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库尔·奥尔森，美国经济学家，生于1932年。现为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他在大学从事教学与研究，曾服役于美空军，并在1963-1967年间任职于美国健康、教育与福利部。著有《探源》、《战时短缺经济学》、《集体行动的逻辑》等作品，其中《集体行动的逻辑》影响深远，被译成多国文字。

《探源》是《集体行动的逻辑》的姐妹篇，前者是后者所阐明原理的具体应用。国家为什么会有兴衰？不同的国家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同一国家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发展有快有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德、日本为什么会如此迅速崛起？西欧共同体的建立为什么会使共同体各国获得较快的发展？英国为什么会衰落？印度半个多世纪以来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为什么未能给它带来繁荣与发展？为什么西方社会会有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对上述问题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按传统的经济学、社会学的观点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然而在《探源》中作者认为所有这些解释都是肤浅的，它们没有找到问题的最终根源，因而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点，这就是从分利集团及其影响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解释。 奥尔森根据自己对不同历史时期世界各国发展状况的考察和研究得出结论：允许自由地建立各种组织而又长期没有动乱或入侵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受到分利集团的阻碍和危害也就更严重；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了分利集团的那些国家，在建立了稳定或自由的法律秩序之后，其经济就会相当迅速地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衰落和日本、西德奇迹般的增长就是上述结论的有力例证。作者还指出，分利集团的数目及其成立时间的长短同经济增长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负相关。 作者进一步指出，像行会、工会、卡特尔以及议会院外活动集团等这样一些分利集团之所以会阻碍经济增长，主要是由于这些特殊利益集团具有排他性，它们阻碍了技术进步、资源的流动与合理配置；它们降低了生产经营活动的报酬，而提高了利用法律、政治与官僚主义进行讨价还价等活动的报酬；它们提高了社会交易成本而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作者认为，希望采取集体行动以增加其收入的分利集团不会关心社会总收益的下降或公共损失，因而分利集团的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它们是“分蛋糕”不如说它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西欧共同体的建立及其各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作者认为也可以从分利集团受到限制、管辖权统一和贸易自由的角度得到解释：管辖权统一取代了地方分割，使行会等分利集团失去了垄断和影响；贸易限制从社区上升到国家层次，会使关税壁垒长度减少许多倍，从而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然而作者又进一步指出，只有贸易自由和要素流动还不行，必须同限制分利集团等措施相结合，才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例如，半个多世纪印度一直奉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并未由此获得繁荣与发展，这主要是由于以种姓等级制度为特征的分利集团在起抑制作用。再如，以自由贸易著称的英国，在获得一个多世纪的长足发展之后，现在开始衰落下来，其原因在于不断滋生起来的分利集团对经济增长起阻碍作用。 对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作出完满解释的“滞胀、失业和经济周期”也可从分利集团作用的角度得到合理的解释：分利集团决策缓慢，使决策日程愈益纷繁，从而引起工资和价格“黏性”，使社会垄断性增加，市场无法结清，从而导致失业增加，社会总收入减少，需求下降，最后导致经济的衰退和萧条。 考察分利集团对经济社会之影响并分析其作用机理是贯穿《探源》全书的鲜明主线，奥尔森把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或根源聚焦到分利集团上，因此，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为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限制分利集团。作者最后指出，采用限制分利集团的法规，不需耗费大量的资源，聪明而坚决的政策本身就能大大增进经济繁荣与社会效益。 奥尔森于本书所阐明的理论和方法是一种重要而独特的分析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它不仅适用于西方各国，而且对研究东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历史长河中，帝国兴衰与民族崛起成为引人入胜的神秘现象。作者指出，许多辉煌成就并非出自强大帝国，而是由不起眼的部落所创造。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奇迹，以及大英帝国和美国的增长困境为例，作者认为，当前的经济增长要素分析无法解释发展的根本原因。他强调政治稳定性和投资安全感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作者深入探讨了欧洲共同体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以及19世纪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的奥秘。此外，他还提出了关于“非自愿失业”、“失控”现象、社会阶级结构等问题，并指出在解释历史事件时需遵循的原则。

