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星，1968年生于重庆，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其著作《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1951—1976年中国西南一个山村的故事》以及《“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等，深入探讨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科举制度的废除、新式学校的建立，不仅是中国教育制度史上的巨变，而且直接牵动着政与学的关系在中国现代社会的重构。本书通过三个不同类型的个案考察，展示了从1895年到1926年的三十年间，新教育场域逐渐兴起的艰难历程。 三个个案分别为：1895—1913年，科举被废除前后，湖南省新式学堂逐步取代原有“士绅惯习”的进程；1917—1923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努力为北大塑造“科学的精神实质”，试图建立自外于政治的“学术社会”，书中对此做了颇具新意的社会史分析；1921—1926年，在江西，新式学校里培养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青年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是嵌入在民国教育和政治格局中的。 以上三个专题，成为上中下三篇，具有内在的关联性。书中所说的“新教育场域”，其实是“五四运动”时代老师辈和学生辈的两代人，从三个个案可见，当年大学与中学教育的变化走向，取决于清末民初的政治场域和局势变化。本书通过三个关键片段，对新教育在中国产生、早期发展的艰难过程给予深入研讨，运用社会史的方法进入中国近代社会，揭示了以往近代史研究往往不能观察到的侧面。

在1895年至1926年这一时期，中国新教育场域发生了显著演变，其与政治的关系亦紧密相连。以湖南为案例，研究揭示了传统士绅与辛亥革命一代学生在文化资本竞争和社会行动上的转变。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治校期间，展现了如何在学术风气与政治参与度之间取得平衡。江西地区的中等学校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关键基地，体现了地域社会对早期中共组织的影响。

研究强调教育层级、世代和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结合结构分析与行动分析的方法，探讨了新式学堂在晚清至民国初期的转型及其对革命思想传播的作用。这一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还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和观点，包括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反思、知识分子与现代化、教育与社会转型等。多位学者如柯文、孔飞力、艾恺等，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和社会变迁，以及教育、文化等领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具体来看，湖南地区的新教育场域演变中，传统士绅与革命学生之间的文化资本竞争，反映了社会阶层结构的变迁。辛亥革命后，一批新式知识分子崛起，他们以现代教育为武器，推动社会变革。同时，这一过程也体现了社会行动的转变，士绅阶层逐渐被边缘化，新兴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军。

在北京大学，蔡元培治校期间，学校在学术风气与政治参与度之间取得平衡，既保持了学术独立性，又积极参与社会事务。这种治校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经验。

江西地区的中等学校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基地，反映了地域社会对早期中共组织的影响。这一现象揭示了教育在传播革命思想、培养革命人才方面的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这一时期的新教育场域演变，为我国近代历史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通过对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深入研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史，为未来社会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引论

上篇 从科场场域到后科场场域 ——1895—1913年的湖南

科举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废除科举制加速了士绅阶层的蜕变，破坏了社会流动机制，导致乡村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科举制曾是政府控制士绅的有效机制，废除后，社会结构失去重心，影响了社会变迁方向。同时，科举制废除后，新式教育成为进阶之梯，但教育费用高，社会流动率降低。然而，一些学者认为，科举制废除后，士绅阶层的特征有所变化，但他们在农村中的地位难以动摇。此外，学者们通过研究不同地区的士绅阶层，探讨了科举制废除后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



一 导言

科举制度在帝制中国形成过程中，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紧密相连。科场场域的成型，揭示了进入科场的多重障碍，如资格限制、经济资本缺乏和语言基础要求，这些因素将众多平民排除在外。同时，科名从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揭示了科场竞争背后的社会不平等。

进一步分析，科场场域与其他场域的关系错综复杂，如皇权元场域、科层场域、民间统治场域等，这些关系揭示了科场场域中的复杂社会力量。最后，探讨士绅惯习与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以及湖南地方性因素对科场场域的影响。

布迪厄和华康德的社会学理论，探讨东方专制主义下的场域相对自主性，强调皇权元场域并非虚拟。书中通过张仲礼的《中国绅士研究》和罗兹曼的《中国的现代化》等作品，分析了科举制度、士绅阶层以及地方权力场域等，揭示了文化资源与文化资本的转化。同时，费孝通、艾森斯塔德等人的著作，探讨了乡土社会、帝国的政治体制等问题。

