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锡良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出生于1930年9月22日，湖南衡山人。他现为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担任中国训诂学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文字学会常务理事、北京语言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此外，他还担任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评委、社科院语言所青年语言学家奖评委以及《古汉语研究》编委。

駢體文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从漢代到南北朝，駢體文逐渐形成并达到全盛。文章详细阐述了駢體文的三个主要特点：駢偶、平仄和用典藻飾。駢偶是駢體文的核心，要求句法结构对称，词性相互配对，上下联字数相等。平仄则要求音韵和谐，增加文章的韵律美。用典藻飾则丰富了文章的内容，使其更加典雅。文章还介绍了駢偶的演变过程，从初期的简单对仗到后期的工整对仗，以及駢體文中散句的使用。



駢體文的構成（上）

文章对駢體文的构成和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首先，駢體文以四字句和六字句为主，通过“四六”对仗和声律协调，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美感。其次，駢體文大量运用典故，使文章更加典雅、含蓄。此外，駢體文还讲究藻饰，运用色彩、金玉等词语，增强了文章的视觉和听觉效果。最后，文章强调了駢體文在唐宋以后对文学语言的影响，以及其作为宫廷文学、贵族文学产物的独特地位。



駢體文的構成（下）

古籍今译，作为古籍整理的关键任务，不仅让更多人接触和理解古籍内容，更是传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这种翻译方式对于提升人们的古书阅读能力亦有着积极影响。严复的“信、达、雅”原则，即忠实原文、通顺易懂、典雅优美，是古文今译的指导原则。

在翻译过程中，准确传达原文意境和风格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比较不同译文的优劣，指出直译与意译各有优劣，强调在译文中保留原文的修辞手法和语言风格。例如，如何在现代汉语中再现古文中排比句的气势，便是古文翻译的一大挑战。

具体方法上，首先要准确理解原文，确保翻译的准确性。其次，规范使用现代汉语，使译文通顺易懂。对于原文中无法直接翻译的部分，要妥善处理，保持原文的意思。同时，在准确表达原文意思的基础上，努力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具有现代汉语的流畅性。

古文今译不仅仅是文字的转换，更是文化的传承。通过今译，我们可以让更多人领略古人的智慧，感受到古文的魅力。在这个过程中，译者需要具备扎实的古文功底和现代汉语表达能力，以确保翻译的质量。

在翻译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修辞手法，使译文更加生动形象。同时，要注意保持原文的语言风格，让读者在阅读译文时，能够感受到古文的韵味。例如，在翻译排比句时，可以通过调整语序、增加修饰语等方式，使译文在保持原意的基础上，更具现代汉语的表达效果。

总之，古文今译是一项既具挑战性又充满意义的工作。译者要在准确传达原文意境和风格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汉语表达，使译文既忠实于原文，又具有时代感。只有这样，才能让古籍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为传承和弘扬民族文化贡献力量。

