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兴韵博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货币理论与政策、金融改革与发展、债券市场等。他曾担任第一创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担任博士生导师。彭兴韵博士出版了《金融学原理》等著作，并在多个期刊和媒体发表两百多篇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评论文章。

《转折与变局》研究了中国经济金融正在发生的转折与变局。 人口结构变化、全球经济再平衡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正在深刻地改变过去三十年里形成的全球资本流动与分工体系。全球既有供应链与贸易流的格局正在逆转，新工业革命也正在改变资源的配置机制，重塑经济生活中资本—劳动的均衡关系，需要我们在技术变革的大潮中重新定义政府与市场。 中国经济原有增长动力悄然瓦解，新动力的培育和形成又非一朝之事，金融体系和风险正在朝着复杂化的方向发展与演进，但金融转向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是金融变局的基本方向。中国经济崛起动摇了国际货币与资本体系的基础，全球货币资本治理机制的中国方案正得到各国和市场的积极响应。因此，中国经济与金融的转折与变局，同时带动全球货币与资本走上新的变局之路。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转折与变局，强调了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以及增长主要力量的供给面积极变化。提出了“供需结合”稳增长政策，主张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提高劳动者素质和税收体系完善。同时，关注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结构调整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强调去库存和房地产市场去库存化对稳增长的重要性。最后，展望了新技术革命对经济的影响，指出技术革命将导致无就业的经济增长新常态，并可能导致现行国际分工与贸易体系被颠覆。



导言

上篇 实体经济视角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形成，源于旧常态下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在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迅速，但高储蓄、高投资、对房地产的过度依赖以及货币供给机制的美元化等问题，导致增长难以持续。因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向中高速增长，强调以创新驱动型增长为主，并更加注重市场化和宏观政策的平衡。

新常态的“新”，体现在增长速度的换挡、结构改革的阵痛以及社会矛盾尖锐时期的适应。政府政策目标转向更加灵活、公平的竞争机制，注重机制创新和结构平衡，力求实现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环境资源承载力之间的协调。

在增长速度方面，新常态下中国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高速，这一转变受到人口结构变化、技术进步、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等因素的影响。在增长动力上，从需求转向供给，资源配置更加市场化，货币政策也更加灵活。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强调实现有质量、平衡、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增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结构调整：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减少对高污染、高耗能行业的依赖，发展新兴产业和绿色经济。

2. 创新驱动：新常态强调创新驱动型增长，通过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3. 市场化改革：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加强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市场活力。

4. 宏观政策平衡：新常态强调宏观政策的平衡，通过灵活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手段，保持经济稳定增长。

5. 环境保护：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加强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提高资源环境承载力。

6. 社会公平：新常态强调社会公平，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医疗水平等手段，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总之，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在面对旧常态下存在的诸多问题时，对经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的一次重大调整。通过转变增长速度、调整结构、创新机制，实现有质量、平衡、资源环境代价最小化的增长，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第1章 转折：中国经济新常态

在新常态下，中国政府调整了“稳增长”政策，强调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根据潜在增长率的变化主动调整增长目标。这一调整旨在确保政策符合经济、自然和社会规律，并突出就业市场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宏观影响。

实施稳增长政策，政府将重点关注供给侧改革，即“供需结合”政策，这包括深化市场化改革、推动创新驱动战略、提升劳动者素质以及完善税收体系。然而，政府认识到供给侧改革的效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因此强调在改善供给的同时，必须保持需求面的稳定，实现供需平衡。

政府不再将GDP增长作为首要目标，而是追求“好”的增长，注重适度经济增长率的界定和就业变化。稳增长政策需关注就业市场变化，并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此外，文章强调了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性。这一策略不仅有助于推动技术进步和制度建设，还能改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完善税收体系同样重要，税收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工具，也是影响经济供给的激励机制。

在稳增长的过程中，必须将供给侧改善与需求面稳定相结合，以实现均衡增长。政府不仅要解决眼前的困难，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建立稳增长的长效机制。通过这些措施，中国政府期望在新常态下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第2章 侧重供给面的“供需结合”稳增长

经济结构调整是确保经济总量稳定的关键因素。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可能导致总量波动，而调整则是实现经济总量“稳”的内在要求。这一调整包括产业结构、总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