本书的论点并非轻而易举被接受，作者鼓励读者以科学态度进行判断。他指出，许多看似正确的理论最终被证明是错误的。因此，读者应在确认论点解释了大量事实后，再相信其正确性。同时，读者还需鉴别理论与历史事实之间是否存在巧合。

作者还提到，任何有识之士在检验其他理论时都会采用同样的高标准。这一观点强调了严谨治学的重要性，提醒我们在面对历史和理论时，要保持怀疑精神，不断求证，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与答案的判别标准

本书深入剖析了集团行为中的矛盾现象，揭示了在追求共同利益时，个人由于收益微薄而不愿行动的普遍逻辑。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具有共同利益的集团会为了自身利益而采取行动，但实际上，由于个人收益有限，集团行为往往难以发生。作者通过对消费者、工人等群体行为的细致分析，展示了这一矛盾现象。

书中进一步探讨了政府、企业集团等机构如何运用选择性刺激手段，如税收、工会会费、惩罚和奖励等，来促使个人为集体利益作出贡献。同时，作者强调，信息的获取和知识的传播也是影响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普通公民往往因缺乏相关信息而不愿参与集体行动。

集体行动的难度与集团规模密切相关。在小集团中，成员间相互依赖，更容易通过谈判达成集体行动，实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但随着集团规模的扩大，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变得更加复杂，个体对集体行动的动力减弱，形成集体行动变得困难。即使有共同利益，也难以达成共识。

作者通过举例说明了不同规模集团在集体行动中的差异，指出具有选择性刺激手段的集团比没有这种手段的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同时，小型集团比大型集团更易于组织集体行动。这一理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验证。

第二章 逻辑方法

本书第三章的核心论点在于，社会集团、组织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章节首先指出，通过协商建立合理经济的不可能性，因为部分人群可能被排除在外，导致协商结果不公正且效率低下。同时，分析了组织集体行动的困难与所需时间，并强调了稳定社会中集团和组织数量的增加。

接着，文章探讨了小型集团的优势及其组织能力随社会稳定时间延长而减弱的现象。进一步阐述特殊利益集团对全社会效率和总产出的负面影响，指出它们更倾向于争取收入份额而非提高总产出。此外，文章还分析了大型组织和特殊利益集团在行动政策上的不同。

书中深入探讨了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在社会中的作用，指出这些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加剧政治分歧。通过比较广泛性特殊利益集团和狭隘特殊利益集团的行为动力，阐述了广泛性集团更倾向于关注全社会利益，并积极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然而，书中也强调了广泛性集团在扩大规模后可能带来的垄断问题，以及决策时间滞后对特殊利益集团行为的影响。

书中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在决策过程中如何通过协商一致或法律程序来分摊集体行动的成本，以及这种决策方式如何导致价格和工资的固定。此外，书中提出了关于特殊利益集团活动环境变化的观点，并讨论了完全自由市场假设下企业如何通过自由进入和模仿来提高资源分配效率。

超大型企业凭借巨额资金和多元化产品组合，在工业部门中形成市场垄断，从而保持特权。然而，这种垄断忽视了其他超大型企业追求利润的欲望，它们同样拥有巨额资金，并试图进入任何可能获取超额利润的领域。在中小国家，跨国公司可以轻易进入具有超额利润的领域，除非有歧视性政策。同时，一些市场由于规模狭小，只能容纳少数企业，甚至只允许一个企业存在，即所谓的“天然垄断”。

短期内，即使允许其他企业自由进入，原有企业仍可获取超额利润，这是因为新进入者需要时间来掌握新生产方式和筹集资金。作者认为，短期内获取超额利润是普遍现象，其原因是技术进步等因素。然而，技术进步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过快，从而引发社会问题。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干扰技术进步，降低经济增长率。特殊利益集团还会阻碍资源重新分配，降低经济增长率。分利集团倾向于采取排他性政策，并试图限制新成员加入，从而进一步降低经济增长率。