古漢語今譯問題

在古汉语中，同义词辨析是理解古文和提升语言表达的关键。以下是一些常见的同义词组，它们虽意义相近，但用法和含义各有侧重。

“军师士卒兵”中，“军”泛指整个军队，“师”则特指出征的军队。而“士卒”强调的是军队中的士兵，“兵”则较为通用。

“领颈项”三者都涉及身体部位，“领”指衣领，“颈”指颈部，“项”指肩膀和颈部的结合处。

“庙观寺庵”都指宗教建筑，“庙”多指供奉神灵的地方，“观”多指道教建筑，“寺”指佛教建筑，“庵”则指小型的佛教修行处。

“盗贼窃偷”中，“盗”和“贼”都指小偷，但“盗”常带有技术性，如“盗版”，“贼”则侧重于行为本身。

“执秉把操持握”中，“执”指拿住，“秉”指拿在手中，“把”指用手抓，“操持”指从事，“握”则指紧紧抓住。

“之适如赴往去”表示方向或动作，“之”用作指示代词，“适”指去，“如”相当于“好像”，“赴”指前往，“往”和“去”都表示向某个地方移动。

“视见观察看望”中，“视”指看，“见”指看到，“观察”指仔细看，“看望”则指探望。

“哭泣号啼”中，“哭”指有声的哭泣，“泣”指无声的哭泣，“号啼”则指大声哭。

“饥饥饿”中，“饥”指饥饿的状态，“饿”则指感到饥饿。

“畏惧恐怕惊”中，“畏惧”指害怕，“恐怕”指担心，“惊”则指受惊。

“计虑图谋”中，“计”指心中的盘算，“虑”指反复思考，“图”指考虑后决定，“谋”指商议办法。

“征伐侵袭攻”中，“征”指远征，“伐”指讨伐，“侵”指入侵，“袭”指偷袭，“攻”则泛指攻击。

“青苍碧绿蓝”这些色彩词各有特点，“青”指青绿色，“苍”指深绿色，“碧”指翠绿色，“绿”指绿色，“蓝”指蓝色。

“俱具一壹”中，“俱”指都，“具”指具备，“一”和“壹”都是数词，但“壹”更为正式。

通过对这些同义词的细致分析，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古汉语，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同義詞辨析十五例

学习古代汉语的方法。学习古代汉语要注重感性认识，通过阅读古文来熟悉语言。课程中选取了大量的文选，要求学生深入理解每篇文选的字、词、句，达到“懂透”的要求。同时，强调熟读的重要性，要求学生能够背诵和多次阅读文选，以培养语感和记忆。除了文选，还鼓励学生阅读更多的古文作品，扩大阅读范围。此外，学习古代汉语常识，如词汇、语法、文字、音韵等，以加深对古代汉语的理解。



谈谈怎样学习古代汉语

古代汉语语法教学的重要性，强调了在教学中应明确目的和重点，避免全面、系统地讲授。指出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语法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古代汉语的语法系统有其独特性，教学时应注重时代背景和历史发展。同时，批判了传统训诂学在语法分析上的局限性，提倡采用现代语法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强调了建立自己的语法体系的重要性，并指出不应过分追求体系本身，而应关注语法成分的语法意义和作用。



谈谈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

汉字的形体结构分析，强调了从字形入手理解字义的重要性。文章指出，分析字形有助于深入理解字义，尤其是本义，而掌握本义是理解引申义的关键。文章还提到了“六书”理论，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造字结构和转注、假借两种用字方法，并解释了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汉字。同时，文章也强调了识别繁体字的重要性，认为这是文科大学生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要学会分析汉字的形体结构

近体诗的格律，包括句数、字数、押韵、对仗和平仄等五个方面。首先，近体诗有严格的句数和字数要求，如五律、七律等。其次，押韵形式固定，双句押韵，单句不押韵。再次，要求对仗，首尾两联可对可不对，中间各联都要求对仗。最重要的是讲究平仄，即声律，是近体诗最重要的格律因素。掌握近体诗的格律，关键在于音步交替规律和粘对规则。同时，还需了解古代的平声和仄声，可以通过方言声调系统或谐声偏旁来分辨。最后，通过练习和掌握这些规律，可以更好地欣赏和理解近体诗。



怎样掌握近体诗的格律

古代汉语中词汇的演变和同义词的辨析。词汇作为语言三要素之一，其发展迅速，新词产生、旧词消亡、词义演变都不断发生。同义词虽然意义相近，但仍有细微差别，需要从义素等多方面进行辨析。以“执、秉、把、持、操”为例，虽然都表示手的动作，但各自词义特点有所不同，体现了同义词之间的差异。



漫谈同义词的辨析

古代汉语中词类活用的特点和重要性。由于汉语没有形态变化，词类和句法功能之间的关系复杂，因此词类活用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讲词类活用需要从汉语实际出发，不受印欧语法的束缚，并要有历史观点，不能以今律古。文章指出，目前对词类活用的研究往往过于宽泛，原因是受印欧语划分词类的影响。汉语的词没有形态变化，往往多功能，每类词都能作多种句子成分，因此划分汉语的词类必须考虑各类词的句法功能总和。文章还探讨了动词、形容词活用作名词的问题，认为应根据具体情况判断，不能一概而论。同时，文章强调要注重历史观点，不能以现代汉语的词性来分析古代汉语的词类活用。



讲词类活用的两要

作者参与60年代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经历，强调了国家重视和“双百”方针的贯彻对教材编写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具体事例，如周扬同志对《古代汉语》编写稿的建议，展示了“双百”方针对教材编写的影响。同时，文章也提到了主编负责制和教材编写与科学研究的结合对提高教材质量的作用。作者认为，这些经验对现在的教材编写工作仍有借鉴意义。



