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本书将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相对而言尚未被探索过甚至充满臆断的领域。首先概述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传统的两性关系中发生的巨大变化，接着论述随后出现的反动年代的情况，这种反动使男权制的生活方式在作出某些改变后得以延续下去，并在约30年的时间内，阻挠了这一领域内任何革命性的社会变革。</p>

性政治的论述，分析了同性恋禁忌的反击和反动性道德观的衰落。书中强调青年人反叛男性传统和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认为这些变革是社会和真理现实被揭露、被毁灭的结果。书中还提到妇女可能在社会革命中发挥领导作用，以及黑人、青年、妇女和穷人联合起来变革根本价值观的重要性。此外，性革命的目标是将妇女从屈从中解放出来，并推动人类接近仁慈和博爱。



罗杰克的悲剧故事揭示了男性权力和女性弱势之间的复杂关系。罗杰克因妻子不忠而愤怒，最终杀害了她。愤怒之余，他侵犯女佣鲁塔，试图通过施虐来证明自己的男性优越感。鲁塔的纳粹身份让他认为这种侵犯具有了“爱国主义”色彩。这种扭曲的道德观念，体现了罗杰克内心的复杂情感。

法国作家热内通过作品深刻剖析了同性恋社会和异性恋道德标准。他在《百花圣母》和《偷儿日记》中，揭示了同性恋世界中的权力结构，这是对异性恋社会的残酷模仿。主人公迪万展现了强大的精神力量，而男性角色则表现出虚伪的自我膨胀。在《阳台》中，热内进一步探讨了性的等级制度与种族、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关系，指出革命若不对剥削与压迫进行触动，则徒劳无功。他通过妓院场景讽刺了性关系中的权力谬见，揭示了将女性物化以维持男性权威的现象。

女性角色尚塔尔经历了复杂的命运。她才华横溢，曾是妓女，对革命抱有希望，希望能实现人性的价值。然而，新贵们的堕落与背叛，让她再次成为他们的玩物。热内通过尚塔尔的故事，探讨了男子气概和性交幻想如何被用作统治工具，并批评了异性爱政治。他认为，没有人格变革的社会变革是不可能的。革命若想成功，需打破权力神话，摒弃陈旧的性政治观念。

热内认为，性是所有问题的核心。只有深入理解并改变这一领域的权力与暴力根源，才能真正实现解放。他的作品深刻揭示了性别不平等、权力压迫和道德扭曲等问题，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反思。

第一章 性政治例证

性政治理论认为，性不仅是生物和肉体行为，更是文化态度和价值观的体现，其中包含了支配地位和权力的作用。文章指出，性活动是男权制社会的一部分，而男权制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结构，深刻影响着家庭成员，并对社会政治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地位较低，尤其在阶级领域，性地位与阶级因素常混淆。经济和教育方面，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工作无报酬，报酬低于男性。此外，男权制社会还存在着对女性的经济控制和忽视女性教育的问题。在强权方面，男权制社会常常通过立法使强权制度化，例如对通奸者的惩罚。在人类学方面，男权制观念在神话和宗教中得以体现，男性将自己树立为人的规范，而女性被视为异己者。

文章强调，性别是心理性的、文化性的，而非生物性的。在男权制社会中，女性常被视为负担和劣等，这种观念源于文化而非生理原因。女性常被禁止触摸祭神器具和食物，且通常与男性分开就餐。文章还探讨了男性住地文化，具有施虐狂、权力倾向和同性恋特征，其根源在于男权制现状。

文章分析了潘多拉和夏娃神话，指出这些神话将女性视为罪恶和灾难的根源。此外，文章强调了男权制文化对女性自尊和自我形象的负面影响，并指出女性在社会中的边缘地位。

男权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普遍性和长久性使其像宗教和奴隶制一样，试图用宿命论和生物起源论来为自己辩解。然而，当其运作机制被揭露时，它就需要面对质问和改变。文章将探讨这样一个男权制受到质疑和挑战的时期。