现代社会中，分利集团增多导致法律复杂化、政府职能扩大和协议复杂化，影响了社会动力分布和发展方向。生产动力减弱，而多占产品动力增强，报酬结构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社会演化方向的变化，适者生存原则不变。同时，特殊利益集团的竞争激烈，但实力较弱者往往吃亏。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并未使生活变容易，反而降低了社会生产效率。

第三章 推论

在稳定的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的数量会不断增长，它们往往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缺乏兴趣，更倾向于攫取国民收入中的更大份额，甚至不惜破坏社会生产力。文章以二战后日本和西德的“经济奇迹”为例，说明极权主义政府或外来入侵者削弱或废除分利集团的国家，在建立自由和稳定的法律秩序后，生产会迅速增长。同时，文章分析了法国、英国等国家的经济增长，探讨了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作者强调因果关系的重要性，指出本书所述过程无法直接提升阶级意识，也不会促进反对企业精神。长期稳定、安全和组织自由的社会会产生更多排他性和反对变革的集团，这些集团可能会对习俗产生影响。作者提出政策含义的疑问，认为国家不应该通过革命或战争来推动经济增长。

书中分析了瑞士、瑞典、美国等国家的情况，指出这些国家虽然拥有长期稳定和自由，但经济增长率并不一定高，原因可能与宪法程序、特殊利益集团等因素有关。通过美国各州的经验，作者验证了特殊利益集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强调了统计方法在验证理论中的重要性。

本书通过分析美国各州的经济增长与政治、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探讨政治稳定、结社自由、特殊利益集团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稳定和结社自由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而特殊利益集团则会阻碍经济增长。作者通过回归分析和无因次检验等方法，验证了这些理论假设。

此外，本书还分析了南部各州的经济增长，发现其增长速度与新建的西部各州相类似，高于东北部的老州。作者认为，这些结果支持了本书提出的理论模式，并为深入分析美国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视角。

特殊利益集团在发展时间长的地区往往导致更严重的衰退现象，以纽约市为例，其破产与社会失控紧密相关。作者指出，美国“较老”的制造工业如铁路、炼钢、汽车等处于相对衰退状态，而新的高技术工业如计算机、飞机制造等发展较好。作者通过统计检验证明这些现象与他的理论一致，并强调简洁性是理论好坏的重要标准。作者提出将进一步提供更多证据来加强其理论。

第四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发达国家

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带来了成员国经济的增长，然而，作者指出这种增长与共同市场的关系并不如人们想象中那么紧密。通过对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案例分析，作者发现管辖权统一和自由贸易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统一管辖权使得生产要素得以自由流动，进而推动了经济增长。同时，作者也提到，中世纪城市经济中的行会对经济增长有所限制，但随着管辖权统一和市场扩大，行会的权力逐渐减弱，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在分析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时，作者指出，除了比较优势的传统理论外，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作用也不容忽视。以美国和欧洲为例，分析了特殊利益集团如何通过限制贸易和建立卡特尔来阻碍经济增长。同时，作者讨论了欧洲共同市场在促进成员国经济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书中还探讨了关税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指出高关税会导致资源错配和经济增长放缓。此外，作者还提出了自由贸易与特殊利益集团约束之间的关系，强调自由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需要克服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

在政策应用方面，作者主张政策建议应基于对经济效率的考量，提倡实行比较自由的贸易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和企业自由流动。作者进一步解释了自由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对于削弱分利集团的重要性，指出这些政策可以促进市场竞争，增加消费者和工人的选择自由。然而，作者也认识到自由贸易并非万能，必须结合其他政策以削弱卡特尔化和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劳动力跨国界流动的影响，认为尽管移民可能会引起社会关系紧张，但总体上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