参编《古代汉语》的体会

自20世纪20年代起，我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率先开设研究生课程，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语言文字学者。新中国成立后，研究生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文革”期间却遭受重创。改革开放后，学位制度得以建立，研究生教育迎来了飞速发展。然而，目前研究生培养中仍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基础知识薄弱、知识面狭窄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文章提出要夯实阅读、写作基础，掌握丰富的语言学基础知识，并强调真才实学的重要性。治学“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是研究生教育中必须克服的难题。淹博难涉及学习与研究层面，需要广博的知识基础和深入的研究；识断难则要求具备科学头脑和不断提高的识断能力；精审难则强调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精益求精的写作。

作者强调求真务实的重要性，反对浮夸之风，提倡在求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研究生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他们在扎实的学术功底上，具备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激发他们的潜能，使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能够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优秀人才。

具体而言，以下措施有助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1. 强化基础知识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其具备扎实的学术功底。

2. 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鼓励他们参与科研项目，提高科研水平。

3. 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能力，使他们能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4.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为学生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5. 深化校企合作，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6. 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沟通能力。

7. 建立健全研究生教育评价体系，确保培养目标的实现。

总之，我国研究生教育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仍需不断改革与创新。在新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紧紧围绕培养德才兼备、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这一目标，努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漫谈汉语研究生的培养

南岳话的语音、词汇、语法特点。语音方面，南岳镇与山上三个乡的语音系统存在明显差异，但词汇和语法方面的差异则较小。南岳话在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独特的用语，如动植物、天象、地理的名称，以及亲属称谓、职业名称等。量词使用方面，南岳话常用“隻”代替普通话中的“个”。代词、副词、形容词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南岳话的词序和句式与普通话基本一致，但也有一些小的差别。



南岳话的词汇、语法特点综述

南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来源。文章详细描述了南岳方言的声母、韵母和声调系统，并分析了其来源和演变过程。文章指出，南岳方言的声母系统相较于中古音系有所简化，入声韵消失，阴声韵和阳声韵发生分化或合流。韵母系统变化更大，入声韵并入阴声韵，阴声韵和阳声韵因等呼或声母的类属不同而产生分化或合流。声调系统由中古的四个声调根据声母的清浊而分化组合。文章还探讨了南岳方言的异读和连读现象，以及青老异读的特点。



南岳方言的语音系统及其来源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赵元任、丁声树等五人组成的调查团队对江西方言、湖南方言和湖北方言进行的全面调查，并对湖北方言调查报告进行了整理出版。40年后，杨时逢先生整理出版了《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湘方言研究提供了全面资料。本文作者通过对比自己80年代对衡山方言的调查与杨时逢先生的《调查报告》中的衡山音系，发现两者存在较大差异，并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包括音变、调查材料不足和整理失误等。作者认为，尽管《调查报告》存在不足，但它仍为湘方言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并呼吁后人继续深入研究。



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衡山音系读后

湖南方言在汉语方言中的重要地位，以及湖南方言调查研究的历史和发展。文章指出，湖南方言研究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与先进地区相比仍有差距。文章以衡山县为例，详细分析了湖南方言的复杂性，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等方面的差异。同时，文章强调了对杨时逢《湖南方言调查报告》进行对比研究的重要性，认为这将对湖南方言研究乃至汉语语音史产生重大影响。最后，文章呼吁有关部门和语言工作者加强对湖南方言调查研究工作的重视和支持。



有关湖南方言调查的一些想法

衡山县望峰桥的方言，包括其声母、韵母和声调，具有丰富的特点。望峰话声母共有22个，韵母39个，声调5个。声母表详细列出了每个声母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韵母表按照开合齐撮分类，并说明每个韵母的构成。声调表则描述了五个声调的调值和调型。文章还关注望峰话的文白异读现象。

汉语拼音的发音规则涵盖了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种声调及多种韵母组合。内容详尽，对每个声调和韵母的发音都进行了详细说明，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的发音方法。同时，还涉及了声母、韵母和声调的转换规则及不同声母和韵母的音变现象。

望峰话音系的历史比较从声母、声调变化和韵母变化三个方面进行。与北京音系存在巨大差异，全浊声母清化和声调分化、归并问题被详细探讨。舌音、齿音的合流、重组，以及唇音、喉牙音的演变规律也被分析。疑母、零声母的演变，以及影母、喻三、喻四、日母等音素的演变也被探讨。

