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 - [加] 阿米塔·阿查亚](https://static.book345.com/covers/s/9787208165199.jpg)
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尖锐之处，在于它拒绝把'国际关系学'当作一个天然统一的整体。作者指出，今天课堂上被奉为圭臬的主流理论，不过是两百年来西方（尤其英法）特定历史经验的狭隘产物——它把1919年、把威斯特伐利亚、把欧洲当成普世起点，却把中国、印度、伊斯兰世界排除在'国际'之外。全书以四个历史阶段为骨架，考察理论如何与世界政治实践亦步亦趋地相互塑造，并大胆主张：若这门学科诞生于中国、印度或伊斯兰世界，它将面目全非。它真正适合的是那些不愿把既有理论当作真理接受、而想追问'谁的知识被当作了普遍'的读者。不过需留意：有读者质疑其全球视野仍难脱西方中心，翻译亦显生硬，故它更适合作为'打开问题'的宏观叙事，而非无可挑剔的定论。
作者简介
阿米塔·阿查亚
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学杰出教授。他是第一位当选国际研究协会（ISA）主席（2014—2015）的非西方学者，曾获国际研究协会颁发的两项杰出学者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外交关系、人类安全、国际关系、地区主义以及国家安全等，曾出版《建构安全共同体》《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等著作。
巴里·布赞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系荣誉教授、外交政策智库“国际事务、外交与战略研究中心”（LSE IDEAS）高级研究员、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是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他的代表作包括：《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与理查德·利特尔合著）、《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与奥利·维夫合著）、《从国际社会到世界社会》、《国际安全研究的演化》（与琳娜·汉森合著）、《英国学派理论导论》等。
AI导读
核心看点
- 挑战西方中心主义，揭示国关理论的历史局限
- 梳理百年学科演进，呈现非西方理论的崛起
- 倡导多元主义，构建南北融合的全球国关学
读者共识
- 破除西方中心神话，视野开阔具启发性
- 宏观叙事清晰，是优秀的国关理论史
- 部分章节对非西方论述稍显浅尝辄止
精彩摘录
- "在第五章中，我们把中国刻画成一个难以琢磨的局外人，既不适合于两极格局，也不适于第三世界的框架。一旦中国从1989年暂时性的挫折中恢复过来，其稳定和快速的经济增长迅速使其不仅成为“单极”体系内的强国之一，而且还越来越被认为是最有可能在经济与政治上挑战美国的大国。由此美中关系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两重性（dualism）。一方面，两国在经济上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美国向中国开放市场，支持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追求极为成功的出口导向型增长战略；中国经济得以与美国所主导的贸易与金融秩序接轨，中国因此成为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由此产生的美国贸易赤字被中国大量购买的美国国债（Shirk，2007:25；Foot an"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确立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一直主导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 ·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激烈的、全球性的意识形态和物质竞争。 ·中国成为权力和意识形态大博弈中的“第三方”（third wheel）。 ·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约束的军备增长，将持续向国际体系注入新的、改进的武器，造成超级大国关系的持续不稳定。 ·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应对核武器对战争目的和实践的巨大影响。 ·如何适应殖民主义的解体，以及全球国际社会成员迅速增加两倍的情况，即大多数新成员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弱势，而且在国内事务中内化和稳定现代性革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在殖民主义非法化之后，1.1版全球国际社会仍然是高度不平等的“"
- "中国在东-西和南-北两种故事中处在一种尴尬的位置。尽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对于第三世界而言，它表现得更像是一个大国而非第三世界的一员；在意识形态与权力的两极结构中，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第三者（the third wheel）。"
- "两个关键性的主题主导着1945年至1989年间的中心地区国际关系的发展走向，并将之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关系区分开来，即权力分配格局从多极转向两极，和由核武器所引发的军事领域的革命。"