二 科场场域与1895年前的社会支配关系再生产

在1895至1905年，湖南社会经历了一场由新旧文化资本竞争引发的重大变革。士绅阶层由守旧排外转变为变革求新，积极推动新式学堂的发展。书院与学堂、学堂与科场之间的“原子式竞争”愈发激烈，新旧文化资本争夺文化霸权。清廷在新政中接纳西学作为新的文化资本，学堂获得合法性，科场场域发生重大变革。

在这一时期，湖南士绅的生活史呈现出多样性。他们中既有固守传统的人，也有投身新式学堂、参与实业或投身革命的人。士绅惯习发生显著变化，从维新派到顽固派，从反教士到保教士，从立宪党到革命党，展现了士绅阶层在近代中国的巨大转变。通过对比研究王闿运、王先谦、熊希龄、杨度等人的个案，揭示了士绅阶层在思想、行为上的分化与变迁。

19世纪中叶，西学通过教会学校传入中国，尤其在“香港—上海走廊”这一边缘地带。然而，正统士绅对此排斥，湖南作为排外中心，多次发生教案，西方传教士难以进入。在这一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等广东士绅的改革思想得到了湖南士绅的支持，推动了西式教育的发展。

文章分析了湖南新旧之争的原因，指出王先谦等人转旧是因为担心中西文化竞争中的长远威胁。此外，文中还提到科举制度下湖南各类士绅的数量，并探讨了他们参与新式学堂建设的情况。在这一时期，士绅惯习发生变异，努力适应和应对变化。

在这一变革过程中，科场场域中的复杂悖论也备受关注。承认既有的社会分类体系是一种屈服，而拒绝参与则会固定在被支配地位上。湖南士绅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努力适应和应对这一变化，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三 新的支配关系的确立与科场的衰败：1895—1905年的湖南社会

湖南在1905年至1913年间经历了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社会转型，这一时期学堂场域与权力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留学教育的兴起，特别是留日生数量的增加，使得西方学校在中国学堂中占据了支配地位。同时，学堂与中央权力场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皇权在学堂中的影响力下降，地方官绅的权力则相应上升。地方官绅和士绅在推广新式教育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学堂作为新文化资本的支配结构中，教育资源主要集中于权贵富绅之家，而贫家子弟受教育的机会相对较少。尽管学堂学生数量有所增加，但其在全省人口中的比例并未上升，反而有所下降。学费问题凸显，学堂教育对经济条件的要求远高于科举时代，许多农家子弟难以承担学费。学堂布局不合理，高级学堂集中在城市，初级教育发展乏力，城乡差距明显。

湖南第一代新式学生虽然曾接受传统教育，但新式教育对其人生观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代学生与政治活动紧密相连，革命活动参与度极高。他们从家庭中解放出来，独立意识增强，并受到启蒙书刊和社团的影响。学堂教育环境培养了他们的反体制冲动，这种冲动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然而，这种反体制冲动也具有不稳定性和去合法性，导致许多学生选择退出学堂，投身于政治和军事斗争。

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历程中，留学运动广泛开展，政治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同时，学堂制度逐步建立，湖南学堂总数呈现增长趋势。然而，新式教育的普及面相对较少，识字率下降，老百姓对新式教育感到沉重负担。教育改革在近代中国的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一时期，留学运动和政治民族主义情绪并存于留学生中。学堂制度逐步建立，但新式教育的普及率较低，教育改革仍需努力。

四 社会支配关系的再生产与后科场场域：1905—1913年的湖南社会

学界对于1905年废科事件影响的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它是重大事件，另一种则认为是社会变迁中的“泡沫”。文章通过1895至1913年湖南社会史的叙事，揭示了科场变迁的复杂性。废科事件前后，科场场域经历了从皇权场域到列强场域的转变，士绅惯习发生了变异，科举制走向尽头。随后，学堂成为新的文化资本，但并没有带来被统治阶级的更多上升机会，反而使支配关系更加公开化。尽管出现体制外行动的尝试，但社会关系整合仍然困难。文章最后指出，教育场域如何重构政与学的关系、形塑稳定惯习，仍是一个待解决的问题。