望峰话与北京音在声母、韵母上存在差异。望峰话在泥、来母的发音上与北京音不同，泥母读作[ȵ]，来母读作[l]。在日母的发音上，望峰话多数读零声母并入影母，少数读[ȵ]并入泥母。望峰话的韵母数量比中古音系少得多，全部入声韵母都消失了，并入阴声韵。

望峰话的音韵特点，特别是入声字的读法，并入阳去声，文白异读现象明显。咸、山、臻摄的痕韵和曾摄的登韵在望峰话中变为鼻化韵，宕、江、通、曾、深、臻摄的其他韵则变为-ŋ尾韵。

望峰话的声母、韵母、声调等音韵特点，保留了中古音的某些特点，如唇齿音、舌尖音等。中古的入声韵母在望峰话中与阴声韵母合并，形成了独特的韵母体系。声调较为复杂，存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等。

书中详细描述了北京话和望峰话在韵母发音上的差异，包括遇摄、蟹摄、止摄、效摄和流摄等。望峰话的韵母变化最为复杂，入声韵母消失，阳声韵母发生改变，鼻化韵和鼻尾韵的出现也打乱了韵尾的系统。

文章还探讨了方言的衰落和普通话的推广对方言的影响。

衡山望峰话音系

《王力古汉语字典》在古韵归部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由于古韵归部本身的复杂性，学者们对此意见不统一，导致本字典编写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例如，“代”和“岱”字本应归入职部而非部，“位”字应归缉部而非微部，“懈”和“澥”字应归锡部而非支部。这些问题反映出编写过程中缺乏复审和统一意见，导致部分字归部存在偏差。

作者在查阅字典过程中发现了这些问题，并将其整理成《音读校勘记》一文，供读者参考。文中对比了《汉语史稿》、《诗经韵读·谐声表》等权威文献，指出字典中一些字的韵部划分存在偏差。如“犁”、“黎”、“利”等字被误归入脂部，而“尤”字被误归入幽部。同时，文中还列举了其他字的归部问题，并提出了改正建议。

此外，书中还讨论了编写和排印过程中出现的音读笔误和技术失误，并对每个错误进行了详细说明和更正。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方面体现了古韵归部问题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编写过程中需要更加严谨和细致的态度。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改正，有助于提高《王力古汉语字典》在古韵归部方面的准确性，为读者提供更加可靠的参考。

《王力古汉语字典》音读校勘记

汉藏语言研究历经雷顿的《论印度支那民族的语言和文学》、孔好古对印度支那语系的分类、李方桂从类型学角度的论证，以及白保罗的《汉藏语概论》。这些研究虽让汉藏语系成为常识，但作者对此持保留态度。文章从人类起源、考古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等多角度探讨汉藏语系，认为语言与人类起源关系并非直接，且汉语与藏缅语族可能并非同源。

甲骨文和《孟子》的词类研究揭示了汉语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的变化。甲骨文以单音节词为主，词类分类较少，而《孟子》则出现了双音节词，词类分类更为细致。汉语的构词法也经历了转变，由词义构词和音变构词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为双音节音变构词和多形式结构构词相结合的方式。这些变化表明，汉语在发展过程中词汇系统和语法结构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汉藏诸语言比较研究刍议

汉语语法化研究的现状和问题。文章指出，虽然近年来汉语语法化研究兴盛，但存在概念混淆、滥用语法化和理论偏颇等问题。作者通过分析“x说”等词语的语法化过程，指出一些研究者在分析论证中存在武断、混淆词性等问题。同时，文章还探讨了汉译佛经中的“增译的话题转移标记”，认为作者在分析论证中存在对术语理解不清、混淆新旧术语等问题。作者强调，语法化理论有其特定的研究目标和研究范围，不应滥用和过度解读。最后，文章呼吁重视专书语法研究和断代语法研究，强调建立科学的汉语语法史必须以这些研究为基础。



也谈语法化

关于“美”字能否归入微部的学术争论。文章指出，虽然梅祖麟教授认为“美”字与“微”字同声，应归入微部，但作者认为这种观点难以成立。作者从形、音、义等多个角度分析了“美”字和“微”字的不同，并指出梅祖麟教授的研究存在一些问题，如抹杀相关材料、对古音通假现象理解不够等。作者认为，根据语音系统分析，将“美”字归入微部缺乏依据。



