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1885-1967，中国著名散文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启明，晚年改名遐寿，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鲁迅一起翻译外国文学。五四运动时，在北京大学等校教授并写作。其论文《人的文学》《美文》和新诗《小河》对新文学运动产生重大影响。散文风格冲淡朴讷，从容平和。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忍”的不同理解和看法，包括儒家、释家、道家三派的观点。文章通过引用古诗文和人物故事，展现了“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内涵和意义，如儒家认为“忍”是达成目的的手段，释家强调“忍辱”的修行，道家则将“忍辱”视为保全性命的手段。同时，文章还提到了杜牧的诗句“忍过事堪喜”，表达了对“忍”的积极态度。



小引

作者因两首打油诗在上海引起的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亡国之音，有人则认为预示国家将兴。此外，作者还讲述了友人送他一包苦丁茶的故事，并对苦丁茶的历史和来源进行了考证。作者发现苦丁茶并非一种特殊植物，而是常见的枸朴树。最后，作者表达了自己对茶的独特理解和喜好，认为茶应以绿茶为佳，并对以其他材料代茶的现象感到好奇。



关于苦茶

作者对骨董的热爱和收藏，其中详细描述了他书房里二十四件骨董玩具，包括竹制玩具、土木偶人、面人、陶制舟、古明器、自制陶器花瓶和方铜镜等。作者对骨董的定义和趣味进行了探讨，认为骨董的价值在于其古、稀、贵，并分析了玩骨董者的条件，认为既可以是旧派也可以是新派。



骨董小记

作者对《论语》的再读体会，他认为《论语》平淡无奇，孔子只是个哲人而非全知全能的教主。他喜欢《论语》中的一些章节，如关于知与不知、无言的章节，以及描述隐者言行的章节。他认为孔子的中庸思想和隐者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表达了对隐者的同情。同时，他也提到中国隐逸与外国隐逸的不同，认为中国隐逸更注重社会政治，而外国隐逸则更侧重宗教救赎。



论语小记

作者对搜集同乡人著作的经历和看法。他偶然购买了一些同乡人的著作，但并不广收罗，且对价格有自己独特的标准。他认为自己懂得不多，也不感兴趣，但对他来说，乡曲之见使得对书中所记的事与景感到亲切。他特别提到了一本名为“洗斋病学草”的书，作者胡寿颐，书中记录了特殊的事物和风俗，如服饰、花爆、旧俗等，让作者感到有趣。他也提到了其他一些诗文集中的内容，但认为它们并没有太多价值。作者对诗文集中带有乡土色彩的内容比较感兴趣，并表达了对社会生活自然名物记录的渴望。



洗斋病学草

作者在厂甸的旧书摊上买到的两本书，一本是胡诗庐的《诗庐诗文钞》，一本是钱振锽的《名山丛书零种》。这两本书的获得让作者感到欣喜，尤其是对《诗庐诗文钞》中的严幾道题字印象深刻。作者通过阅读这些书籍，回忆起胡诗庐的生平和钱振锽的诗词，并对他们的作品进行了评价。同时，作者也探讨了诗歌的真情实感、古文与八股的关系，以及桐城派文学的历史和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和感悟。



厂甸之二

作者对《食味杂咏》的喜爱，尤其是对书中对食物的详细注解。书中不仅收录了东墅老人谢墉的食味诗，还包含了许多关于食物来源、制作方法和营养价值等内容的注解。作者对谢墉丰富的土物知识表示敬佩，同时指出虽然诗本身质量有限，但注解却极为珍贵。文中还提到了其他诗词作品，如《练川杂咏》、《鸳鸯湖棹歌》等，并对它们的注解进行了评价。



食味杂咏注

作者在东京的旧书店购得一本名为《日和下驮》的书，这是一本永井荷风所著的随笔集，收录了十一篇关于东京市中散步的记事。作者特别钟爱这本书的初版原本，认为它的铅印洋纸和胶板插画极具魅力。书中描述了东京的平凡景色和名胜古迹，以及作者对这些地方的独特感受。作者对日本的政治和文化持消极态度，对东京的废墟和贫穷的小胡同充满同情和敬意。他还提到了日本的民俗文化，如淫祠和民间传说，以及对蒟蒻这种食物的介绍。整本书充满了对东京的深情厚意和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热爱。