产业结构调整被视为基础性作用，它影响着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总需求结构调整则是关键，特别是调整投资与消费的关系，以实现经济均衡增长。在经济增长中，消费扮演着基础性角色，合理的消费增长能降低企业负债和金融风险。

为了优化总需求结构，必须完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升居民收入，调整税收政策，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房地产价格的稳定也是重要的一环。

投资结构的调整同样重要，应从过去注重投资“量”的增长转向强调投资效率的提升，实现投资结构的优化。有效投资应满足最终消费的既定产出，避免非理性行为和硬约束。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调整不仅对经济有重要意义，也符合民心所向。这需要通过提高劳动者报酬、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降低政府部门所得占比等措施来实现。

总之，经济结构调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耐心和远见。在新的经济常态下，我们应把握调整产业结构、总需求结构和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性，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增长。

第3章 结构不合理，难有新常态

库存对经济稳定至关重要，然而非意愿库存的剧增会破坏经济平衡，引发波动。在中国，高库存问题主要出现在房地产业而非制造业，这加大了库存处理的难度。房地产业的高库存不仅抑制了房地产投资，也削弱了政府稳增长的成效，影响了金融资产质量，增加了金融风险。

为去库存，房地产开发企业需主动削减投资，通过价格调节发挥作用，同时适度放宽货币政策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地方政府减少行政干预。但鉴于库存规模巨大，市场自发化解可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政府需更加深入地介入。

在房地产市场，库存问题尤为突出，价格调整过程缓慢，政府干预已成为趋势。政府通过回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扩大租赁房源，成为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同时，强调市场机制应发挥惩戒作用，防止过度投资和道德风险。

展望未来，中国城镇化仍有广阔空间，房地产市场有望健康平稳发展。然而，需关注不同城市间的发展平衡。

第4章 去库存与经济新均衡

新技术革命的两个主要特征是自动化和智能化的机器人生产，以及基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生产。这两大变革不仅彻底改变了生产方式，还对劳动力市场、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随着机器人生产的兴起，劳动力不再是关键生产要素，这可能导致高失业率和财富分配不均。此外，大数据生产模式将改变资源配置和组织方式，削弱价格信号的作用。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体制正逐渐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变。政府对生产领域的干预将减少，但在分配领域的再分配作用将增强。同时，市场经济的分散化决策在信息化、智能化生产体系中面临有效性问题。在大数据生产时代，消费者需求信号不再依赖价格波动，分散化决策的效率可能降低，而集中和计划生产变得可能且必要。

在大数据生产模式下，生产可能趋向于订单生产，从而降低企业非意愿存货波动，减少产能过剩。这一转变有助于推动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型，减少政府干预，实现经济“大缓和”。然而，这一转型也引发了一些担忧。一方面，机器人生产可能导致高失业率，加剧财富分配不均；另一方面，大数据生产模式可能削弱价格信号的作用，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劳动力市场的支持力度，通过培训、转移支付等措施，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其次，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减轻失业者生活压力，降低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政府应引导企业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以应对市场需求变化。

在资源配置方面，政府应加强监管，防止大数据生产模式下的垄断行为，确保市场公平竞争。同时，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全球产业链优化升级，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分配领域，政府应加强再分配政策，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公平。

总之，新技术革命带来的变革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力，但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推动经济体制向“有计划的市场经济”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5章 新技术革命造就经济大变局

中篇 国内金融与货币政策

中国金融结构的重要调整方向是加大直接融资比例，这一策略对于缓解经济货币化过度和高杠杆金融风险具有深远意义。通过增加直接融资，能够有效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并推动金融体制向市场化转型。同时，必须妥善处理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关系，平衡场内与场外直接融资的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兴起为中国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但也加速了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进程。金融结构的调整伴随着金融改革和创新，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是应对中国金融新常态的必然选择。为了适应这一新常态，需调整股票市场功能，发展场外直接融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场外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忽视其作用将限制创新。风险投资和创业投资在技术创新融资支持中扮演关键角色，而债务融资和场内股权融资存在局限性。因此，应重视场外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推动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资本市场，鼓励股权众筹和P2P借贷等新兴互联网金融方式，以及大企业开展场外直接债务融资。