“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梅祖麟商榷

关于“美”字归部问题的学术争论。作者与梅祖麟、郑张尚芳等学者就“美”字是否应归入微部展开了讨论。作者从形、音、义三方面论证“美”字应归脂部，认为郑张尚芳在论证“美”字归微部时，忽视了系统性原则，且对古音学方法论存在误解。作者还指出，郑张在讨论谐声系统、古韵归部信息时，提出了一些不合理的观点，并列举了多个反例。最后，作者表示对郑张的古音学方法表示担忧，并呼吁加强学习。



再谈“美”字能归入微部吗？——与郑张尚芳商榷

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这首词的流行释读和评述。文章首先指出，尽管这首词流传甚广，但在训释和评述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接着，文章列举了多位学者对这首词的解读，如刘大杰认为这是苏轼怀念弟弟苏辙的作品，胡云翼则认为这是苏轼在政治失意时写下的词。文章进一步分析了苏轼的创作背景，指出他在写作这首词时，正值新法改革时期，自己身处政治漩涡之中。文章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这首词并非简单抒发离愁别绪，而是表达了苏轼对政治现实的关注和对弟弟的思念。



谈谈《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流行释读和评述

古音研究领域的十年论争，这场争论起源于2002年，由梅祖麟的讲话引发，主要围绕王力、王念孙等学者的研究方法展开。论争中，梅祖麟对王力、王念孙等人的研究提出了质疑，并批评了乾嘉学派、章黄学派等学派。对此，多位学者进行了反驳，并展开了一场海峡两岸的学术论争。争论涉及了历史比较法、汉藏语比较、古音构拟等多个方面。经过多年的争论，梅祖麟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思，而古音研究领域的一些观点和方法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澄清。



谈谈古音研究的十年论争

汉语史分期的重要性，指出分期有助于认识汉语发展过程和规律。文章分析了汉语史的分期标准，认为应以语音、语法、词汇三方面变化为依据，并结合社会发展历史、书面语、方言、借词等因素。接着，文章对比了王力先生和黎锦熙先生的两种分期意见，认为后者以文体转变为标准，缺乏说服力。文章进一步探讨了先秦汉语和近代汉语的分期问题，提出了将远古、上古、近古、近代分为四个时期的观点，并解释了社会发展和民族融合对汉语分期的影响。最后，文章肯定了王力先生设立过渡阶段的方案，并建议增加远古、近古两个时期。



汉语史的分期问题

自19世纪下半叶起，学者们便提出古汉语存在复辅音的假设。经过数十年的研究，对复辅音的认定和构拟成为热点。初期，学者们主要从谐声字、联绵词等角度论证复辅音的存在，但普遍持谨慎态度。随后，他们运用比较语言学方法，结合藏缅语、壮侗语等资料，对复辅音进行构拟和分类。然而，随着研究深入，部分学者对复辅音的存在提出质疑，认为证据不足。

梅祖麟在语言学年会上对王力、王念孙等古音学家提出批评，引发古音学界辩论。他认为王力等人的古音研究路线存在问题，推崇潘悟云的《汉语历史音韵学》。对此，有作者撰写文章反驳梅氏观点，通过对比分析王力、董同龢、李方桂等人的研究，指出梅氏关于古音研究路线的论调错误，并批评谐声现象反映上古汉语形态变化的观点。

文章进一步讨论了汉字谐声系统的复杂性，指出一字多读和假借字等现象对谐声字的影响。作者强调，从汉字谐声系统和汉语语言系统来看，汉语没有复辅音。此外，文章还探讨了汉语复音化的发展历程，指出复音词在周代逐渐增多，结构构词成为汉语构词的主要方式，反驳了汉语由黏着语变成孤立语的论调。

也谈古汉语复辅音问题

在中国古代语言学领域，古韵分部研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明末时期，陈第、顾炎武等学者挑战了叶韵说，提出了新的古韵分部方法。此后，江永、段玉裁、王念孙、江有诰等学者在此基础上，不断深化古韵分部理论，逐步构建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体系。

进入20世纪，高本汉、王力等学者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对古韵分部进行了深入研究，推动了该领域向现代化迈进。其中，闭口韵作为古韵分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分析。通过分析诗韵、谐声等材料，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认识。

然而，关于上古闭口韵的分部问题，学术界意见并不统一。江有诰和王力先生均采用了缉侵葉（盍）谈四部的分部方式，但王力先生认为《诗经》时代冬侵两部应合为一部，战国时代才分离。与此相对，黄侃提出了另一种分部方式，主张将谈葉（盍）两部再细分为两部，形成缉（合）侵（覃）谈添盍帖六部。

