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等。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鲁迅一同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等刊物上发表《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等作品，对新文学运动产生重大影响。他首倡美文，创作《喝茶》《北京的茶食》等作品，成为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说起《语丝》，于今已经隔了三十多年的光阴，在中年的人听来，已有生疏之感，更不要说少年的朋友了。但是提及鲁迅与“正人君子”的斗争，却以这为根据地，所以一说它的历史，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吧。 “五四”原是学生的爱国政治运动，由大学生开始，渐及中小学，末了影响及于工商界，要罢市罢工表示援助，这才算顺利成功，没有什么牺牲。这件事表面上是结束了，影响却是很广大，浸渗得很深，接着兴起了所谓新文化运动，这名称不算怎么不恰当，因为它在文化上表现出来，也得到不小的结果。这以前有《新青年》和《每周评论》，差不多是孤军奋斗，到了五四以后才成为“接力战”的状态，气势便雄厚起来了。《语丝》乃是其中的一支队伍，可是要说它成立的缘因，却非得从《晨报副刊》讲起不可。 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的前后，有好些讲《语丝》的文章发表，就我所见到的来说，写得最好的要算章川岛、孙伏园，他们都是参与这刊物发刊的事的。《晨报》本来是研究系的政党机关报，但是五四时期也相当援助这个运动；孙伏园因罗家伦关系进了《国民公报》，后转入晨报社，主管第五版，登载些随感杂文，鲁迅也时常投稿，很有点新气象。孙伏园后来主编新增的副刊，益得发挥他的编辑手段，声价日增，鲁迅有名的《阿Q正传》，就是在那上边上发表的。可是后来孙伏园被排斥去职，由陈源的友人徐志摩继任，于是《晨报副刊》全然改换了一副面目，差不多成为《现代评论》的日刊了。 孙伏园失了职业，于他固然很是困难，但不久由邵飘萍请去，担任《京报副刊》的编辑。可是以前在《晨报副刊》写文章的人终有点不平，计划自己来办一个小刊物，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查日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四日项下云：“下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号楼上，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十一月十六日项下云：“下午至市场赴语丝社茶会，至晚饭后始散。”那一天是星期，可见后来《语丝》是改在星期出版了。同人中本来还有刘半农、林语堂、俞平伯等人，那一天不知何以不见。记得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是原就有那一名话，乃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这一个故事，大概那天与会的人都还能记得。至于第一期上的发刊词，系大家叫我代拟，因为本来说不出一个什么一定的宗旨，所以只好说得那么笼统，但大体上也还是适合的。到后来和《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名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还是同样的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 《语丝》的文章古今并谈，庄谐杂出，大旨总是反封建的，但是等到陈源等以“正人君子”的资格出现，在《现代评论》上大说其“闲话”，引起鲁迅的反击，《语丝》上这才真正生了气，所以回忆《语丝》这与“女师大事件”是有点分不开的，虽然后来在国民党所谓清党时期也很用了一点气力。陈源的文章说俏皮话的确有点工夫，就只可惜使用在斜路上，为了替代表封建势力的女校长说话，由俏皮而进于刻薄卑劣，实在够得上“叭儿狗”的称呼，但是如果不是鲁迅的这枝刚强有力的笔，实在也不容易打倒他。我自己就曾经吃过一个小亏。有一次陈源对有些人说，现今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句话由在场的张定璜传给了我们，在《语丝》上揭露了出来，陈源急了，在《现代评论》上逼我声明这话来源，本来是要据实声明，可是张定璜竭力央求，不得不中止了，答复说出自传闻，等于认错，给陈源逃过关了。张定璜与“正人君子”本来有交情，有一个时期我也由他的中介与“东吉祥”诸君打过交道，他又两面拉拢，鲁迅曾有一时和他合编过《国民新报》的副刊，也不免受了利用。上边所说的声明事件，川岛前后与闻，在张定璜不肯负责证明陈源的话的时候，川岛很是愤慨，那时语丝社在什刹海会贤堂聚会，他就要当场揭穿，经我劝止，为了顾全同事的面子，结果还是自己吃了亏。女师大事件也是一个大事情，多少有些记忆，但是参与的人现在健在，比我更知道得多，也更可信，所以我还是以藏拙为佳了。

作者周启明，他曾为上海广州的晚报撰写数十篇小文章，后由出版社出版。文章主题多样，包括对动物、历史和日常生活的观察。作者强调，自己的文章多基于个人知识和经验，对于不熟悉的内容则保持谦逊的态度。他还提到，写作过程中曾参考过英国学者的著作，如柏耳的《鳄鱼与鼍鱼》和斯密士的《鸟生活与鸟志》。此外，作者还分享了自己养猫头鹰的经验。