东京散策记

作者对科学小品的理解，认为它应该是既有科学内容又富有文学美感的作品。作者提到《生命之科学》一书的文艺价值和译者的忠实态度，并以轮虫为例，展现了科学小品的美感。同时，作者还提到了其他几部优秀的科学小品作品，如《色耳彭自然史》和《昆虫记》，并表达了自己对这些作品的喜爱和翻译的愿望。然而，由于自身知识有限，作者表示无法将这些作品翻译成中文。



科学小品

关于猫头鹰的传说，人们认为猫头鹰不孝，会吃掉自己的母亲。但实际上，猫头鹰只是长相古怪，声音特别，它们是捕鼠能手，对人类有益。中国古人对猫头鹰的误解源于缺乏观察和科学实验，而英国博物学家则通过实际观察和研究，揭示了猫头鹰的真实生活习性。



猫头鹰

平伯的《梦遇》序文，讲述了作者与平伯在古槐书屋的相遇，以及平伯在此境地中创作《梦遇》的情景。作者回忆起玄同请太炎先生题字的故事，指出亭轩斋庵之名皆一意境，并赞赏古槐书屋的环境。同时，作者表达了对梦的恐惧和对心理分析家对梦的解释的不满，并提到了黄周星的《岂想庵选梦略刻》。最后，作者强调了写序文的困难，表示希望读者能仔细阅读《梦遇》的正文。



古槐梦遇序

林语堂先生提议重刊袁中郎全集的背景，指出公安派在明季的新文学运动中反抗复古潮流，虽受到正统派的反对和皇帝的禁毁，但他们的文学成就仍值得关注。文章通过引用《苌楚斋随笔》等文献，展示了公安派文学在当时文坛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作者也客观评价了袁中郎的文学成就，认为他的散文优于诗歌，并分析了他的作品在明末乱世中的特殊意义。文章最后，作者对重刊中郎集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应使用小修所编订本，并附上附录，以更全面地展现袁中郎的文学成就。



重刊袁中郎集序

作者为朋友孙席珍编选的《现代散文选》撰写序文的过程。起初，作者答应了撰写序文，但后来发现可说的话不多，且多为旧话。作者对现代散文感到陌生，却自信对古文有所了解。文中探讨了古文复兴运动，认为其背后有政治和复古的意味，但难以在文学上立足。作者认为，白话文的前景光明，但需警惕其沦为新的古文运动。



现代散文选序

李长之的文学论文集序跋，其中提到李长之在北大理预科时的学习经历和对文学、哲学的热爱。序跋中也表达了对李长之关注儿童问题的赞赏，指出了中国儿童教育现状的不足，如儿童学研究的缺失和对儿童权利的忽视。同时，序跋也批评了社会上对儿童的不当教育和对待，呼吁关注儿童的成长和权利。



长之文学论文集跋

墨憨斋冯梦龙与唱经堂金圣叹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重要地位，尽管他们后来被埋没，但他们的才华和贡献应当被铭记。文章详细描述了金圣叹的生平事迹，包括他的文学成就和影响力，以及刘继庄和廖柴舟等后世对他的敬仰。同时，也提到了冯梦龙在文学上的广泛活动，尤其是在小说和俗文学编选方面的贡献。文章特别强调了冯梦龙的《山歌》一书在民间俗歌搜集和研究上的价值，以及他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



墨憨斋编山歌跋

中国童话的发展历程，从清末开始翻译日本童话到民国初年发表儿童文学论文，再到近十年儿童文学与书籍的兴盛。作者对童话在中国的发展表达了乐观态度，但也指出童话在中国经历了革新与复古的循环，面临被传道和批评的困境。作者认为童话应该积极提倡，提倡研究、编写和应用，并赞扬了翟显亭先生的童话编述方法，强调选择材料和语句安排的重要性。



儿童故事序

建功的《古音系研究》即将出版，作者为其作序，表达了自己对建功学术成就的敬佩。作者回忆了自己早年对音学的兴趣和对文字学的研究，提到自己与建功的相识和交往，以及自己阅读相关书籍的经历。文章还引用了《蜗牛考》中的例子，说明了命名与民俗学的关系，以及不同地区方言中虫子的名称差异。最后，作者对建功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希望其研究能对文字学和民俗学有所贡献。