第二章 性政治理论

维多利亚时代，性革命初期（1830-1930），旨在挑战男权制和推动两性关系变革。这一阶段虽取得进展，如争取单一道德标准、提高性自由和妇女地位，但变革未如预期剧烈，反受反动冲击。女性仍被社会期望扮演家庭角色，教育和社会地位受限，但她们在争取选举权等政治斗争中努力打破性别和阶级界限，推动社会变革。

妇女选举权运动取得立法改革成效，如产业妇女保护法和儿童福利法，但缺乏更广泛的公民权改革，妇女在就业和公共服务中的地位低下。罗斯金和穆勒在性别角色、教育和家庭问题上有对立观点。罗斯金主张女性顺从男性，接受低质量教育；穆勒则主张女性接受全面教育，拥有平等社会地位。

维多利亚时代普遍认为女性天生温柔，男性不善同情。穆勒讽刺这种观点使女性陷入服从困境，损害穷人自尊。他认为女性应争取彻底解放，建立平等公正的社会关系。罗斯金则认为女性有拯救世界的责任，但观点过于理想化。恩格斯从历史角度分析了男权制家庭的起源，认为可通过革命手段改变。

维多利亚时代文学探讨性别政治和社会改革，包括对男权制政治的批判、感伤派或骑士派的温和立场，以及幻想派对女性角色和性革命的模糊态度。小说《无名的裘德》和《利己主义者》描绘了女性角色、阶级制度以及男权制婚姻的社会问题，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

小说《克拉拉与露茜》通过两位女性的经历，展现了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在社会、家庭、爱情和职业等方面的困境，揭示男性文化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露茜作为一名家庭教师，面临工作条件限制，追求理想和面对现实之间的挣扎。

莎乐美这一角色象征着王尔德对性革命的反应和压力。她被视为致命的女性，但悲剧背后隐藏着个人恐惧和负疚，反映了王尔德对性革命的反动幻想和对女性邪恶的宣扬，以及他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在社会中的困境。

第三章 性革命(第一阶段：1830—1930)

在20世纪，纳粹德国和苏联在性革命中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纳粹德国通过压制女权运动，将妇女组织收归其领导下，限制妇女参与公共生活和职业，强调家庭与母性，以巩固其男权制秩序。而苏联在十月革命后试图通过立法和制度变革解放妇女，但最终因政治、经济问题及理论基础的不足而失败。苏联的性革命尝试失败后，开始效仿其他西方国家改良过的男权制，反映了对传统家庭观念的回归。这两个国家在性革命中的政策与结果，体现了性政治与思想意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学的理论及其影响备受争议。他的著作和追随者将男女关系合理化，并强化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差异。虽然他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非意识理论，但其关于女性特点的错误阐述导致了一种极其保守的观点。弗洛伊德认为女性不满源于性压抑和社会环境，但他倾向于将其归因于“阴茎妒忌”，即女性发现自己缺少男性生殖器而产生的自卑感。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因素对女性地位的影响，将女性问题简化为生物学差异。他的理论不仅缺乏客观证据，还带有明显的性别偏见，进一步强化了男权制文化中的女性劣等观念。

弗洛伊德在建构阴茎妒忌理论时，不仅关注女性不满的社会原因，还通过儿童时期的行为经历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认为，女性由于阉割经历，会产生自卑感和对阴茎的嫉妒。这一理论强调女性的阉割状态是一种普遍经历，并认为女性会对这种命运作出一系列反应，包括自恋的伤害、对性别的轻视、对母亲的抱怨和对父亲的渴望。弗洛伊德还提出，女性的性欲望和成熟过程与男性存在差异，她们对阴茎的渴望会转化为对母性的追求。这一理论虽然受到争议，但也反映了弗洛伊德对女性心理的深刻洞察。

弗洛伊德对女性人格特征的看法，他认为女性人格中最显著的特征是被动性、自我虐待和自恋。他认为这些特征是体质性的，与女性特质有关。弗洛伊德进一步认为，女性的性欲冷淡是体质原因，而不是社会因素。他还提出，女性在性交中扮演被动角色，这是她忍受痛苦获得的惟一快乐。此外，弗洛伊德还认为，女性由于生理构造的不同，无法实现灵魂净化，因此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微不足道。他的观点受到很多批评，被认为存在性别偏见。