第五章 管辖权统一与对外贸易

本书章节探讨了不平等、歧视与发展的关系。通过分析发达国家和非西方社会的情况，作者研究了集团形成对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书中提到的理论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但在非西方社会如印度的应用可能受限。以印度行会为例，这种组织形式阻碍了经济效率和增长。章节还比较了日本与印度的经济发展情况：明治维新后，日本废除封建制度并开放市场，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而印度因种姓等级制度和内部冲突，经济发展受阻。

种姓等级制度的历史演变显示其具有行会和分利集团的行为特征，但随着现代化进程，这一制度发生了变化。文章分析了该制度如何通过控制职业加入权、经营方针及制定垄断价格影响个人社会地位，并探讨了它与种族、伦理差异的关系。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说明内部通婚和排外性对于维持特殊利益集团的重要性。种姓等级制度表现出不稳定性和多样性，研究这一复杂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最不幸的社会成员需要集体行动来获得帮助，尽管个人努力无法显著改变整个社会的贫困状况。政府在消除贫困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通过征收义务税资助贫民。然而，许多再分配政策并非完全出于平均主义动机，反而可能伤害穷人。例如，在美国，对私人飞机和潜艇拥有者的补贴并未惠及穷人，医疗护理制度也主要帮助了富有的医生和供应商。

政府干预市场通常不会比自由竞争更有效地减少不平等。穷国的发展困难往往源于不良的社会制度、政策和体制，而非经济原因。成功增长的例子如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并非依靠特别的促进或计划。相反，不受卡特尔化和政府干预阻碍的国际产品和生产要素市场将推动经济增长。

古典自由主义认为政府越少越好，但本书观点指出即使没有政府干预，竞争性市场也可能出现卡特尔化问题。英国和印度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实行的自由放任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和自由交易，但也未能防止卡特尔化，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作者强调了政府干预和分利集团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并指出印度和英国的自由放任政策未能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

第六章 不平等、歧视与发展

宏观经济理论在解释经济波动和失业等方面存在争议。凯恩斯理论主张政府干预和需求管理，而货币主义强调货币供应对经济的影响。分歧源于逻辑错误、经验推理差异、理论局限和教条主义。在滞胀现象解释上，凯恩斯理论和货币主义均显不足，许多经济学家转向凯恩斯理论，但该理论也未能完全解释滞胀。

凯恩斯理论中关于工资“黏性”的假设及菲利普斯曲线存在争议。默契合同理论和成本推动理论也未能有效解释滞胀和失业。有效的宏观经济理论应基于个人经济行为的合理假设，并能解释非自愿失业和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宏观经济差异。

卡特尔在价格制定上的非对称性影响是，降低价格会损害所有成员，而提高价格则不会。需求下降时，卡特尔可能降低价格以保持利润，但这一决策过程较慢。需求增加时，企业增加销售量以获取更多利润。在需求大幅增加时，企业可以在较高价格下销售产品获得更大利润。短期内，价格呈现上升的柔性。

本书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认为，不同社会中宏观经济问题性质各不相同。强调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利益集团对宏观经济行为的影响。特殊利益集团数量较少且市场灵活性较高时，经济体系对通货紧缩的抵抗力较强。而当特殊利益集团数量较多且市场刚性较高时，经济体系对通货紧缩的抵抗力较弱，更容易出现衰退和滞胀现象。

经济大萧条时期，美国经济状况复杂。小型集团的组织与问题限制了自由竞争，关税制度成为企业卡特尔化和寡头集团形成的温床。大萧条期间的经济衰退原因包括银行系统的不稳定性、投资饱和、外国关税壁垒和股票市场崩溃等。胡佛政府的一系列政策失误，如价格与工资冻结等，以及罗斯福新政时期采取的刺激总需求增长的政策，如赤字预算等。凯恩斯理论在美国经济中的影响及局限性也被探讨。

社会统一认识后，可通过废除反映特殊利益的立法和实施反托拉斯法来制止特殊利益集团损害社会。然而，特殊利益集团会反抗这些措施，且过去经济教育效果有限。作者寄望于学者和公众逐渐认识到特殊利益集团的危害，并通过提高人民觉悟来限制其损失。

国家兴衰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