古音系研究序

作者对希腊神话的喜爱，尤其是对劳斯的《古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一书。书中通过幽默风趣的语言，讲述了希腊神话中普洛美透斯造人、克洛诺斯吞食子女、宙斯的家庭等故事。作者认为这本书不仅适合儿童阅读，也适合成年人欣赏。同时，作者对中国的神话文化表示遗憾，认为中国缺乏像希腊和日本那样充满故事性和趣味性的神话作品。他期待郑振铎先生的著作能够为中国的读者带来新鲜的文化体验。



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

画廊派哲人斯多噶派的生活哲学，以及他们对顺应自然、理性生活的追求。接着，文章转向对琉璃厂卖字画的席棚和乡下花纸的描述，展示了民间艺术和文化的多样性。同时，作者也表达了对画廊派和民间艺术的一些思考，如他们的思想过于精英化，难以被大众接受，以及民间艺术中存在的一些陈腐思想。最后，作者提及了李洗岑先生的文集《画廊集》，并对其在创作上的困难进行了探讨。



画廊集序

别号的起源和发展，从周秦时期瑰奇之士托名隐姓，到明清时期别号泛滥成风，再到近现代作者用笔名以避嫌、求变化或化装，别号的使用目的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同时，别号的研究也成为了一项挑战，因为缺乏有效的工具来清晰地了解作者的真实身份。而袁君编著的《现代作家笔名录》则为读者提供了参考，有助于辨别作者的真实面目。



现代作家笔名录序

作者在七月十五日到达东京，次日定居本乡菊坂町的经历。在二十日外出游玩时，得知老朋友刘半农先生去世的消息，大家感到非常震惊。作者回忆起与半农先生十多年的友谊，以及半农先生的真诚和杂学才能。作者在追悼会上以一副挽联和几句话表达了对半农先生的哀悼。最后，作者回忆起与半农先生的往事，以及他们共同创作的诗文。



半农纪念

作者与隅卿的相识及相处经历。隅卿曾担任孔德学校的总务长，两人常在闲暇时聚餐谈天。隅卿致力于学校教育和明清小说戏曲研究，尤其关注四明地区的文献资料。他为人谦逊，即使与熟人交往也保持礼貌。文章还回顾了隅卿去世前的最后几天，他在元宵节兴致勃勃地看灯，次日却因脑出血骤然离世。作者表达了对这位朋友逝世的悲痛，并以一副挽联寄托哀思。



隅卿纪念

作者对明治时代文学巨匠的怀念，特别是与谢野宽先生。作者提到与谢野宽先生在文学史上的贡献以及他在日本语原研究方面的努力。作者表达了对与谢野宽先生去世的悼念，同时也对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性进行了探讨。作者提到自己与与谢野宽先生未曾谋面，感到遗憾。



与谢野先生纪念

作者对命运的看法，他认为命运由先天质地和后天环境共同决定，二者相乘即为定数。他强调通过研究历史，可以查找到这个定数。同时，作者通过引用日本作家永井荷风关于浮世绘的评论，以及对中国明代八股取士和党社之争的反思，表达了对历史重复的担忧。他还提到，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些现象让他联想到明末的局势，并指出人们应该正视历史，努力摆脱命运的束缚。



关于命运

作者对于命运的理解，他认为命运是个人的先天质地和后天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他批评了某些人对命运的解释，认为他们误解了遗传的概念，并引用了张岱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作者也提到了当前文坛上批评方法的问题，认为某些批评者与历史上的某些人一样，过于偏激。最后，作者以诗的形式表达了对命运的感慨。



关于命运之二

作者在海军部度过的时光，从学海到留学，再到日本管轮班的经历。他提到自己曾想从事文学，但最终选择弃文从武。作者对文坛的争议态度和对武备的关注表现出了他对于时代和社会的关注。他对于英日美的海军会议、海军的地位、战争的可能性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对军事训练提出了质疑。



弃文就武

作者对国文考试的思考，认为应该考查学生的国文实力而非义理考据词章。他主张以“杨柳”等平易题目考察学生，强调国文考试应注重文理通顺，而非深奥古怪。同时，作者批评了当时中学教育中过分强调古文的现象，认为这导致学生写不出通顺的文章。他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引导学生学习如何写普通的文章，并努力去除古文的毒害。