- "即使就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而言，两者都作为超级大国所暗含的平等地位也经不起仔细推敲（Dibb，1986）。只有在用来描述军事方面它竭力争取并维持军事实力的对等。起初，苏联在战后仍然保持战争动时，两极概念才可能是最合理的。苏联尽管在技术上常常落后于美国，但员，而美国很快遣散了大规模的战时部队，转而依靠对核武器的垄断。苏联在1949年进行了自己的核武器试验，在20世纪50年代的一段时间内甚至还取得了导弹运载系统方面的领先地位。朝鲜战争（1950-1953年）迫使美国重新动员，从那时起，两国在常规武器、核武器和核武器运载系统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军备竞赛。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成功实现了与美国核力量的"
- "重建一个已经现代化的社会要比发展一个尚未现代化的社会容易得多，两者之间的任何类比都是错误的。正如一些研究殖民主义的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也如国际联盟托管制度所呈现的那样，并不是所有获得独立的国家或地区都在现代世界政治高度渗透性和苛刻的条件下为自治做好了准备。同前几个时期一样，发展需要经历现代性革命，同时还要保持政治稳定，而从殖民统治向独立的转变并没有使这项任务的难度减少几分。殖民列强提升殖民地以达到“文明标准”的使命，变成了一种提供援助和促进发展的责任。但此类事例和条件的涉及面非常之广，并且发展竞赛中极度不均衡的起点和极为不平衡的成功程度是相匹配的。频谱的一端是亚洲“四小龙”，比如韩国和中国台湾"
- "冷战和去殖民化同时发生，并在诸多方面交互影响着。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正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国际关系首次真正具有了全球性。去殖民化一方面逐步消解了宗主国与外围地区之间殖民关系和“文明”国家之间“国际”关系之间的分离状态，而这种分离状态正是全球国际社会1.0版的鲜明特征。1945年至1975年，去殖民化的速度和规模国际社会1.1版。尽管权力和财富的关系，以及现代化方面的发展水平出人意料，将“西方-殖民”全球国际社会1.0版转换成“西方-全球”的全球仍然高度不平等，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的法律和政治关系实际上已有效地普及了。前一个世纪或更久远时期以来形式上不平等的关系，如今在形式上变得平等，"
- "国际关系学在1945年后实现了“二次创立”的观点建立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展的基础之上，我们在此详细探讨如下： ·制度化在教学、研究和出版方面的大规模拓展。 ·以国际联盟为中心而运行的国际研究大会（ISC）走向消亡，作为独立学术机构的各类国际关系协会兴起。 ·学科明显变得更为专业化、理论化、学术化，不再是一门涉及面很广的智识性和政治性学科，这在中心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L.Ash- worth，2014:256）。 ·一次忘却和忽略这个学科过往历史的实践。 ·新的子领域迅速崛起，尤其是把关注重点放在核武器带来的独特问题上的战略研究。 ·中心地区的学者开始承认来自外围地区的国际关系学思想。"
目录
用户评论
IR开始摆脱威斯特伐利亚或者1919，走进19世纪。然而写19世纪的世界史、思想史著作已经很多了，布赞这个论调仍么有摆脱他之前在《全球转型》里提的那几条全球化范式，强调核心-边缘，颇为Eurocentric且僵化。这应该是因为他受到LSE IR里历史社会学传统影响太深了，只从物质（经济）层面看世界，难免会得出世界是核心-边缘且边缘在向核心靠拢的进步主义结论
此书让我有些失望。作为一本讲述“全球国际关系学”的书，书中花了很大篇幅去描述国际关系在不同地区的发展。然而，本书仅仅由一名印度裔学者和英国学者（虽然都是著名学者）撰写，想必作者只掌握了阅读印地语和英语的能力，在撰写“全球国际关系研究史”这样的议题，非常力不从心，导致许多部分浅尝辄止。以对中国部分为例，本书主要用的还是张峰、秦亚青、阎学通等著名华裔学者的英文综述文章，或是相应的英文代表作，同时在具体内容上也可以看出作者对国内国关生态的了解有限。
而且，以我对阿查亚和布赞两人写作风格的粗浅印象，他们好像都是那种容易把文章写成增强版文献综述的学者，本书也不例外。加上前面提到的那点问题，有些内容其实写得很像“建立于文献综述基础上的文献综述”，阅读观感并不好。
翻译是一场灾难
非常成功地用三十六万字阐述了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思想史+国际关系学制度化的历史。（到时候读完英文版再一并写短评。）
现代国际关系学的诞生源于对于现代性以及相关实践的回应。早期现代化的过程固然与“西方化”密不可分，但现代性在各国的体现却并不完全相同。此外，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由于中心—外围的差别，西方与其他地区所关注的国际关系议题也有明显区分（但这至少说明其他地区也有自身的国际关系思想）。但在二战尤其是冷战后，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以及“西方—外围”格局到后西方格局的过渡，建立全球国际关系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批判目标是西式“虚假的普世主义”，基于四个时间段的案例分析了国关理论与世界政治实践的亦步亦趋，试图证明现有主流理论是西方中心的、局部的和暂时性的。将知识的生成界定被解释变量具有新意，分析视野宽阔，区分中心-外围的知识传播与变化，提供了一种理论演进的解释路径。所借鉴的依附论在论述中有不足，在对上百年时间段的论述中，固定了西方-非西方的主体，忽视其变动调整，这就出现了中印等行为体在当代“仍居于权力外围”的疑惑论述。另外，虽然作者是建构主义者，但本书仍将国关理论视作权力格局的知识产物，采取了一种结构-功能的视角，还是比较微妙的，自然也蕴含着被质疑和修正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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