加强场内与场外市场之间的联系同样重要，互联网金融作为新兴业态正在改变金融业态，以及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然而，这也带来了一些潜在问题。因此，提出以下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建议：坚守诚信底线，服务于实体经济，重视信息收集和生产，以及实施良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

第6章 金融结构新趋势

在经济新常态下，金融风险表现出复杂性、紧耦合性、传染性和渗透性，其根源在于实体经济无法支撑金融活动的信用流或金融资产价格。针对中国金融风险，分析显示杠杆率上升、银行体系不良贷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和公开债务违约等问题。为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建议改革金融监管体制，加强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实施存款保险制度。

金融风险的主要特征包括复杂性、紧耦合性、传染性和渗透性。降杠杆的途径和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机制需要建立，信用与资金借贷机制的重要性不容忽视。证券公司在资本市场中应遵守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

政府调控经济时应更加合理，货币政策要稳健，避免过度刺激。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和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要有差别性监管，并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方面，应细化银行贷款风险权重，并根据宏观经济环境调整。

政府参与金融风险救助与化解时，不能助长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旨在保护存款人利益，稳定金融秩序，并对未来金融体系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存款保险制度对中小银行的冲击较大，建议内部掌握评分水平，仅对外公示评级等级。通过差别化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对小银行的冲击，并关注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分支机构是否参与存款保险的问题。早期纠正机制和正向激励机制的重要性被强调，以提高金融体系稳定性并减少道德风险。

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需要全面覆盖的监管措施，包括改革现行金融监管体制，实现功能型监管，并强化央行在风险管理中的作用。

第7章 化解金融风险的新途径

近年来，中国信用债券市场的风险演变呈现出新的特点。风险从民营企业向央企和地方国企扩散，且趋向于那些评级较高、股东背景较强的企业。在行业分布上，违约风险不均，主要集中在产能过剩的行业。高杠杆、治理不完善和持续亏损等问题是导致违约的主要原因。

这些违约事件对债券市场的融资功能产生了冲击，二级市场也受到波及。尽管违约事件给市场带来了负面影响，但适度的违约有助于市场的成熟和价格信号功能的提升。未来，债券市场的信用前景将受到宏观经济和企业微观因素的影响，因此需要创造条件以促进市场的稳健发展。

在信用风险防范和稳健发展方面，债券市场面临多重挑战。企业必须将信用视为信仰，谨慎评估自身的负债能力和发展前景，以防止违约风险的发生。中介机构应尽职尽责，克服利益冲突，提升服务水平。评级机构需保持客观公正，强化担保人约束，完善司法救济制度，降低司法成本，并提高集体行动能力。同时，加强投资者保护，完善偿债保障条款，规范债券持有人会议和受托管理人制度。

此外，债券市场的创新应在确保不放大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并警惕风险传染。企业需要提高负债管理水平，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确保可持续发展。政府及监管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维护市场秩序。债券市场参与者应共同努力，以实现市场的长期稳定和健康发展。

第8章 信用债券市场风险新生态

在当前经济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经历了显著变化，要求调整策略以适应新的经济环境。货币政策的新思路着重于中性货币政策、优化资金使用效率、总量稳定、结构优化和定向调控。中性货币政策旨在不干扰经济均衡的自我实现机制，而优化资金使用则关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此外，存款准备金政策的运用等操作手段也相应调整，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

央行针对新常态下的调整，特别是对“三农”和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通过降低符合条件的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鼓励金融机构增加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同时，央行下调了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的人民币存准率，以提升企业资金使用效率并扩大消费。这些措施旨在优化信贷结构，增强金融机构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确保货币政策的总量均衡和结构调整。

在调控广义信贷方面，央行指出由于债券发行市场的高度市场化，其不能直接控制发行额度。因此，央行主要通过影响借款者的债务融资成本来调控广义信贷总量。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利率的期限升水或风险溢价稳定性以及借款者对利率变化的敏感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立和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以更好地调控利率的期限结构。