杨柳

作者在民国二十三年参加女子师范学校新年同乐会时的演讲，演讲中作者通过引用《三字经》和《列女传》中的故事，赞美了孟母的教育智慧和懂得情理的品质。作者认为，现在的中国需要更多像孟母这样的女性，她们懂得教育，懂得情理，能够成为国家的台柱子。同时，作者也批判了当时社会的一些不合理现象，如男女不同学、不合理的考试规则等，认为这些现象都不符合情理。



关于孟母

作者与俞平伯、伏园等人到保定和定县参观考察的经历。在保定育德中学讲演后，他们前往定县的牛村和陈村，了解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及生计改进情况，并参观了教育事务所、托儿所等设施。随后，一行人访问保健院，听取院长介绍相关工作，还游览了中山靖王墓和农场。作者对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认识清楚且切实为农民谋福利，避免空谈理论。通过这次旅行，作者认识到中国农村的贫困现状，强调在解决衣食住药等基本生活需求前，谈论道德建设和社会进步是不切实际的。他引用古人的观点，指出只有当物质条件改善后，人们才能关注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



保定定县之游

作者对日本的怀念之情及对其国民性的观察。作者认为日本人具有现世思想和美的爱好，与古希腊有相似之处。万世一系的皇位传承使日本人对国家怀有深厚感情，并影响了他们的性格。作者指出日本人爱国情感有时会转化为狭隘和暴躁，甚至损害国家名誉。此外，武士道在日本历史上曾是重要精神支柱，但如今已逐渐衰落，不再受到社会尊重。文章还提及日本国内的一些负面现象，如毒品贩卖等，认为这些行为不仅伤害了人民，也损害了国家声誉。作者强调自己只是表达对日本的一点感想，并无意与中国比较优劣。



日本管窥

在探讨宫刑的历史与现代意义时，作者引用了英国性心理研究专家蔼理斯的观点，阐述了阉割在医学和犯罪惩罚中的应用。蔼理斯虽未形成特定的主义或理论，但其对性心理的深入研究和人生理解，在现代文化中仍有深远影响。作者对有人认为蔼理斯时代已过去的观点表示疑惑，认为其时代影响依旧存在。同时，作者批评了过于武断的时代判断，强调对任何时代都应持怀疑态度，并以达尔文进化论和摩尔根社会学为例。

在文学创作方面，作者强调文章应以质量为主，而非追求社会效应。关于清明时节扫墓习俗，文章描绘了明代和清代人们扫墓的盛况，包括炫服靓妆、画船箫鼓、游庵堂寺院等。同时，也提到了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扫墓仪式上的差异。随着人口流动的增加，扫墓习俗面临挑战，作者对民族英雄崇拜的思考也随之而来。

宫刑作为一种历史刑罚，其定义和实施方法在古代与现代存在显著差异。文章对比了古代宫刑与现代阉割，分析了其背后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在讨论不正当性行为时，作者指出其定义的模糊性可能导致的误解。

作者通过引用相关文献，展示了清明时节扫墓习俗的丰富内涵。从炫服靓妆、画船箫鼓到游庵堂寺院，扫墓仪式展现了家族和精灵崇拜的重要性。然而，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剧，这一传统习俗正面临挑战。作者在探讨这一现象时，也思考了民族英雄崇拜的意义。

在评价蔼理斯及其时代时，作者认为其影响并未消失，并对时代判断过于武断的现象表示不满。同时，作者强调文学创作应以质量为重，而非追求社会效应。这些观点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于十九篇

作者在去年秋天去日本旅行后，三个月未写文章，但从十月开始写作，到今年五月底已有五十篇文章。作者对文章的长度和质量表示不满，认为文章无用，但认为给予读者以愉快、见识和智慧是有用的。作者提到了与朋友平伯的对话，讨论了中国当前的危险情形，包括对教育的看法和官僚对文化问题的态度。作者承认自己对某些问题比平伯更加热心，并表达了自己愿意积极面对现实的决心。最后，作者反思了自己的写作态度，决定更加关注自然和日常生活，以减轻对现实问题的焦虑。



苦茶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