小引

作者回忆起中国近代史上的多次战乱和动荡，包括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事件、辛亥革命后的不安和洪宪帝制等。特别提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事件，描述了当时北京的混乱和人们的恐慌，以及军阀之间的冲突。作者在复辟期间在北京避难，记录了当时的生活细节和感受，包括逃难、避战、生活物资的缺乏等。尽管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死伤人数相对较少，反映出战争的残酷和荒谬。



复辟避难的回忆

《语丝》杂志的历史和影响。它是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背景下诞生的，由孙伏园等一群人创办，以反封建为主题，与《现代评论》等刊物进行斗争。鲁迅的参与使得《语丝》成为鲁迅与“正人君子”斗争的基地，对推动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文章也提到了女师大事件等具体事件，展现了《语丝》杂志在文化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语丝的回忆

蔡孑民其人，一个在戊戌变法时期被误解的革命党人，他曾是翰林，却投身革命，因主张“公妻”而传为笑谈，实则道学气重，反对封建礼教。革命后，他担任教育总长，废除读经祭孔，力推美育，影响深远。在北大任校长期间，他提出“古今中外”的教育理念，虽曾遭遇新旧冲突，但成功推动学校改革。蔡孑民是国民党异己分子，抗战期间未赴重庆，晚年生活风趣，直至1940年在香港去世。



蔡孑民

钱玄同的生平及其思想变化。钱玄同早期热衷于复古，主张使用小篆，穿着古代服饰，并积极创作复古文章。后来，他转向反复古运动，倡导民主和科学，对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钱玄同虽在学术上深入研究文字学和经学，但他的思想被认为过于激进，有时被误解为脾气古怪。然而，他为人和平，学识渊博，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



钱玄同

刘半农，一位五四运动时期活跃的文化人物。他在上海看到《新青年》后积极参与投稿，后来被北大聘为教员，参与国文教材的编纂。他积极用白话文写作，反对封建事物，与钱玄同共同为新思想发声。然而，他在北大受到学历质疑，后留学法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加入《语丝》周刊，继续活跃于文化界。但他在辅仁大学任教期间，因受外国人控制而不得意，最终在学术考察途中病逝。



刘半农

苏联乌克兰人爱罗先珂，他曾在印度缅甸学习英文，后至日本学会日语，再到北京学习汉语。因年幼时患麻疹导致失明，对宗教迷信深恶痛绝，渴望光明。他在日本被驱逐后到上海，受蔡孑民邀请在北京大学教授世界语，与鲁迅关系密切。爱罗先珂热爱自由解放，积极参与集会，但在中国却感到寂寞。他在世界语运动上有所贡献，在法政大学设世界语班，并参与世界语学会和学校的创办。



爱罗先珂

黄公度，一位清末诗人，他的政治主张不及文学成就。他的著作包括《日本国志》《人境庐诗草》和《日本杂事诗》，尤其是《人境庐诗草》展现了他主张的“我手写我口”精神，开创了中国新诗的先河。黄公度对日本文化有深入研究，能够清晰地看到日本继承中国文化的地方，并因懂得新学而支持革新。他的诗歌作品充满了对旧时代的反思和对新事物的接纳。



诗人黄公度

对文言文学习的看法，认为初学者从诗歌入手比散文更有效。通过分析唐代诗人韩愈的诗作，指出诗歌在用字和文法上与白话文有差异，但理解起来并不困难。同时，强调从七言古诗入手学习文言文的重要性，不仅有助于理解文学遗产，还能通过民间文艺更容易地掌握。最后，提出通过日本木板旧书“唐诗解颐”中的注解方法，让读者自己理解原文，更深入地理解古典作品。



读古诗学文言

《唐诗三百首》作为古诗文选本的通行与影响，尽管在“五四”运动后一度被贬低，但该书依然有其参考价值。选编者蘅塘退士的审美观念与现代不符，但他对唐诗的整理和选择仍有其独到之处。书中引用的俗语“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反映了该书对诗歌学习和创作的影响。同时，文中也提到了宋诗的价值，并指出宋诗在议论方面的进步，认为学做旧体诗时，宋诗可能比唐诗更贴近现代人的审美。