王力先生在《黄侃古音学述评》中对黄侃的分部方式提出了批评，认为其证据不足，且存在循环论证的错误。进一步分析黄侃的分部方式，发现其在声符认定、入韵字处理和理论论证方面存在问题。尽管如此，王力先生的方法最终得到了认可。

在编写《汉字古音手册》时，作者也采纳了王力先生的分部方式。这一方式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为古韵分部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上古闭口韵的分部问题

作者对王维《鸟鸣涧》的解读独到，认为“桂花”并非指桂树花朵，而是象征月光。通过多角度论证，如历史文献、语法分析及植物学知识，作者坚定了这一观点。同时，作者对蔡义江在《新解难自圆其说》中的反驳进行了回应，指出其存在逻辑和事实错误。

在解读过程中，作者重视词义系统，并分析了《鸟鸣涧》的创作背景和地理环境。从实地考察辋川山庄遗址出发，结合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王维生平，深入挖掘诗歌意境和内涵。作者强调，诗中描绘了仲春时节，农民收工后的宁静田园生活，月光照亮山谷，惊动山鸟。

作者还反驳了将《鸟鸣涧》解读为禅意诗的观点，认为这种解读是对王维及其诗歌的误解。作者指出，王维的山水田园诗主要表达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而非禅宗思想。

再谈《鸟鸣涧》的释读问题——答蔡义江《新解难自圆其说》

《辞源》修订方案（讨论稿）的内容，该方案在修订《辞源》时提出了许多好的修改意见，如逐条查对引文、纠正证不对义等问题。然而，方案中也存在一些值得慎重考虑的原则和计划，如修订原则过于笼统，四定难以捉摸，定位过于宏大等。此外，方案对《辞源》修订的目的和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修订过程中应注重实用性和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增加字头和辞条。同时，方案在吸收现有学术研究成果方面也存在问题，如过分依赖《故训汇纂》等工具书，忽视了王力先生关于词义处理的观点。



《辞源》修订方案（讨论稿）读后

在编纂《汉语大词典》修订方案讨论会上，专家们对释义和注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专家们指出，释义应重视词义的概括性，避免过于繁琐，如“一”字的释义应合并归纳，避免分散。同时，专家们建议《汉语大词典》应考虑增加上古韵部的标注，以丰富古音信息，便于古籍整理和古文字研究。



在《汉语大词典》编纂修订方案讨论会上的发言

《汉语大词典》修订稿的审查意见。作者对词典的编写过程、学术规范、词条收录等方面提出了批评和建议。他认为，修订稿对第一版存在的问题认识不足，修订不到位，错误没有改出，增加的条目也大多没有必要。他还指出，《汉语大词典》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的分工不明确，收录了许多不应该收录的条目。此外，作者还强调了释义的概括性、源与流的关系，并对比了《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和试用本，提出了删改、提高学术质量的建议。



对《汉语大词典》修订稿的意见

王力先生的学术生涯，他从小学时期就展现出对文学的热爱和深厚的国学功底。青年时期，他经历了从私塾教师到留学巴黎的转变，接受了中西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任教，研究音韵学，开创了现代音韵学。之后，他又转向汉语语法研究，发表了《中国现代语法》等著作，建立了自己的语法体系。在中山大学时期，他致力于汉语史研究，完成了《汉语史稿》等著作，奠定了汉语史学科的基础。最后，在北大时期，他继续深入研究汉语史，并涉猎其他领域，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王力先生的学术道路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方面的贡献，着重阐述了《汉语史稿》这部著作的重要意义。书中从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详细梳理了汉语的发展历程，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古音构拟系统、语法史上的重要句式演变等。王力先生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汉语史研究指明了方向，也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同时，书中还展现了王力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学术功底，体现了我国语言学研究的传承与发展。



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方面的贡献——重读《汉语史稿》

王力先生，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在汉语语言学领域贡献卓越，推动了汉语音韵学和汉语语法的发展。他不仅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还提出了“句子形式”、“谓语形式”等创新性语法理论，为中国语法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词类划分、主语宾语问题、词儿连写等关键议题上，王力先生进行了深入研究，为汉语语法领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他不仅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理论，还积极参与语法教学和教材编写，对汉语语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力先生的著作《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是他语法研究的代表作，为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新体系。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还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力先生的研究涵盖了汉语音韵学、汉语语法等多个方面，尤其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果。他提出的创新性语法理论和方法，如“句子形式”、“谓语形式”等，对中国语法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王力先生的学术成就不仅体现在理论创新上，还体现在实践应用中。他积极参与语法教学和教材编写，为汉语语法教学提供了有益的指导。他的研究成果为汉语语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对汉语语法教学和教材编写产生了积极影响。