埃里克森通过玩具积木实验研究男性和女性在空间利用上的差异。他发现女孩倾向于构建静态的、内部场景，如房子内部或围墙内的恬静场面；而男孩则偏好高耸的建筑、外部场景以及动态元素，如移动的车辆和事故现场。这些结果被解释为与生理结构相关，但实验对象的年龄和社会化背景可能影响了他们的行为选择。此外，性别角色的社会化过程也导致了一些孩子未能按照预期进行构建。埃里克森的理论基础在于将后天习得的行为误认为生物学因素，这在科学上存在争议。文章还指出，女孩的成长过程中普遍缺乏独立性和自我力量，而男孩则可能因过度社会化而产生暴力倾向。这些发现揭示了性别角色的社会化对儿童成长的影响，并强调了超越传统文化铸模的重要性。

埃里克森对女性性格和社会角色的看法，他认为女性表现出息事宁人的性格，而非被动，这种观点忽视了社会现实。他还指出，女性往往沉溺于梦想，缺乏行动力，没有履行应有的养育职责。文章批评了埃里克森将女性局限于家庭内部的观点，并探讨了女性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和角色。同时，文章也分析了功能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影响，认为其忽视了历史的变迁和社会的不平等现象，为男权制提供了辩护。最后，文章探讨了性政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表现，揭示了性别歧视和性别角色刻板印象的存在。

文章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作者通过分析社会现象，揭示了性别角色划分的根源和影响。文章指出，社会化的过程中，性别的差异被放大，导致女性在各个领域面临不公平待遇。作者认为，这种性别歧视源于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这种印象被教育、文化等渠道不断强化。文章还探讨了社会学对性别角色的研究，指出其背后的偏见和误导性。最后，作者对那些支持性别歧视的作家进行了批判，呼吁人们反思和改变这种状况。

第四章 反革命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了劳伦斯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多重面貌。在《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成长背景揭示了母亲对儿子的期望与他对女性的矛盾情感。他与母亲、克拉拉和米里亚姆等女性的关系充满了挣扎，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男性自我认同的困境。

《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通过描绘女性在家庭、社会和性政治中的地位，展现了女性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他既赞美女性的生育力和母性，又对女性的独立和解放表示担忧。通过厄苏拉这个新女性形象，劳伦斯探讨了女性在追求自由和独立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恋爱中的女人》中，复杂的三角关系和权力斗争揭示了劳伦斯对男性特权的坚持和对女性的排斥。他对女性间的联盟持有恐惧和仇视，认为她们之间存在天生的恶感。男人们则被鼓励建立联盟，以对抗女性。

在《恋爱中的女人》和《儿子与情人》中，劳伦斯探讨了生育力、性别角色和权力斗争的主题。通过主人公与女性的关系，劳伦斯表达了对传统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的质疑，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和基督教等平等主义思想的批判。

凯特•莱斯莉这个人物象征着女性服从男性的典范，她的顺从和屈服象征着女性的价值。劳伦斯通过塑造她，传达了对女性被动和自我放弃的崇尚，将女性视为被动的臣民，强调男性优越论。他的作品往往将女性描绘为牺牲品，被迫放弃自我，甚至被用作祭品，以彰显男性的权力，反映了其性别歧视和男性至上主义的思想。

第五章 D．H．劳伦斯对性的虔诚

亨利·米勒的作品中，性被描绘成男性获取权力和满足的途径，他将女性视为性对象而非独立个体，这种观念带有明显的偏见和轻视。在《南回归线》和《性》中，他对性行为的描述将通便与性亢奋结合，反映出他对女性的清教主义态度，认为性行为是肮脏的，女性参与其中是罪有应得。他甚至用侮辱性语言描述女性，将她们视为征服对象。

米勒的性观念与他推崇的金钱和权力欲望有关，也反映了他对人性的扭曲看法。他推崇的性观念与劳伦斯截然不同，劳伦斯试图解放女性，而米勒则将女性视为附属品。他对女性的态度充满矛盾，一方面希望女性不喜欢性行为，另一方面又对她们喜欢它感到失望。