唐诗三百首

唐诗的易解性，作者强调古诗相较于古文更易于理解，只要直接读下来，一般都能理解其意。通过李白和杜甫的诗作举例，说明古诗之美。同时，也提到了古诗的丰富遗产，如《诗经》等，这些古诗历经千年仍可读懂，体现了汉语的独特魅力。然而，作者也指出，并非所有古诗都易解，有些诗句需要额外解释。



唐诗易解

杜少陵与儿女的生活细节，他对待孩子充满慈祥与戏谑，诗中既有家庭生活的温馨，也有对乱世的忧虑。杜诗中的孩子形象，无论是《彭衙行》中饥饿的痴女，还是《羌村》中不离膝的娇儿，都充满了生活的真实与趣味。同时，他的诗也展现了古代圣王之心，以及对女性与儿童的关怀，体现了文学中的人文精神。



杜少陵与儿女

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故事，他因偷火给人类而遭受宙斯惩罚，被锁在高加索山上三万年。赫尔库列斯解救了他，但普罗米修斯仍需佩戴镣铐象征的指环。这个故事被罗马文人改编成美丽传说，成为戴指环的起源。尽管普罗米修斯没有庙宇，但他的名字在言语文字中流传，成为永恒的纪念。希腊神话的这一篇章，比《旧约》更加光辉，胜过《失乐园》等作品。



希腊神话

目连戏这一独特的民间戏剧，它以宗教劝善为内容，同时也具有丰富的喜剧性。目连戏的演出通常需要七天七夜，中间穿插了许多讽刺社会现象的插曲。尽管其服装简陋，但这一剧种因其独特的魅力而值得保存和研究。作者认为，为了保存目连戏，应避免过度修改，而是保留其喜剧元素，同时减轻宗教劝善的说教。



关于目连戏

中国戏剧中喜剧的独特价值，特别是对团圆结局的偏爱。无论是广义的团圆结局还是狭义的滑稽喜剧，都体现了中国人明朗、热爱和平的性情。地方戏中滑稽角色的表演尤为精彩，深受观众喜爱。文章指出，中国戏剧中喜剧元素丰富，值得挖掘和利用，而不必依赖“僵尸”这类题材来寻找笑料。



喜剧的价值

钟馗这一戏剧角色的故事，从其被文化部解禁的戏剧中探寻其文化意义。文中以《钟馗送妹》为例，讲述了钟馗与妹妹的喜剧故事，并引用了绘画和笑话等元素来丰富这一故事。同时，作者还探讨了利用神话编撰喜剧的智慧，以及中国戏剧中鬼神形象的独特处理方式，体现了中国人乐天明朗的民族性格。



钟馗送妹

农历和渔历的区分。文章指出农历实际是阳历，以太阳为依据，划分二十四节气，便于农民耕作。而渔历则是以月亮为依据，主要用于指导渔业活动，如潮汛时刻。虽然现在人们习惯将阴历称为农历，但实际上这种称呼并不准确。



农历与渔历

“九九”这一寒暑变化的计算方式，以苏州的九九歌为例，详细描述了从一至九的气候变化和人们的生活状态。其中，“相唤勿出手”是指古语“作揖”，而“八九”中的“阴”应读作“印”。这首歌不仅反映了季节变化，还体现了穷人的生活困境，展现了平民文化的色彩。



冬至九九歌

农谚与气象和社会的关系，以广西谚语“一日东风三日雨”为例，说明了东风是雨的先兆。同时，通过描述广西的墟集，解释了“墟”的含义和其与米市的关系。接着，通过宋长白《柳亭诗话》中的诗句，提到了“洞”在广西土语中的含义，以及趁墟习俗的历史。最后，将墟集与庙会进行了比较，说明了庙会上所售商品与墟集的不同。



墟集与庙会

古代中国的一些器物，如拂子和麈尾，它们在小说戏文中有所保留。拂子俗称仙帚，用于赶苍蝇；麈尾则是一种拂尘工具，形状像蓖箕，有柄，中间横列麈尾。这些器物在《世说新语》中有描述，如王夷甫和孙安国使用麈尾谈玄的故事。目前，中国本土可能没有这些器物了，但在日本正仓院还有保存。通过对这些器物的了解，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古人的生活。



拂子和麈尾

中国筷子的起源，推测可能是与使用毛笔同时发生的。上古时期人们吃生肉，用手指撕食，后来发明了叉和筷子。筷子使用技术比叉更高，需要更灵活的手指操作。在青铜器时代似乎还未使用筷子，而毛笔的使用可能促进了筷子的普及。此外，汉字的演变也与筷子的使用有关，因为拿筷子的习惯有助于拿笔。尽管具体起源不可考，但筷子与毛笔的使用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笔与筷子