总之，王力先生作为汉语语言学的奠基人，在汉语音韵学、汉语语法等领域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他的创新性理论和方法，以及积极参与实践应用的精神，为中国语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他的学术成就不仅在国内享有盛誉，也在国际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力先生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

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先驱，出生于广西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经过私塾、高小，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深造，确立了语言学研究的方向。在留法期间，他深入研究西方语言学理论，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并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回国后，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地任教，专注于语言学研究和教学，发表了众多有影响力的论文和专著，如《中国现代语法》、《汉语音韵学》等，为中国语言学的现代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王力先生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在语法、音韵学等领域的深入探究，还在于他关注汉字改革、方言调查、诗律学等多个语言学分支，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开拓了新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在统一政治、恢复经济的同时，方言分歧、文盲率高等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国家建设和发展。为解决这些问题，党和政府提出了语文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这一时期，北京大学语言学教师数量有所减少，但王力等语言学家的调入，使得北京大学语言学教学和研究力量得到加强。王力先生在汉语史、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汉语词汇史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果，为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汉语史稿》、《古代汉语》等著作，在中国语言学领域具有重要地位，并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中国语言学现代化的一代宗师——王力先生

王力与周扬在60年代的一段交往。王力作为古代汉语教材主编，周扬作为中宣部领导，共同推进教材建设。在文科教材会议上，周扬提出教学和教材编写原则，强调老中青结合，培养人才。王力积极贯彻周扬主张，并在编写《古代汉语》时，多次征求周扬意见，最终编出客观、高质量的教材。两人交往融洽，相互支持，共同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王力先生与周扬的一段交往

杨晦先生坚持原则的精神，他以坚持语言和文学有机联系、反对“以论带史”和“厚今薄古”等主张，以及要求学生打好基础、严谨治学等事迹，展现了一位学者的坚定和严谨。他的言行不仅对个人有深远影响，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学习杨晦先生坚持原则的精神——杨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发言

作者对一代师表叶圣陶先生的深切怀念。作者回忆了60年代初与叶老的相识，以及叶老在审阅《古代汉语》过程中展现出的谦和、关怀和严谨态度。叶老不仅没有架子，反而给予作者鼓励和鞭策，让作者深受感动。作者详细描述了叶老审阅校样的过程，以及他对书稿的细致修改和宝贵意见。叶老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对年轻人的关爱，使作者深感敬佩。



回忆叶圣陶先生对《古代汉语》的审阅

作者对谭丕模先生的深厚情感和怀念。作者回忆了与谭丕模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包括先生的学术指导、生活关怀和为人师表的典范。谭丕模先生不仅在学术上给予作者巨大的帮助，更在人生道路上给予他重要的启示。作者对谭丕模先生的尊敬和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我的第一个学术领路人

吕叔湘先生在1980年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的“处理好四个关系”的学术报告，即中和外的关系、虚和实的关系、动和静的关系、通和专的关系。吕先生强调了中西结合的重要性，指出理论和事例的关系，以及应用科学和纯粹科学的关系。他还批评了高校教学体制中的分工过细问题。文章还提到了王力等老一代语言学家的观点，并探讨了如何正确对待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文章最后强调了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于中国语言学发展的重要性。



重温吕先生“处理好四个关系”的教诲——纪念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

作者在1958年为周有光先生担任助教的经历，以及周先生对作者的学术影响。作者在教授“汉字改革”课程的过程中，认真听讲并积极准备答疑，从中学习了许多有关汉字和汉字改革的资料。周先生的课程不仅让作者受益匪浅，还为他日后讲授文字课程奠定了基础。同时，周先生对作者的关心和鼓励，使作者深感敬佩和感激。作者在文中多次提到周先生的平和、开阔的学术思想和勤奋不息的精神，表达了对周先生的崇敬之情。



做了周先生的助教以后——庆祝周有光先生百龄华诞感言

作者对石波先生的深切怀念。文章回顾了石波先生在湖南大学任教期间对学生的影响，特别是对作者的写作兴趣和阅读范围的启发。接着，文章讲述了石波先生在反右倾运动中遭受的打击以及文革期间受到的冲击，展现了他在艰难环境下的坚韧和乐观。最后，文章以作者对石波先生的最后一次看望和先生的离世作为结尾，表达了对先生的敬意和怀念之情。



