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介绍
这本书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在于它为毛泽东唱颂歌还是开批斗会,而在于它提出了一种近乎反直觉的解读:1949年的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本是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一开始并不急着实现社会主义,甚至主动把那个目标无限期地推延下去,一心只想完成政治统一与经济现代化。真正让全书立起来的,是作者对'手段僭越为目标'这一异化过程的追踪——当工业化本身成了唯一目的,社会主义便萎缩成一句冠冕堂皇的口号。而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恰恰不是乌托邦理想的提前兑现,而是官僚集团重新夺回权力后,对'旧势力复活'的恐惧所点燃的革命乌托邦狂潮。对于厌倦了简单善恶二分、想理解'为什么激进会来自保守'的读者,这本书提供了相当锐利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