牙刷的起源，最初在唐代的佛教习惯中，人们用杨木刷牙漱口，以保持口腔清洁。这种习惯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称为“杨枝”。后来，佛教法“过午不食”使得这种习惯得以延续。到了明末清初，木制牙刷似乎已经存在，但近六十年的记忆中，刷牙习惯的改变主要是为了卫生，不再强调宗教意义。



牙刷的起源

澡豆在古代中国的使用情况，特别是在六朝时期。澡豆是一种洗手用的粉末，由多种香料和药材制成，不是普通人家能够轻易使用的。到了唐朝，澡豆的制作方法在《千金要方》中有所记载，而其名称也在《红楼梦》中出现。与此同时，香皂的使用也在古代中国有所体现，尤其是北方地区，使用猪胰或鹅胰制作，而南方则常用皂荚。澡豆和香皂在古代中国有着不同的使用习惯和名称，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传统洗涤用品逐渐被现代洗涤用品所取代。



澡豆与香皂

漫画《野草闲花》中关于踏桨船的描述，纠正了画作中的错误。文中详细介绍了踏桨船的起源、形状、使用方法及历史背景，提到它在太平天国时期从常熟到上海报米价的作用。同时，还提及了不同文人墨客对踏桨船的描述，如欧阳昱、陈昼卿和徐珂等，他们各自对踏桨船的记载各有差异，反映了这一历史事物的多元面貌。



踏桨船

人形玩具的起源，指出它并非起源于单一地方，而是各地自由发展。文中提到了古代埃及、希腊、罗马等地都曾发现过人形玩具，并解释了这些玩具可能用于殉葬或娱乐。同时，文中也提到了宋代泥孩儿和明清时期的“美人儿”等玩具，以及它们与佛教的关系。文章还强调了玩具制作的重要性，并提倡发展人形玩具，认为它们对于儿童的福利具有重要意义。



泥孩儿

不倒翁这一古老玩具的起源和演变，从唐朝的“酒胡子”到元朝的“劝酒胡”，再到现代的“扳不倒”，名称和形象都发生了变化。文章对比了中国和日本对不倒翁的不同态度和利用方式，指出不倒翁在日本更受欢迎，并已成为一种文化象征。同时，作者认为中国对不倒翁的利用不够充分，并建议重新审视这个玩具，将其作为儿童玩具来丰富玩具文化。



不倒翁

绍兴的糯米酒和糯米食。文章指出，绍兴虽然曾是缺粮地区，但现在已成为余粮县。然而，文章也纠正了关于酿酒导致缺粮的错误认识，指出绍兴酒是用糯米做的。作者回忆起童年时吃过的糯米团饭，尽管味道不佳，但从中感受到对故乡的思念。文章还提到，做酒的糯米大多来自外地，特别是江苏溧阳。此外，作者对糯米食的描述也表达了南方米食文化的丰富，如粽子、汤团、麻糍等。然而，作者也感到遗憾，作为城里人，对糯米的来源和种植却一无所知。



糯米食

古人作品中思想感情易于理解，但生活细节难以把握。通过《水浒传》中王婆茶坊的描述，引出古代吃食习惯的研究困难。以“茶汤”为例，说明古代食物的缺乏记载，无法确切了解。作者认为，如果笔记中多记录日常细节，或许能更了解过去的生活。由于古文献的限制，对汉朝吃食的研究尤为困难。



茶汤

中国南北点心在性质上的差异，北方点心以常食为主，注重实用，而南方点心则是闲食，讲究精细与鲜美。文章以作者在北京和家乡的生活体验为切入点，对比了南北点心的制作和食用习惯，如北京的饺子馄饨和五芳斋的点心，以及家乡的烙饼。同时，文章还探讨了南北点心历史和文化的渊源，指出北方点心历史悠久，而南方点心则更注重精致和口味。通过对点心的描述，作者表达了对家乡和祖国的深厚感情，以及对不同地域文化的尊重和欣赏。



南北的点心

桃子在我国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从《诗经》中的赞美到后世文学作品中的描绘，桃子一直被赋予美好的寓意。桃子的味道独特，被认为是百果之上，尤其夏白桃和蟠桃，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桃子还与长寿的传说联系在一起，体现了古人对桃子的推崇。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桃花林的美景更是让人仿佛置身仙境。