五 小结

中篇 “学术社会”的兴起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1917—1923年

蔡元培在1917年至1923年期间对北京大学的整顿，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开启了北大新生的篇章。然而，胡适和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中的代表人物对北大新生的实际成效提出了质疑，认为北大缺乏学术贡献，并批评其只重视“新名词运动”而非真正的学术创新。同时，学衡派也对北大新派学人的学术态度提出了尖锐批评。文章深入探讨了蔡元培整顿北大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影响，指出他虽然不是中国现代第一流的学术大家，但他的整顿对北大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具有特殊贡献。同时，文章也分析了蔡元培整顿北大所面临的内在困境，以及这些问题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影响。



清季民初学术风气的演变，从清初的实学到盛清的稽古，再到晚清的经世之志，学风经历了三次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三重张力：求是与致用的张力、官学与私学的张力、旧学与新学的张力。废除科举后，政教合一的格局开始向政教分离、学在民间的格局转移，学术界有可能成长为与政治重心相抗衡的学术重心。蔡元培在任教育总长期间，发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提出小学废止读经；同时也在大学废止了经科。蔡元培将北京大学1917年前的学术风气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98年京师大学堂开办到1911年，学校的制度模仿日本，而学校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者多偏重旧学，西学很有点装饰品的样子。第二个时期是从1911年到1917年，“国体初更，百事务新，大有完全弃旧之概”，中学退为装饰品的地位，而所提倡的西学尚处于贩卖的状况，还未注意到研究。蔡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和“学术至上”理念的确立，是在他留学德国的时候。民国成立后，蔡元培就任教育总长，提出“教育有二大别：曰隶属于政治者，曰超轶乎政治者”，强调独立于政治的新教育。



二 蔡元培到任前的学术风气

蔡元培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了“兼容并包”的教育理念，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尊重多元学术观点，激发学生研究兴趣。这一理念既强调学术自由，也设立了限制性条款，如学说需有理有据、与政治无关、不诱使学生堕落等。

蔡元培不仅关注学术，还考虑人际因素，但在治校时，他更侧重于学术本身，以此决定聘任教师。他的理念促进了北大成为全国性的学术中心。

在推动北京大学成为现代学术中心的过程中，蔡元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提倡“兼容并包”的人才方针，严格限制教师兼职，推动学术研究职业化。他还建立了学术研究机构，拓展学术出版和交流渠道，倡导学术社团的建立，从而激发了学术研究风气。

蔡元培在北大任职期间，建立了新的教育体系，与其他学者和领导层合作，推动新式教育发展。他处理学术争议，推动学术研究，建立研究所和学术团体，这些成就显示了他对北大和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

通过这些努力，蔡元培将北京大学打造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中心，引领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

三 “兼容并包”与大学作为现代学术中心

蔡元培在北大任校长期间，积极倡导教授治校和教育独立。他通过建立校评议会、系教授会及行政会议等机制，旨在增强教授在决策中的话语权，削弱校长个人权力对大学运作的影响。同时，他提出改革方案，包括实行法国的大学区制，让教授委员会推选校长，并使各学区大学负责教育行政，反对教育部干预大学内部事务。尽管这些改革在政治环境中遭遇重重阻力，尤其在党国体制下追求教育独立显得尤为困难，蔡元培依然坚持。

他强调经费保障和摆脱宗教束缚的必要性，主张国立大学应脱离政府直接控制，依赖民间力量维持运营，反对西方教会教育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以保障文化自主性。蔡元培主张教育独立于教会，反对儒家文化的宗教化，提出宗教、孔子和国家应各自独立。他提出“美育代宗教说”，强调美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此外，他将北大从工科、商科中分离，强调大学应独立于经济和技术进步。