整体来看，央行的货币政策调整旨在维护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市场流动性，避免全面宽松政策，同时注重总量需求和结构优化原则。这些调整反映了央行在适应经济新常态过程中的审慎态度和前瞻性思维。

第9章 货币调控新体系

在我国，再贷款这一货币政策工具经历了从主要手段到作用减弱，再到重新上升的演变过程。起初，它是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核心工具。然而，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再贷款的作用逐渐减弱。近年来，随着经济新常态的到来，再贷款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再次上升，功能也得到拓展。

央行不断创新再贷款工具，扩大抵押品范围，引导信贷结构调整，管理市场流动性，维护金融稳定，引导和管理市场利率。这些变化使得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更加灵活，有助于实现总量和结构的双重目标。

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作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在我国的金融市场中的运用及其影响备受关注。这种工具通过金融机构的优质信贷资产作为质押，向其提供流动性支持，以解决中小金融机构合格抵押品不足的问题。虽然有人将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与中国版的量化宽松政策相提并论，但实际上两者存在本质区别。

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主要是为了适应新的经济形势，扩大抵押品范围，丰富再贷款的工具。它不仅有助于缓解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紧张状况，还能调整流动性和信贷结构，引导信贷资源流向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然而，在使用过程中，还需注意与其他政策工具的协调使用，避免行政化干预，以及防范道德风险和不良贷款风险。

再贷款工具的不断创新和拓展，为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再贷款在货币政策中的地位将更加重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央行将继续完善再贷款工具，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有力保障。

第10章 中央银行贷款新工具

下篇 开放视角

人民币汇率新机制作为经济市场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与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2015年，央行对中间汇率机制进行了调整，此举既彰显了市场放权，也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这一改革旨在稳定外需，实现经济内外均衡。

人民币汇率改革短期内可能加剧资本外流，但央行将通过市场化手段稳定汇率。此次改革提高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使其更灵敏地反映国内外经济基本面的变化，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铺平道路。

汇率水平的调整对经济具有重大意义。汇率机制的改革为资本账户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有力支持，并产生中长期影响。同时，汇率水平的波动具有周期性，美元升值和贬值周期反映了市场化汇率波动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调节作用。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国内货币政策、金融机构信贷、资本外流、资产市场以及利率等方面均有影响。贬值预期可能导致资本外流，但人民币贬值被视为策略性调整，有利于经济稳增长。此外，汇率贬值可能影响通胀率，但其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如贸易结构、货币供应等。

综上所述，人民币汇率新机制的实施，有助于我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提升国际地位，并在应对外部经济波动时更具韧性。在改革过程中，央行将密切关注汇率变化，运用市场化手段稳定汇率，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第11章 人民币汇率新机制

中国经济全球化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导致外汇储备从依赖特定汇率机制和贸易顺差积累转向下降。这一变化反映了贸易顺差减少、资本流动逆转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过去，外汇储备的积累对于调节国际收支、维护国家信誉、稳定汇率以及抵御金融风险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在经济新常态下，储备规模下降已成为趋势。

外汇储备的下降对金融市场，尤其是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这一变化提升了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为央行提供了新的货币调控手段。外汇储备下降也为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提供了可能，有助于推动中国金融深化。同时，央行能够通过资产结构调整，利用再贷款在货币调控、流动性保障和金融市场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

这一变化为我国经济金融体系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机遇。外汇储备的减少要求中国灵活应对流动性问题，确保金融稳定。在货币政策层面，外汇储备下降增加了政策制定的空间，使得央行能够更加精准地调控货币供应。此外，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有助于提高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促进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外汇市场方面，外汇储备下降使得人民币汇率更加灵活，有利于市场供求关系决定汇率水平。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外汇储备的减少有助于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提高其在国际支付和储备货币中的份额。

同时，外汇储备下降也带来了挑战。例如，需要加强国际收支管理，确保外汇市场的稳定；优化资产结构，降低金融风险；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实现经济平稳增长。

面对外汇储备下降带来的挑战，我国应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强外汇市场管理，维护汇率稳定，避免市场波动过大。