桃子

生物因外貌而受到误解的现象，以蝙蝠和猫头鹰为例。蝙蝠因与“福”字同音而一度被视为吉祥象征，但《伊索寓言》中将其描绘为骑墙派，导致声誉受损。同时，蝙蝠还因与老鼠相似而被误解。猫头鹰则因难看的相貌和叫声而被人厌恶，还有关于它不孝的传说。实际上，猫头鹰是益鸟，捕食大量害虫，对人类有益。



蝙蝠和猫头鹰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四灵——麟、凤、龟、龙，这些动物被视作祥瑞的象征。其中，麒麟和凤凰的形象较为模糊，难以确定其真实形态，而龙的形象则复杂多变，既有真实存在的爬虫类动物，也有神化的龙王爷形象。四灵中，龙的形象经过艺术化处理，融合了怪异与美感，在美术上具有较长的生命力。



麟凤龟龙

古人观察事物时常常出现的粗枝大叶的错误，特别是将自然物伦理化的例子。文中指出，羔羊跪乳和乌鸦反哺这两个例子并不准确，因为它们与事实不符。生物的生活规则是为了种族和个体的生存，而伦理关系是人类特有的。同时，文中也批判了动物与人类拥有同样理智和技能的错误观念，以鹦鹉和八哥为例，说明它们只是模仿人类说话，并不能理解其意义。



乌鸦与鹦鹉

人类对蛇的复杂情感，既厌恶又感到趣味。蛇在中国被称为“长虫”，源于古代避讳。蛇的古老形象和毒性使其成为人们畏惧的对象，但同时也激发出丰富的神话传说。有趣的是，蛇在民间故事中常以各种形象出现，如美女蛇、弹子蛇等。此外，蛇在中国一些地区被视为美食，如广州人将蛇视为珍馐。而在印度，蛇尤其著名，眼镜蛇更是无人不知。一个关于印度主人的故事展示了蛇与勇气的关联，让人不禁对蛇产生更多的兴趣和思考。



扬子鳄的起源和特征，从《诗经》中鳄鱼皮鼓的记载到唐朝《岭表录异》中对鳄鱼的详细描述，再到韩愈的《祭鳄鱼文》中鳄鱼的故事，展现了鳄鱼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同时，文章还比较了非洲的克洛科提鲁斯和美洲的阿利伽多耳，介绍了鳄鱼在生物多样性中的地位。此外，还描述了鳄鱼的生活习性，如非洲鳄鱼的体型、寿命和捕食习性，以及阿拉伯人猎取鳄鱼的方法。最后，文章提到了扬子鳄的特点和分布，以及其在长江流域的生存状况。



扬子鳄

人熊这一神秘生物，它在民间故事中有着独特的形象。人们讲述着旅人与人熊相遇的故事，旅人利用羊皮伪装逃离的情节引人入胜。然而，关于人熊的起源和故事，却难以追溯。文中通过对比中外传说，指出类似故事在不同文化中均有流传，而中国传说中的“人熊”可能是对其他怪物的改称。作者对人熊的形象和传说提出了自己的思考，认为这类故事不应过于认真对待。



人熊

等
猩猩的故事，它们不仅能骑自行车、坐在大餐桌上吃冰激凌，还拥有许多有趣的行为，却无法像人类一样说话。古代文献《礼记》中记载，猩猩能言，但仍被视为禽兽。清代《照世杯》中的《走安南玉马换猩绒》一文，生动描绘了猩猩的习性，它们喜欢喝酒，却因贪杯而落入捕手手中。同时，文章还提及了鹦鹉等鸟类学人说话的现象，但这些并非真正理解意思的对话。只有唐朝陆龟蒙的故事中，一只鸭子能学会叫自己的名字，才算得上真正的“能言”。



猩猩的故事

犀牛作为古生物的近亲，来到北京动物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们撒尿距离远，模样古怪，引得人们围观。犀牛在中国古籍中与象并提，被用于制作甲胄，因其皮和角有特殊的用途。然而，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犀牛皮甲胄的用途逐渐消失。犀牛角的药用价值也被人们所知，一度导致大量犀牛被捕杀。如今，随着对犀牛保护的重视，这种迷信已经不再存在。动物园希望河马也能加入，使动物园更加热闹。



犀牛

河马这种生活在水边的大家伙，它们虽然名字叫“马”，实际上却与猪同类。河马体型庞大，食量惊人，对水陆环境适应自如，特别擅长在水下活动。在非洲，河马不仅吃草帮助疏浚河道，其肉、皮、牙都有用途。河马在欧洲和中国并不常见，但在北京动物园已经有了河马馆，展示着这些独特动物的风采。