忆石波师

《古代漢語》的编写背景，它是在1961年由文科教材会组织编写，旨在总结前人经验，帮助人们学习古代汉语。该书在编写过程中，注重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结合，既重视文选，也重视古代汉语常识。编者注重文章的典范性和思想内容，力求批判继承。此外，编写者还参考了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意见，并得到北京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尽管存在不足，编者仍希望得到读者和同行的批评指正。



《古代漢語》序

汉语语法学的发展历程，从《马氏文通》的泛时语法到现代的共时语法，再到历时语法的研究。文中以卢烈红的博士论文《〈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为例，说明了近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卢烈红的研究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并通过对比分析，揭示了代词和助词系统的演变过程。他的研究结合了专书语法和历时语法，为近古语法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古尊宿语要〉代词助词研究》序

玉文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对古汉语中四声别义现象的研究。他从收集资料到撰写论文，经历了长时间的努力，最终完成了《汉语变调构词研究》这篇具有学术价值的博士论文。论文中，玉文对古代汉语变调构词的词目进行历史考察分析，并从多方面论证了上古汉语已有变调构词，为解决这一争论了几个世纪的问题提供了可信服的答案。论文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对古籍阅读、字典修订等具有实践意义。



《汉语变调构词研究》序

古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的重要性，强调了其作为汉语断代语法和语法发展史基础的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学者们开始重视专书语法研究，并取得了显著成果。然而，专书语法研究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理论方法和语法的科学性。研究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专题研究和全面研究。此外，研究专书语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充分的准备和深入研究，对研究者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古代漢語專書語法研究》序

张猛在北大中文系的学习和工作经历，以及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张猛在学术上表现出兴趣广泛、眼界开阔、具有开创精神，他在《左传》语法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对《左传》谓语动词的研究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论文在方法上和理论框架上都有新的尝试，对古汉语语法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尽管论文完成过程较为仓促，但经过修改和完善，最终获得了答辩委员的一致好评，并被认为是对古汉语语法研究的重要贡献。



《〈左传〉谓语动词研究》序

甲骨文研究的悠久历史和丰富成果。从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至今，众多学者如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对甲骨文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甲骨文研究不仅涉及古文字学、考古学、文献学，还与古史研究紧密相连。本文作者杨逢彬在导师的指导下，以严谨的态度和创新精神，完成了《殷墟甲骨刻辞动词研究》这一学位论文，并在五年后扩充为《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一书，为甲骨文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殷墟甲骨刻辞词类研究》序

篆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从甲骨文、金文到秦汉玺印，再到宋元、明清时期，篆刻艺术逐渐形成并经历了两次辉煌。文中以挚友严子琪为例，讲述了他在退休后潜心研究篆刻艺术，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篆刻审美上有所建树。严子琪的篆刻作品和《篆刻审美摭谈》结集出版，成为篆刻艺术的佳作。



《严子琪篆刻集》序

《马氏文通》作为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以及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重视和质疑。文章回顾了《文通》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大潮中受到的诟病和何容的细致评述，以及50年代章锡琛的《马氏文通校注》为保存较好版本所作的努力。接着，文章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氏文通》研究的兴起，以及北京大学在汉语史研究生教育中将其作为必修课的举措。最后，文章强调了正确理解《文通》的重要性，以及作者在研究中展现出的对前人尊重而不迷信的态度。



《〈马氏文通〉研究》序

中国音韵学领域一场关于古音学研究的辩论。辩论起因于梅祖麟对王力等学者观点的批评，引发了对上古汉语复辅音、王念孙“一声之转”等方法论、汉藏语比较等问题的讨论。辩论涉及学风和治学态度，体现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关系问题。辩论持续五年，众多学者参与，最终形成一部讨论集。



《音韵学方法论讨论集》序

《静霞轩诗词集》的作者易浴云，一位酷爱诗词、经历坎坷的老诗人。他少年时便展示出文学天赋，后因“反右”被迫劳改，但仍坚持诗词创作。平反后，他重拾笔触，创作了大量诗词，对祖国、人民、历史都表达出深厚的感情。他的诗词严守格律，语言清新，内容丰富，既有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也有对未来的美好祝愿，赢得了诗坛的高度赞誉。



汉语研究存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