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本书为"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种。由于宋代的官僚制度的原因，宋代文人的地位较高，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政治生活的黄金时期，他们积极参与政治生活；而北宋的政治特点以积弱积贫、党争频繁为主要特点，自从范仲淹以后，北宋的著名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被卷入党争漩涡，政治风波影响、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也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 本书全面系统地分析与研究了北宋的党争，以及对文人士大夫的深刻影响，是从另一角度研究北宋文人的成功著作。
AI导读
核心看点
- 剖析北宋积贫积弱与频繁党争的历史背景
- 揭示台谏制度对政治斗争的催化作用
- 探讨党争漩涡对文人命运及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适合谁读
- 对宋史及古代政治生态感兴趣的读者
- 关注文人命运与文学创作关系的文史爱好者
- 希望了解北宋士大夫群体政治生活的研究者
读前提醒
- 前半部分侧重政治制度分析，逻辑严密
- 后半部分侧重文学个案，部分章节略显重复
- 建议结合具体历史事件理解文人诗词背后的政治隐喻
读者共识
- 文史互证的经典案例，视角独特
- 部分章节论述存在重复，阅读体验略显枯燥
- 深入理解北宋士大夫政治处境与精神世界的佳作
本导读基于书籍简介、目录、原文摘录、短评和书评生成，不等同于全文精读。
精彩摘录
- "如果说太宗、真宗时期在冗兵、冗吏中，已暴露出冗费和“穷尽取财之路”的弊端，但由于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处于发展阶段，所以田锡、王禹偁等人“別布新条”、“治之维新，救之在速”的更张呼声尚未形成一股强劲的思潮；那么到了仁宗时期，随着祖宗法度之擎日趋明显，各种社会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更张法制、革求治的要求日趋强烈，许多人还明确提出“祖宗不足法”。李靓曾大声疾呼：“今之事可谓急矣！”“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韩琦亦尖锐指出：理财旧制若不更改，后果难以设想，主张“凡奢靡之饰，奇巧之玩，无名之赐，无度取索，一切罢去”。包拯则云：“冗兵耗于上，冗吏耗于下，欲求去其弊，当治其源。治其源，在乎减冗杂而节"
- "当然，我们不否认庆历新政以后还存在着另一种声音，即文彦博在一份奏章中所说的“臣以为方今之务，正在谨守祖宗之成法，使爵赏刑罚不失当耳”，惟其如此，便可“无为而与虞舜比隆，而下观三代之盛矣。但这绝非是主流，对“三冗”带来的各种社会与政治危机有一定认识并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大夫是“常患法之不变”的，作为最高统治者，英宗亦惊呼：“积弊甚众，何以救裁？”神宗即位不久，则又斩钉截铁地宣称：“天下弊事甚多，不可不改！正是在这种来自君臣上下、代表时代要求的通变救弊思潮的再次推动下，王安石主持发动了比庆历新政规模更大的变法运动。 王安石云：“法之初行，异论纷纷。始终以为可行者，吕惠卿曾布也；始终以为不可行者，司"
- "为了解决“三冗”引发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王安石以理为心，通变救弊，而变革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新的理财制度，但新的实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反对者从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的三架马车式的权力结构出发，力陈其害固然出于“救内重之弊”，维护君主集权政治和原有的财政集权，王安石于三司以外新设制置三司条例司，使中书在主民的同时，领财政，并非是为了削弱君权，而是通过对地方赋入包括整个财计国用的更为严密的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君权的统治力度。宋初以来，三司主财的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完全有变更的必要，但王安石在变更中产生的新财制，却又带来了新的弊端。而这些新、旧弊"
- "宋初以来，......制度暴露出许多弊端，甚至影响到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完全有变更的必要，但王安石在变更中产生的新财制，却又带来了新的弊端。而这些新、旧弊端都源自赵宋王朝高度集权化的经济与政治形态。无论是熙宁以前呼喊通变救弊的“言者”，抑或熙宁以后将通变救弊的呼声付诸实践的“行者”，对于这一基本形态都不想改，不敢改，也不能改。"
目录
用户评论
总之好虐orz
很多很多老师推荐
重复论述有点多，不同篇章的强弱也明显
儒学发展、台谏制度，以及最重要的，君权的「I just wanna it happens」，导致天朝专制历史上最有「执政主体意识」、总体来说也最无性命之虞后顾之忧（不会动不动被廷杖、杀头、夷三族）的北宋文人士大夫群体最后也免不了全体堕入「全面的恐怖—全面的屈从—全面的孤独」（魏特夫语）之境地。第六章《北宋党争与文学创作的互动》文史互证梳理得不错，看下来实则是一部「专制主义中高级工具人的心灵简史」。不过为什么天朝的政治经验永远是「党同伐异」「君子小人冰炭不同炉」，而没有「适当的妥协」「合作的进化」呢，作者就儒批儒，始终是隔靴搔痒。
06.7
妈妈！终于找到好书了！这样的再多来几本！！！
与书中诸公一般必期有补于世的作品。一看是98年出版的，偏向静态的结构研究，与如今流行的动态的历程研究有别。
重点看了第二三四章，抓取君子小人之辨为党争的核心，原本好好的“君子有党”却逐渐演变为意气之争。但依然不能否认宋代难能可贵的近似两党制或多党制的价值。以文字为狱真是开了千古坏头啊……
元祐與熙寧不同。熙寧黨爭，一方面要實現新政理想，一方面則為維護傳統的安定，雖然雙方爭得劍拔弩張，「喜於敢為者，罵別人為流俗，樂於無事者，詆他人為亂常」。雙方都不免意氣用事，但其指歸，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所爭者是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生計，不為個人爭權奪利。而元祐朝士不同，黨爭的目的，只是職業官僚的排斥異己，政治上的奪權運動而已，所爭者皆是細事，並無一定的政治立場，甚至是一大堆人身攻擊，紛紛叫囂，盡是權勢欺凌而已。 假如說當時朝士，真是鼎足三分的話，也只有朔派才具「黨派」的規模，不但羽翼眾多，而且大多數是搞政治的老手。所謂 「蜀派〞、所謂「洛派」，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政團應有的條件，只是幾個同鄉朋友，三四個門生，各衛鄉賢師門而已。 何況當時地位超然，有胡說八道特權的台諫官，後來又大都投靠了朔派。
材料详实，很思辨！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