2. 优化资产结构，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率。

3. 完善金融体系，提高金融风险防范能力。

4.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经济风险。

5. 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力。

总之，外汇储备下降是我国经济金融体系面临的新挑战。通过采取有效措施，我们可以将这一变化转化为新的机遇，推动我国经济金融体系的持续健康发展。

第12章 中国外汇储备新走向

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中国加入SDR货币篮子，标志着国际货币体系治理机制迈入新阶段。但这并非人民币国际化的终点，中国还需在资本账户开放和债券市场深度发展等方面持续努力，以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重要作用。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旨在构建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的成立也标志着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影响力增强。

历史上，英国和美国都通过持有大量黄金储备来提升其货币的国际地位。对人民币而言，增加黄金储备有助于其摆脱“美元影子”，成为独立货币。同时，债券市场的发展对人民币发挥国际储备货币职能至关重要。一个发达、开放的债券市场是必不可少的。文章还讨论了中国债券市场的发展现状和对外开放的进展，并提出了进一步推进债券市场开放的措施。

全球经济多极化的发展，使得原有的国际金融秩序难以适应新常态。IMF和世界银行在许多事务中显得力不从心。亚洲地区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巨大，但原有机构难以满足。中国倡议的亚投行顺应时代潮流，不仅有助于改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还能促进经济一体化，改变全球储蓄剩余配置。欧洲国家对中国参与解决债务危机的认可，进一步推动了亚投行的发展。亚投行旨在建立环境友好型廉治金融体系，与现有多边机构互补而非竞争，未来可能演变为全球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第13章 全球金融新治理的中国方案

近年来，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以往以FDI流入为主导转变为资本净输出国。尽管FDI流入有所减少，金融资本流入却相对增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外金融投资正同步增长，导致私人资本净流出。在此背景下，中国官方资本输出的形式、目标和目的亦经历重大变革，私人资本输出比例有所上升。

随着中国金融体系影响力的增强，外部风险传染性和金融脆弱性也日益加剧。面对这些挑战，中国需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完善监管体系，推动货币政策转型，并深化国际合作。

在国际资本流动方面，尤其是资本账户开放后，官方资本流入占比预计将大幅提升，而私人资本流入占比将相应下降。这一趋势得益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和全球各国对官方储备资产配置多样化的需求。同时，中国资本账户的开放也使得主动型资本流动更为活跃、广泛，被动型资本流动逐渐向主动型转变。

然而，这种新趋势也可能带来一系列不利影响，如金融脆弱性增强、对外债务风险上升和对外投资风险增大等。因此，中国仍需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完善监管体系，推动货币政策转型，并加强国际合作。

具体而言，中国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加强国内金融市场建设，提升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2. 完善监管体系，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3. 推动货币政策转型，适应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势。

4.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金融风险。

5. 深化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地位。

6. 拓展对外投资渠道，降低对外投资风险。

通过以上措施，中国有望在全球资本流动新格局中保持稳定发展，实现经济持续增长。

第14章 中国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油价上涨对全球国际收支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石油输出国因油价上涨而获得巨额贸易顺差，积累了大量石油美元。然而，这种经济结构使得石油输出国的储蓄和资本盈余高度依赖石油价格。2014年下半年以来，国际油价暴跌，对国际货币资本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石油输出国面临财政赤字、债券收益率上升、外汇储备下降和货币贬值等问题。

与此同时，油价下跌对主要石油输入国如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产生了积极影响，降低了通胀率，维持宽松货币政策，降低了债券利率。这一变化加剧了石油美元向美国的回流，以及其他非石油美元向美国的流动。

油价下跌对全球资本版图的重塑作用显著。石油输出国面临财政赤字和货币贬值，资本出逃，债券收益率上升。同时，对替代能源的资本投入也受到冲击，矿业巨头关闭美国页岩油井，油田服务公司钻井平台数量减少。然而，对石油输入国来说，油价下跌降低了通胀率，维持宽松货币政策，债券利率保持较低水平，有利于经济复苏和美元升值。

第15章 低油价重塑全球货币资本新版图

作者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研究，从过去两年的公开发表成果出发，整理组合成这本书。作者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复杂性和新趋势，虽然努力追求系统性和完整性，但仍有不足之处。书中内容曾在多个媒体发表，感谢了给予鼓励和支持的专家、学者和团队，以及合作完成的部分章节的作者。

