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攝於一九一五至一九一八年間的經典照片,切出了一個等腰三角形:左半部是初步蘭群島基里維納島上或坐或站的居民,清晰、正面、直面鏡頭;右半部則是一團陰影——一位側身坐在篷內的田野工作者,未面對鏡頭,剪影般模糊。照片外的人只看見「田野裡的帳篷」,卻沒注意到,那位居處內部、模糊不確定、卻不可忽略的人,正是被觀看的主角。這便是《文化的困境》為你打開的第一道裂縫。
那扇被陰影吞沒的門
照片的構圖極其誠實,誠實得近乎殘忍。它沒有把田野工作者擺在畫面中央,沒有讓他與在地者並肩而立,而是將他安置在三角形右半部的暗處——側身、背鏡頭、剪影。觀看者本能地把焦點落在左側那些表情略顯困惑的在場者身上,彷彿他們才是這幅畫的主角。可正是這種「看不見」,精準地捕捉了現代田野工作的本質:一位居處內部、模糊不確定、卻不可忽略的田野工作者。
作者詹姆士·克里弗德(詹姆士·克里弗德,生於一九四五年,一九七七年取得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任教於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意識史學系)要我們做的,不是去描陰影裡那張臉長什麼樣,而是去質問:為什麼我們總以為「在場」就等於「被看見」?為什麼一幀照片裡有人清晰、有人隱沒,我們卻自然而然地把清晰的那一方,當作了全部的事實?
這不只是關於一張老照片。它是一台可以隨身攜帶的觀察開關:每當你看見一份關於「某個族群」的權威陳述——無論是民族誌、新聞、紀錄片,還是博物館展櫃旁那行小小的說明文字——請先去找那扇被陰影吞沒的門。誰站在光裡被觀看?誰坐在篷內卻被當作不存在?而那份聲稱「我在場、我親眼所見」的權威,究竟建立在什麼之上?
一九七七年波士頓法庭上的那群人
把這台開關轉個方向,你會看見《文化的困境》真正要審理的那場官司。1977年秋天,波士頓聯邦法庭,一群萬帕諾格(Wampanoag)印第安人後裔,為了拾回祖先失去的土地,被要求在法庭上證明他們的族群身分。這群在現代被標記為麻州公民的美國原住民,被要求證明他們的部落自17世紀起便已存在,並持續生活在這塊土地上。
可問題在於:這群人的生活,早已與普利茅斯港上岸的英國清教徒、麻州說著當地方言的居民,甚至其他美國原住民混合,產生極大的改變。於是法庭上出現了一幅奇景:除了印第安人和共同生活的白人,歷史學家、人類學家以及社會學家,也以專家學者的身分出庭作證。「部落」、「文化」、「身分」、「同化」、「族群」、「政治」以及「社群」等概念,同時被擺上法庭接受審理。
「我們曾經是這塊土地的主人,但自從殖民者到來後,我們卻成了他们所唾棄的族群……希望有一天他們會領悟到我們才是他們的祖先,明白我們必須共同成長,如同一棵大樹有著枝幹,也開著花朵。」——弗朗西斯科.塞文,帕塔維特拉族群,巴拉圭印第安議會,一九七四年
這段被作者放在導論開場的話,一九七四年出自巴拉圭一位印第安議會成員之口。它像一記無聲的詰問:當一個群體的生活早已與他人混融、早已不再是「純粹的舊物」,他還能不能被要求,在法庭上逐項出示「我仍是十七世紀那個我」的證明?《文化的困境》要我們問的,正是這個近乎殘酷的問題:當涉及權利/時,究竟該如何表達、或是突顯所謂的族群特徵?誰,擁有替一個族群發聲的權力?
一本關於「誰有資格代言」的書
《文化的困境》是克里弗德「文化三部曲」的第一部,另兩部為《路徑》與《復返》。它承接《書寫文化》中「部分真實」的觀點,提出「諸多歷史」作為貫穿三部曲的核心思想——反駁文化「非存即亡」的有機論述,把原民性視為一項「銜接和能動的過程」。它不告訴你「傳統」消失了還是保存了,它逼你去看:在殖民/解殖/後殖民轉換的不確定關係中,那些接觸、交換、抵抗和衝突,是如何把一個集體身分,變成一種混雜且互相關聯的創造過程。
書中分為四部分:聚焦書寫與再現策略的「話語」,描繪民族誌研究與前衛藝術結盟的「移轉」,轉向收藏歷史、所謂「異國情調」如今近在咫尺界線難分的「收藏」,以及試圖以非西方歷史經驗展現當代議題的「諸多歷史」。作者不給你一個穩固的結論,他抽掉你腳下站立的地毯,讓你在難以保持平衡的懸空裡,重新學習站立的方式。
方怡潔教授在推薦中點出關鍵:當文化接觸與變遷常被簡化為同化或抵抗的二元對立,克里弗德提出把「猶豫」和「抵抗」區分開來的重要性。除了抵抗的歷史,我們也需要一個猶豫的歷史——在警覺的猶豫中,身分並非要去劃出邊界,而是一種積極參與的、主動交流的位置。這或許是整本書最溫柔,也最具顛覆性的提議:承認自己「不夠本真」,不是羞恥,而是一種真實。
今晚,你可以做的兩件小事
第一件:找出一張你家中或手機裡的老照片——任何一張。仔細看,誰在畫面中央、誰在邊緣、誰背對鏡頭、誰被陰影吞沒。不要急著判斷,先問自己:如果這幅畫裡有一個人從未開口,他會是誰?那份「在場」,究竟屬於誰?
第二件:回想最近一次你讀到的、關於「某個族群或文化」的權威描述——一句「他們始終是……」的斷言。停下來,找出那扇被陰影吞沒的門:誰替這個群體說了話?誰的聲音,被留在了帳篷之外?
這兩件小事都不需要讀完這本書。它們只是把克里弗德從那幀一九二〇年代的舊照片裡,從一九七七年波士頓的法庭上,從達喀爾–吉布提探險任務三千五百件收藏中,悄悄借給你的那台開關,試著轉動一次。
如果這五分鐘,讓你對自己多了一絲會意——對那份「在場」的會意,對那份「誰有資格代言」的會意——那麼,导游的工作便完成了。去吧,放下這篇文章,去讀属于你的原著:《文化的困境》,詹姆士·克里弗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