等问题也被提及。

文中还回顾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的经济状况，以及广东省一个村庄在去集体化过程中党支部获取土地和家具的情况。赵紫阳任总理及其短暂的总书记生涯，以及人民解放军与经商脱钩等问题也被分析。

最后，文章分析了后毛时代中国经济改革中的政治问题，并探讨了民主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

第二十三章 市场改革与资本主义的发展

市场经济为实现经济现代化提供了机会，并被视为奠定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然而，“发达”社会主义被设定在遥远未来，使得当前的努力与未来的理想脱节。邓小平将现代经济发展视为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手段，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理念逐渐模糊，导致思想混乱。党的领导人常把政治统治等同于社会主义，并将其与中国民族主义混为一谈。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任命赵紫阳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加快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步伐。邓小平依然掌握最高权力，通过个人声望和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来巩固地位。“沿海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但导致腐败蔓延，经济失控。通货膨胀政策和紧缩措施给城市居民带来困难，特别是工人、职员和农民。1988年秋季的严厉措施使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失业人口剧增，乡镇企业遭受打击。

新权威主义理论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政治专制相结合提供理论依据，但受到民主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1989年4月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学生借机悼念并发起民主运动。学生们通过游行示威、静坐请愿等方式表达对政府腐败和缺乏自由的不满，并逐渐得到工人和其他市民的支持。

随着运动规模扩大，中国政府内部出现分歧，赵紫阳与邓小平在如何处理这场运动上产生冲突。赵紫阳倾向于妥协，而邓小平则坚决反对。5月13日李鹏宣布戒严后，群众抵制并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工厂罢工，公共交通瘫痪。军队包围北京，与民众建立友好关系，随后被职业军人取代。

到5月底，学生人数减少，工人阶级成为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对旧政治制度和市场改革不满。6月3日，军队进入北京城区，使用暴力镇压抗议群众，造成大量伤亡。政府逮捕约四万人，并在全国范围内加强了压制措施。社会经济生活继续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

这段历史表明，在中国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理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政治环境变得更加压抑，但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变革。

第二十四章 争取民主的斗争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领导人大多在1949年后成长起来。早年投身革命的邓小平，在法国加入少共，并回国参与大革命和农村斗争，成为毛泽东的重要助手之一。他坚持社会主义理念，但认为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有效途径。他的去世为接班人江泽民提供了巩固权力的机会，后者继续执行邓小平的方针，推动经济发展与市场经济改革。

江泽民大胆推进国有企业部分私有化，以提高企业盈利和适应市场发展需求。1997年中共十五大正式批准了这一方案，并使江泽民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中国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渡，尽管面临政治风险和社会不稳定问题。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用以填补社会主义观念消失后的思想真空。

台湾目前依赖美国军事力量维持准独立地位，但这种优势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大多数亚洲国家支持中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并不认同美国对台湾的模糊政策。和平统一是台湾最明智的选择，美国也明确表示反对台湾独立。希望两岸政府能避免战争，实现一个漫长而稳定的和平统一进程。

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但社会代价巨大。环境破坏、贪污腐败和劳动者的不稳定生活保障成为主要问题。城乡差距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现象加剧，贫富悬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市中出现极端的两极分化，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庞大的流动无产阶级。

中国共产党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仍宣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并强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些概念为党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也反映了其对革命传统的继承。

江泽民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概念在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显得矛盾和模糊。邓小平理论强调经济发展，将社会主义实现时间推后，导致政治上相对保守。他的去世使接班人江泽民有机会巩固权力，并继续执行改革政策。中国逐渐向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过渡，民族主义成为共产党政权的主要意识形态。

市场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环境破坏、贪污腐败和劳动者生活保障不稳定等。城乡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贫富悬殊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城市中出现极端的两极分化，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形成庞大的流动无产阶级群体。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工人阶级可能构成的政治威胁感到恐惧，这种矛盾现象或许是对马克思预言的一种讽刺回应。

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