在教育领域，蔡元培的地位举足轻重，他的教育思想影响深远。通过引用其著作和信件，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教育独立、新教育理念、大学办学等方面的重要贡献。同时，文中也探讨了他在选拔蒋梦麟为接班人、处理辞职事件等方面的决策过程，以及他在处理与胡适等人的关系时的矛盾和复杂情感。此外，文中分析了他在推动教育经费独立、反对党化教育等方面的立场和努力。

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具有前瞻性，他强调教育独立、摆脱宗教束缚、重视美育，并使北大从工科、商科中分离，强调大学应独立于经济和技术进步。这些理念在当时的中国教育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来的教育改革奠定了基础。

四 “教育独立”与大学作为学术自治场域

蔡元培对于大学教育理念的探索和实践。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要有学术追求，还要承担社会责任，将学术象牙塔建立在民众基础之上。他通过改革，如建立旁听生制度、开放女禁、开设平民夜校和平民讲演等，实现了大学教育的社会普及。同时，蔡元培强调大学的学术使命与启蒙责任，认为大学应指导社会、开启民智。然而，他对学生运动的看法较为复杂，既支持又反对，认为学生应专注于学术研究，避免因政治运动而影响学业。蔡元培的教育理念在当时具有创新性，对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 “休戚相关”与大学作为学术兴国基地

蔡元培致力于大学教育改革，强调“研究高深学问”与“砥砺德行”，将科学探求与个性修养视为大学的双重使命。在北大改革中，他面临诸多挑战，如定义“科学”和确定修养的界限，以及科学在人格养成中的作用。蔡元培尝试用美育替代宗教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并尝试调和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此外，他在北大进行的分科改革强化了专业界限，而学科内部科学、哲学与玄学之间的张力也引发关注。

在推动“整理国故”运动中，蔡元培等人将人文学科科学化，强调科学不仅是伦理，也是一种技术，为人文对象提供方法。科学话语与人文话语不再对立，而是互为基础。科学在中国人文色彩下得到新诠释，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开始相互认同。蔡元培提倡学术自主，既吸收西方科学，又保留中国固有文明，体现了对民族复兴的追求。这场运动为科玄论战埋下伏笔，也为中国学术独立发展奠定基础。

蔡元培和钱穆等人关于教育和文化的论述反映了近代中国教育和文化思想的演变。蔡元培强调科学在人格培养中的作用，提出美育代替宗教。德国古典大学观对中国学术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柏林大学成为浪漫派活动据点。钱穆探讨了现代中国学术发展，指出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的变化。蔡元培还提出北京大学校旗图说，支持中国科学社募捐。胡适等人在整理国故上的分歧体现了当时学术界的争论。这些论述反映了近代中国教育和文化思想演变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六 “养成人格”与大学作为科学话语共同体

蔡元培在北大期间，试图开创一个独立自主的学术社会，使之成为吸纳学术人才的中心，学术创造的制度保障，以及规范学术研究的精神特质。然而，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学术与政治、学术与伦理、科学与人文的张力，使得大学充满生机与活力，同时也隐藏着分离的危险。蔡元培凭借其人格魅力和政治智慧，为北大确立了治理习惯法，并孕育了多位学术人才，为后来的学术创造奠定了基础。



七 小结

下篇 中等学校与中共革命 ——1922—1926年的江西

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后的角色转变，他从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转变为教授，并因参与运动被捕。随后，他专注于革命事业。书中进一步探讨了陈独秀的小册子《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对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早期成员的背景。接着，文章分析了新式学堂在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作用，特别是学生运动对政治的影响。文章还强调了中学生群体在中共革命中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中学生如何成为革命者以及学校组织网络的类型。此外，文章还提到了以往研究的不足，并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即结合中共党史、民国政治史、教育史和社会史进行综合分析。最后，文章选择了江西作为研究对象，并说明了选择的原因和研究重点。



江西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三种角色：“盗火者”、“深耕者”和“搭桥者”。其中，“盗火者”是指那些在上海、武汉等革命中心入党后，被派回江西发展组织的先驱，如赵醒侬和邓鹤鸣。而“深耕者”则是在江西本地新思潮的鼓吹者、新社团的领导者、新青年的引路人，他们对于党团组织在江西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如袁玉冰。最后，“搭桥者”是连接“盗火者”和“深耕者”之间的桥梁，如方志敏和刘拜农，他们通过自身的影响力，促进了江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二 “盗火者”“深耕者”及其“搭桥者” ——江西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的三种角色