关于河马

老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为百兽之王，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如《战国策》和《说文解字》都有所体现。然而，受到西域和西洋文学的影响，百兽之王的位置被狮子取代。老虎在民间故事和《水浒传》中都有重要地位，其捕食方式也被详细描述。同时，老虎与狮子虽属同一科，但性格和生活习性有所不同，老虎在发怒时并不吼叫，而是喷嘶，更具危险性。



大虫及其他

狼的恶名远扬，不仅对人有害，还以同类为食。瑞典作家斯文赫定在《中央亚细亚旅行记》中描述了一种独特的钓狼方法，人利用马车和圈套捕捉狼群，甚至剥皮食肉。中国故事中狼的形象智慧被理想化，实际表现却是欺软怕硬。



狼的故事

孙仲容，这位清末经学大师，他对古代文献中的动物描述提出了质疑，认为许多描述不符合实际，如三足的鳖和龟，以及比肩民比翼鸟等。他认为动物的足都是偶数，不存在三足或一足的动物。他还以比目鱼为例，说明了不能仅凭想象来推断事物，而应该基于事实。此外，他还对民间传说中的怪物如山魈和三脚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传说虽然有趣，但不符合科学原理。



孙仲容论动物

中国古时候人们对于名字的避讳，特别是对于父祖名字的忌讳。若他人不小心触犯了这种忌讳，甚至仅仅是因为同音异义的字，都会引起极大的愤怒。故事中，因为忌讳“登”的嫌名，人们甚至将“灯”误称为“火”，形成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典故。这种避讳甚至影响到皇帝的名字，导致许多字被改写，有的甚至失去了原本的意义。有些姓氏也因为避讳而改姓，如清朝时姓丘的改姓为“邱”，至今仍有人保留着这个姓氏。



避讳改姓

夸父追日的故事，描述了夸父与太阳竞走的英勇事迹。夸父虽然不量力，但他的精神被陶渊明高度赞扬，称其“猛志故常在”。地方传说中，夸父追日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甚至成为湖南辰州的地标。夸父最终渴死，但他的勇气和决心被人民铭记，他的杖化为邓林，成为永恒的纪念。



夸父追日

达尔文的无神论观点，强调在西方无神论者难得一见。接着，文章以孟德斯鸠为例，说明他对天主的不敬态度。在中国，古代虽然“神灭论”不成问题，但“无鬼论”却涉及伦理，认为不认祖宗有灵，易引起非孝争议。文章以苏东坡、蒲留仙、纪晓岚等人为例，说明中国文人多半持无鬼论，并通过他们的作品和观点来论证这一点。



无鬼论

散木先生的《艺林谈往》中两位书法家的故事。郑谷口书法技艺高超，但成名并非偶然，他的门人张在辛初学时，谷口便展现出其独特的技艺。傅青主则强调书法要避免“奴俗气”，他认为学书法应由会至不会，才能达到更高境界。两位书法家都以独特的视角和技艺展现了书法艺术的魅力。



两个书家

中国古代绘画中题字的起源和发展。早期绘画主要是写实，画家署名外不再添加文字。随着“文人画”的兴起，画家兼文人，书法成为特长，开始在画上题字，但题跋多独立成文。尽管有些题跋成为独立的小品文，但大多数还是书法跋尾，并另写在纸上。近代以来，题画之风盛行，但题画者仍懂得画意，乾隆皇帝的题画诗句被认为糟糕，因诗、字、位置都不合适。文人画家认为，图画最好不题字，但如需题字，则应由画家或懂得画意的人来写。



题画

绍兴著名古迹兰亭的历史变迁，从明末张宗子游兰亭的失望，到清康熙年间重新发现兰亭旧址的喜悦。文章指出，兰亭虽然名声在外，但实地游览却发现并无太多可观之处，甚至觉得无聊。然而，根据右军文人的标准，兰亭旧址周围的自然景观却十分优美。文章最后建议，若能找到旧址，应加以修葺，供游客观赏。



兰亭旧址

塞浦路斯的地理和文化背景，该岛历史悠久，曾为多个文明统治，与希腊文化有着紧密联系。然而，由于英国占领和强加的名称“塞浦路斯”，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不愉快的印象。文章中还探讨了塞浦路斯与希腊神话中恋爱女神阿孚洛狄忒的关联，以及女神的传说与岛上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作者表达了对塞浦路斯未来独立的期望，并呼吁人们高呼“库普洛斯万岁！”



木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