米勒的童年经历中融合了剥削和感伤情绪，如他在打群架后回到姨妈家受到关爱，并在同一天尝试了性体验。尽管他与女性有过多次令人疲惫的经历，但从未放弃对少年时代纯洁情侣们的回忆。他对马拉的爱情充满理想主义，但也令他失望。

米勒坚决主张将肉体和思想、感官和灵魂分开，认为女人只是满足男性欲望的工具，而男人会写作。他还维护传统的两性极化，试图通过虚张声势来避免女性超越她们被分配的没有思想的物质功能。

在晚年，米勒承认了恶臭的存在，并提到尽管他喜欢女性，但更感兴趣的是拥有她们的那个人。他的观念揭示了男性文化中压抑的情绪，但同时也带有性别歧视和贬低女性的倾向。尽管这些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某些真相，但过于极端的表达方式却是有害的。

第六章 亨利•米勒

诺曼·梅勒在其作品中，对暴力和男子气概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通过描绘战争中的暴力行为，将其浪漫化，并认为这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在他的小说中，角色D.J.在阿拉斯加的生存考验中见证了自然界的弱肉强食，获得了“神力”。然而，梅勒的观点充满了矛盾，他既反对性革命带来的自由主义，又维护传统的男性主导地位。

梅勒对女性的态度保守，认为她们的主要职责是生育孩子，并强调性行为中的负罪感和暴力成分。他的作品传达了对传统性别角色的坚持，以及对现代社会中原始本能丧失的担忧。

梅勒担忧美国男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心理状态。他认为，女性化趋势导致男性失去阳刚之气，变得自私、贪婪且充满仇恨。他强调男子气概是通过不断努力获得的，放弃它意味着丧失自我认同。同性恋被视为对传统性别角色的最大威胁，因为它挑战了男性身份的核心。

梅勒认为，暴力和受压抑的同性恋冲动密切相关，并认为表达暴力有助于维护男性尊严。拳击比赛中的暴力行为被解读为一种释放受压抑情感的方式，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致命后果。他通过这些例子展示了男性如何用暴力来抵制同性恋身份的压力，以保持其男子气概和自我认同。

在探讨性取向自决权问题时，作者批判了将同性恋与低劣、女子气等同的谬论。他指出，梅勒等人的观点将同性恋视为一种道德败坏，这种观点不仅忽略了同性恋者的尊严，还助长了歧视和暴力。同时，章节还探讨了男子气概的定义及其与同性恋的冲突，揭示了男权制文化中性别歧视和暴力倾向。

第七章 诺曼•梅勒

让•热内的作品中，同性恋者在社会中的地位和遭遇被深刻描绘。他们常常处于社会的边缘，爱情与性取向遭受歧视和压迫。小说中揭示了同性恋者在监狱中的等级制度，以及他们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挣扎求生。热内通过监狱生活的描绘，展现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如何面对偏见和歧视，并探讨了男同性恋者的性角色和地位，揭示社会对性别的刻板印象和压迫。

在作品中，人物们的困境和挣扎揭示了社会压迫和个人命运的无常。在社会压力下，人物逐渐失去自我，被女性属性所侵蚀。他们产生的嫉妒、怨恨和反抗，以及面对困境时的无奈和挣扎，展现了社会不公和人性的反思。

作品中，白人对黑人群体的鄙视和压迫，特别是对黑人女性的影响被揭示。维利治与维丘这对情人的关系受到这种歧视的影响，无法摆脱白人的美学观念。热内通过剧中人物揭示了自我仇视如何影响整个种族，并强调黑人妇女在反抗中的核心地位。

《屏风》中，阿拉伯社会的等级制度和殖民统治下的压迫被详细描绘。尤其是女性角色如卡迪娅、奥姆等展现了强烈的革命精神。剧中的妓院成为反映社会变迁的重要场所，揭示了新秩序下依然存在的不平等与暴力。热内通过这些戏剧作品探讨了种族、性别和社会正义的问题，强调受压迫群体的反抗力量和革命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