南昌二中，以其开放活跃的校风和校方对社团活动的支持，成为了改造社的发源地。改造社，一个有着明确政治主张的革命团体，是江西党团组建的重要组织基础。其成员主要来自南昌二中，组织形态呈同心圆式，辐射至北京、上海、长沙、日本等地。在改造社的形成和发展中，国民党系人士和广信府地区扮演了关键角色，前者提供了组织环境，后者提供了地缘支持。

改造社，作为江西中共党团组织成立前的革命社团，虽然在成员构成和组织形式上与中共党团组织存在差异，但后来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文章揭示了改造社成员因政治理念分歧而面临解散危机，以及袁玉冰如何利用改造社的人脉参与建团活动。同时，熊育钖等人物对改造社和革命运动的支持也得到了提及。

改造社的成员主要来自南昌二中，他们的组织形态呈同心圆式，以改造社为中心，向外辐射至北京、上海、长沙、日本等地。这种组织形态使得改造社在革命运动中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改造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国民党系人士和广信府地区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系人士为改造社提供了组织环境，而广信府地区则为改造社提供了地缘支持。

改造社作为江西中共党团组织成立前的革命社团，虽然其成员构成和组织形式与中共党团组织存在差异，但后来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文章揭示了改造社成员因政治理念分歧而面临解散危机，以及袁玉冰如何利用改造社的人脉参与建团活动。同时，熊育钖等人物对改造社和革命运动的支持也得到了提及。

在江西革命历史中，改造社具有重要地位。它不仅为江西党团组建提供了重要组织基础，而且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改造社的成员在革命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江西乃至全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 南昌二中及其改造社：同心圆式的革命网络

南昌一师以其独特的革命网络闻名，该网络以网格状紧密连接，缺乏类似二中改造社的中心。一师学生众多，但革命力量较为分散。他们与不同地区的世家子弟建立了紧密联系，形成了关键节点，这些节点将一师与修水、吉安、都昌等地紧密联系，推动了江西早期党团组织的发展。

一师的革命网络与其师范学校的特殊地位、师生出身、地缘因素以及国民党系人士的支持密切相关。尽管规模不及二中改造社，但其紧凑和牢固的结构使其成为江西革命的重要中心。

江西省教育志中记载了江西一师学会会友录，详细描述了学会成员的背景和活动。同时，《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资料展示了1923至1926年间江西革命历史的轮廓，揭示了师范生在革命运动中的关键作用。资料还提到了马列主义在吉安的传播、一师党团组织的情况以及革命烈士的事迹，展现了革命斗争的艰辛与英勇。

通过对多个地方志和党史资料的梳理，我们描绘了江西地区在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一师学生的革命力量虽然分散，但他们与地方世家子弟的联系，以及与国民党系人士的支持，共同构筑了强大的革命网络，为江西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 南昌一师：网格状的革命网络

中共早期组织的发展，强调了中等学校和地缘关系的重要性。研究发现，国民党系人士控制的学校为中共组织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不同类型的学校对组织结构有影响。中共组织通过网络和地缘关系成型和扩张，但并非所有革命者的地缘都会起作用。世家或富家出身的领导人在组织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为后来的反富农路线和肃反浪潮埋下了隐患。研究指出，中小学尤其是师范学校是连接城市与乡村革命的桥梁。



本书探讨了从1895年到1926年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及其与学与政关系的变迁。书中指出，科举制度在最初的设计和运行中，承载着道统与政统的张力，但自明清以来，政统逐渐取代道统。作者以蔡元培在北大整顿为例，提出“学统”概念，试图在教育场域中打造一个全新的学术社会。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新教育场域，政学关系似乎重返“后科场场域”，学生与政治、政党与革命紧密纠缠。作者认为，辛亥一代学生与“五四”一代学生在革命理想、组织形态及场域性质上存在差异，但都共同投身于革命洪流中。



新教育场域的兴起 1895-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